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经常引用列宁的名言告诫广大青年：“只有用人类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他自己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反复读了多篇古文名篇以及唐诗宋词，有些熟读得能够背诵。他坚持读完了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王学文的《政治经济学》。他为青少年树立了长年手不释卷、学习上永不满足的榜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胡耀邦自己刻苦读书，他要求广大青年读书就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他认为若要使我们祖国富强起来，还要跨过两条大河，一条是贫困之河，一条是愚昧之河。青年是祖国的未来，青年人要涉过愚昧之河，自然应当注重读书学习。所以，胡耀邦大力提倡青年人要读书学习。
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胡耀邦在题为《把我国青年引向最伟大的目标》报告中就提出了青年人要读书学习的问题。
他分析说，当时我国青年大部分人还没有摆脱文盲状态，团中央要带领青年实实在在地学习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使我国青年不仅要具有共产主义的思想、坚强的意志和强健的体魄，而且还要具有现代文化、技术、科学知识水平。他特别指出，青年团提高战斗力的关键是加强我们自己的学习。
他认为，青年团的同志虽然有热情，工作积极，也听党的话，但年纪轻，锻炼少，经验缺乏，思想往往存在着片面性，这是青年工作中经常产生缺点和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要摆脱这个困境，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熟悉同本行有关的科学知识，因此要刻苦读书。
他深刻指出，“我们还没有深刻了解，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是革命胜利以后青年最迫切的要求。现在这一代青年，是将来建设共产主义的中坚力量，如果现在不打下牢固的知识基础，那时便要遇到极大的困难”。
站在这样一种高度，胡耀邦身体力行，大力在全团和广大青年中提倡读书学习之风。大家常常看到他紧张地工作，不倦地学习，办公桌上放着书，从早到晚手不释卷。在他的影响下，团中央机关的同志，刻苦读书学习，蔚然成风。
1959年，他针对读书之风被反掉的情况，在一次讲话中说，从1956年起，读书之风兴了一下，但有缺点。如目的有问题，方法不对，没同实际结合，要求过高。这都是在实际工作中出的问题，提倡读书之风是正确的，后来一反，就连读书之风也给反掉了，必须再来个大兴读书之风。
他号召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即使到外地出差，胡耀邦都要带一大批书，有空就读；而且每到一地，他都要寻觅当地典籍，到新华书店选购自己所需要的书。他到岳阳视察，就到岳阳楼，重温《岳阳楼记》，竟能一字不漏地将它背诵出来。在株洲酃县（现改名炎陵县）视察，路过炎帝陵，见陵庙已毁于火灾，只剩断瓦残垣，他在这里盘桓很久，说前人对我们中华民族始祖有这份感情、这样能力建造这样规模宏伟的殿宇，我们也应有这份感情、这份能力重修炎帝陵。当炎帝陵正在重建时，他挥笔写下苍劲飘逸的“炎帝神农氏之墓”7个大字。如今他的题词刻在殿宇的石碑上，引来无数中外游客驻足观瞻。杭州会议上，毛主席讲到哲学家，列举了王充、范缜等人，其中还提到一个“傅奕”。胡耀邦回到湖南整理笔记准备传达时，起先把这个“傅奕”当作了东汉的傅毅。但转念一想，傅毅是文史学家，会不会另外还有个“傅毅”？他派人到省图书馆去查，查到了“傅奕”，他是隋唐时人，无神论者，毛主席讲“傅奕”时，还放在王充之后，柳宗元之前，可见就是这个傅奕了。经过一番考证，弄清一个疑问，他非常高兴，还特地给参加杭州会议的几个朋友写信，向大家做了介绍。
胡耀邦读书广泛又重视系统攻读马列著作。他从北京带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卷卷地通读，在湘潭县楠竹山蹲点的时候，有几天空闲，他安排来专门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那几天他足不出户，除进餐和午休之外，整天披着大衣围着火盆，端坐不动，聚精会神，边读边画杠杠和做摘记。大家跟他开玩笑说，耀邦同志这样坐下去，头上要长草了。他感慨地说，光读有什么用？用不上还不是白读？要求学以致用之情，溢于言表。事实上，他总是力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分析阐述事物，所以在新鲜感和理论色彩上，总有他独到之处。
