間諜鬥爭歷史悠久
在我國古代，王朝的統治經歷多次統一和分裂的洗禮。早在先秦時期，殘酷的政治勢力鬥爭開啟了間諜的歷史，已知最早記載我國古代間諜活動的是夏代少康時期，《左傳》載：“少康使女艾諜澆，遂滅過、戈”。
開始時，“間”和“諜”意義有區分，《禮記》載：“以中情出，小曰間，大曰諜”。春秋時期，《孫子兵法》最早從理論上系統地論述了“用間”（用間諜偵查敵情），隨後戰國期間，“間諜”連用——《六韜·王翼》：“遊士八人，……，以為間諜”。
而間的繁體字，表明古人早已洞悉間諜工作的“真諦”：尋找間隙、鑽空子以偵察敵方的虛實。由於這是非常秘密且細緻的工作，所以古代又把間諜稱為“細作”“奸細”。
間諜罪的產生及發展
史實證明，有效的諜報往往能在鬥爭中佔據先機。因此，古人很快認識到保守機密和反奸防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周易》中提出“君不密則失臣 , 臣不密則失身, 幾事不密則害成”，《周禮·秋官司寇》中規定：“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盜取國家機密）……三曰邦諜（為外國作間諜）……”開始將間諜活動作為犯罪處罰。
東周衰落，諸侯紛爭，間諜活動“野蠻生長”，湧現出了很多我們耳熟能詳的間諜故事：成功的像蘇秦、張儀連橫合縱之間開展諜戰；失敗的則有鄭國赴秦做間諜修鄭國渠，反而助秦國力大增等。
及至秦始皇吞二週，掃六合，從秦朝開始到清朝末期，伴隨著封建王朝在中國的統治，我國曆朝對間諜罪的法律規定呈現如下特點：
對間諜活動作重罪論處
《唐律》中關於間諜罪的“征討告賊消息”條規定：“諸密有徵討而告賊消息者，斬；……其非征討而作間諜，若化外人來為間諜或傳書信與化內人，並受及知情容止者，並絞”。
反映李世民接見吐蕃使者的《步輦圖》
《宋刑統》律文大體與《唐律》相同。《明律》在唐律基礎上進行了合併調整，有關間諜罪的“盤詰奸細”條規定：“凡緣邊關塞及腹裡地面，但有境內奸細走透消息於外人，及境外奸細入境內探聽事情者，盤獲到官，……得實，皆斬。”《大清律》的“盤詰奸細”則和明朝基本一致。
從清院本《清明上河圖》（局部）可看出，時人對奸細頗為防範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儘管中國古代法律在儒家學說影響下有“上請”“親親得相首匿”等刑法原則，但是對間諜這樣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並不適用。
對間諜行為進行分類
《唐律》中將間諜罪分為四種情況：一是把軍事征討信息提供給境內外敵對勢力；二是把其他國家秘密提供給敵對勢力；三是外國人私入中國境內或傳信給國人以刺探情報；四是接收外國間諜的書信或容留隱藏外國間諜。
明、清對奸細的認定主要是給境外敵對勢力做間諜，不過“漏洩軍情大事”中也規定，若將朝廷收捕反逆賊徒機密大事“
有心洩於敵人，作奸細論”。
反映清軍作戰的《平定準部回部得勝圖-和落霍澌之捷》
區別漏洩罪與間諜罪
從現有文獻資料來看，我國曆朝均有防止洩密的犯罪和罪名，即“漏洩”和“間諜”，目的都是為了保護國家秘密。但漏洩罪的犯罪主體為一般犯罪主體，有些情況可能是過失犯罪。而間諜則不同，其完全是為了敵人刺探情報，一旦得逞危害無窮，因此必須嚴加防範。
考慮到間諜竊密一般有組織有規模，內外勾結、沆瀣一氣。《明律》還要求官員必須認真盤詰間諜的窩點、交接之人，如若失察，不論故意或過失，均須負責。
明本《清明上河圖》（局部）中，城防機構門口立著標牌上書“固守城池”“盤詰奸細”“左進右出”等醒目的大字，反映守城官員在反奸防諜方面責任重大
當然，在特殊情況下，漏洩罪也可以轉化為間諜罪，即上文提到的故意“漏洩軍情大事”給敵人。
古今中外，給一國政局帶來重大影響的間諜事件不勝枚舉。而從中國古代的法律規定可以看到，古人對間諜給國家帶來的危險早有清醒認識。
如今進入現代社會，國家有關間諜罪的法律條文或許發生了變化，但是其所反映的立法價值取向卻相對一致：那就是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一個人，不論何時何地，為了一己私利，背棄祖國從事間諜活動，不僅要受到法律制裁，更會永遠為人民和歷史所唾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