在当下中国翻译界，斯坦纳（George Steiner，1929-2020）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他的阐释翻译学自上世纪80年代传入后，学者们如数家珍，学生们奉若圭臬，说到或没说到点子上的论文书籍晚春蛙声般地出现。其翻译四步论已替代了严复的信达雅，成了翻译学的基石。
与之相反，如垂钓者盯着浮标一般盯着西方文学批评动态的文评家们对斯坦纳多少会有些失望，即便他贵为英国的“文化首相”。斯坦纳和学院派专事“纯批评”（pure criticism）的学者们不一样，没有推出诸如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格式塔等可资复制的文学批评公式，多数人是不能倚仗他来生产文章的。斯坦纳认为，“文学批评，尤其是当前与学院派同流合污的文学批评，不再是有趣、负责任的活动”，学院派批评家们沾沾自喜地在“文学内部”嬉戏，鲜少顾及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文评家要走出“文学内部”这个封闭的圈子，“拒绝想当然”，“带着与生俱来的惊奇”观照人世百态，因为“最有活力的现代批评……都将文学批评当成了社会批判”。斯坦纳自己身体力行，只是出了文学的藩篱，他有时未免“此间乐，不思蜀”，单纯地做起了社会批判。
原文 ：《虚妄与教养》
作者 |广西民族大学 龙靖遥
图片 |网络
斯坦纳之问
在斯坦纳批判的社会现象中，最吸引他的莫过于20世纪纳粹德国对犹太人进行的那场大屠杀了。许多刽子手受过良好的教育，平常弹钢琴，听古典音乐，看歌剧，欣赏名画，读歌德，讨论哲学问题，举手投足完全是绅士和淑女的派头，但是他们照常到集中营上班，打人杀人，习以为常。
教养对兽行起不到丝毫作用，那些充满着悲悯、救赎、奉献的文化艺术明明是思无邪的呀！高雅文化和非人性的行为之间莫非存在着某种纽带？文明自身莫非有某种东西为野蛮铺平了道路？
斯坦纳给出了肯定的回答。犹太人为西方文明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最突出的莫过于《圣经》，它为西方世界带来了秩序，把他们变成了文明人。
然而带来秩序的同时，《圣经》也在某种程度上为后世的犹太人埋下了祸根，这个祸根可能就是《圣经》证明的“选民”观。犹太人认为，上帝把犹太人从所有族群中挑选出来，赋予他们伟大的使命，让他们完成自己的宏大计划，因而犹太人是上帝唯一的宠儿。
在斯坦纳看来，现代国家的基石是民族主义，它是现代社会的毒素，是世界纷争的根源，它的源头有可能是选民观。民族主义者认为，某一特定族群先天优于其他族群，这一族群的独立、排外、扩张是天赋的权利。民族主义或许是对选民观的承袭，二者本质上都属于种族优越论。
上世纪30年代，纳粹党人在德国掀起民族主义浪潮，他们认为，雅利安民族历经冰川纪的严酷考验而幸存了下来，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这个民族有义务也有权利帮助那些蝗虫一般繁殖的犹太人、斯拉夫人和蒙古人等劣等种族在地面上消失。这一观念通过现代的宣传工具得以反复向人们灌输，于是他们对犹太人的清洗就成了荒谬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似乎合情，合理，亦合法。
人类的虚妄
选民观无疑起到了示范性作用，但它不一定就是民族主义的源头，民族主义更有可能源于人类的虚妄。人天生就以自己为中心，弗洛伊德用“自我”（ego）一词来概括这种心理。
自我的扩大是家庭。有个寓言，说的是两兄弟争夺家产，正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忽然有贼人入室，兄弟俩勠力同心，把贼人赶跑，然后继续厮打。家庭再扩大是家族，继而是村、镇、县、市、省、国、洲等，不一而足，地域主义和民族主义最终应运而生。由自己与他人的亲疏远近形成的“亲和力”是民族主义的基础。
人总是相信或者愿意相信自己优于别人，即使他意识到自己不如别人而承认了这一事实，这终究是无奈之举，一旦有机会超越别人，他会毫不犹豫，鱼跃龙门。这是人的天性，它与生俱来，延绵不息。尼采认为，人生而为人，都有征服他人控制他人的冲动，这种冲动叫权力意志，是人就会受制于它。
人有出人头地的冲动，扩而大之，族群也一样。没有哪个民族会甘心屈从于另一个民族的统治，受压迫民族总是要摆脱他族的奴役，争取独立，实现强盛。自强不息不仅是个体的使命，也是民族的使命，这不仅仅是生命冲动的驱使，也是生命延续的必要。既然要出人头地，个体和族群可能都会努力把自己的优越性事实化与合理化，只是未料，有时候竟然有极端的对其他个体和族群的污蔑与迫害。比如希特勒把犹太人当成蝗虫来消灭，大作家杰克·伦敦把华人称作“黄祸”，20世纪初日本人种学家证明日本人属于白人。这便是人类的虚妄。
虚妄的底气
人要高人一等，这不光体现在金钱和地位上，还体现在教养上，教育程度高是优于他人的明证。“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中国的“六艺”和西方的“七艺”古时是贵族才能学的，学“艺”确保了他们高人一等。“状元”的身份在中国一直是一种资本，不管是个人还是群体。各机构排国家座次时，国民教育程度也是至关重要的依据。
教育不光要教人吃饭的本领，还要教人知书达理，让他们变得有教养。英国贵族学校教文学、数学、哲学、美术、音乐等“毫无用处”的课程，斯坦纳称之为“无私心的”高雅文化，其目的是提高人的修养，让人变得温文尔雅、风度翩翩。蔡元培担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时，就曾首推“无私心的”美育。
然而教养一定会消除偏见，克制行止，让人善待同类吗？明治维新之后，有了“教养”的日本人陡然生起睥睨一切的豪气，欺负起“落后”的邻居。上世纪初，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后，旋即吸引来许多西方的考古学家和探险者，他们以极低廉的价格获得了大量珍贵典籍和壁画，运出中国或散落民间，严重损害了莫高窟和敦煌艺术的完整性。
又比如，17世纪，有“教养”的英国定居者的来临，给居住在北美东部的印第安土著居民带来了他们历史上的最大危机。高雅文化有时不仅没有消除“才子”对他人的偏见，反而会助长偏见，因为高雅坐实了他们高人一等。
教养对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意义自然毋庸置疑，但我们同时还要警惕，人的虚妄与生俱来，我们（比如伏尔泰）一厢情愿地认为教养能消除人的虚妄，而实际上教养有时非但没能消除虚妄，反而可能成为虚妄的底气。
有时高雅文化让人成为某一群体中的天使，又让他对另一群体露出撒旦的面孔。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02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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