胡耀邦十分注重从实际生活中、从生产实践中学习。他思想敏锐，思考问题极为认真，记忆力惊人，遇到什么新事物、新知识马上捕捉和研究，加以吸收。有一次，一个学过农业的干部谈农业生产时，提到庄稼需要“微量元素”。这“微量元素”立即吸引了他，他详细询问这其中都包括些什么，起什么作用。当时没有完全弄懂，回去又查了有关书籍，直到弄明白为止。在株洲醴陵，听到汇报瓷器生产的“釉下彩”，他也饶有兴趣地好一阵钻研，把每个细节都问了个一清二楚。胡耀邦对团干部读书的要求，他在报告中明确指出说：“要读马、恩、列、斯的全集，要读四书五经，要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要读完《二十四史》。这些书一共有5000万字，即使一个人一天读一万字，要读完这些书，至少也得14年。20多岁的干部按照这个方向去努力，到了40岁左右，可以成为一个学者了。”他就是这样践行的。
对于那些自己不学无术、却反对别人读书的“左”倾人物，他是不屑一顾的。1957年3月，他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左”的风气，在一次讲话中，他大声疾呼：“有人说现在许多青年埋头业务，不问政治，走‘白专道路’。我认为这话要加以分析，对所谓走‘白专道路’不要横加指责。现在国内阶级斗争矛盾已基本解决，今后更长的时期是同自然界作斗争，这就需要自然科学，需要业务知识。怎么办呢？我归纳为两句话12个字：‘埋头钻研业务，抬头瞭望政治’。”他幽默风趣的一席话，说得大家哄堂大笑。
正因为胡耀邦博览群书，学识渊博，所以，他做报告、写文章，一般不要秘书代笔，他讲话富有极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他讲话谈锋犀利，不念稿子，随口谈来，嘻笑怒骂皆成文章，而且思想深刻，观点鲜明，条理清晰。他讲话生动活泼，引人入胜，时而慷慨激昂，挥手振臂，声音洪亮，如劈雳闪电，令人振聋发聩；时而心平气和，幽默风趣，轻声笑语，似和风细雨，使人如沐春风。古人云：“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听胡耀邦讲话，常使人有这种感受。
1957年11月24日，胡耀邦在株洲主持召开中南五省（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共青团省委书记座谈会后，向株洲市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和共青团干部做了一个题为《眼光远大，坚决前进》的报告。他不要讲稿，接连讲了3个多小时，博得阵阵掌声。讲话中，他引经据典，幽默风趣，其中谈到青年人要眼光远大，要向前看，不要像申公豹那样，被人家把头割下来，向人求饶，结果把头给安装反了，成了永远向后看的怪物。《封神演义》中的这则神话故事，被他讲得活灵活现，入木三分，令人在笑声中受到教育。
胡耀邦对自己学而不厌，对别人诲人不倦。作为团中央第一书记，他时时关心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除了通过会议、文件、文章对全国部署各方面的工作以外，他本身就是一个出色的宣传员、报告员。由于他知识渊博，讲话旁征博引，妙趣横生，寓教育于风趣幽默之中，极富感染力，使听者如沐春风，受到教育而又不感到压抑。
1958年9月底他出差南阳，一天，他到市郊著名的卧龙岗武侯祠参观，祠内大殿前有一副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胡耀邦了解到，这副对联是清朝咸丰年间南阳知府顾嘉蘅为调解诸葛亮出山前到底隐居在河南南阳还是湖北襄阳这场争论而写的名联。胡耀邦看了这副对联对陪同人员说：“这副对联很有意思，我来改一改好不好？”他沉思片刻，朗声吟道：“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改出的对联，不仅通俗易懂，有时代感，还赋予了全新内容，可谓化腐朽为神奇，大家齐声夸赞改得好。
次日，给当地青年做报告时，讲到干革命要像诸葛亮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要斤斤计较个人得失，无论是大事小事，一切听从党的安排，把工作做好。他说：“你们这里有一个卧龙岗，那里挂着一副对联云：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现在借过来我把它改一下赠给大家：‘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顿时全场活跃起来，大家受到深刻的教育和文学的享受。
节选自《从红小鬼到总书记——胡耀邦》，有删减。题目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