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李林甫是盛唐時期非常重要的一位宰相，他任相長達十九年，這在宰相任期普遍在三年左右的玄宗朝是獨一無二的。但是有關李林甫的總體評價，卻自他身死之後就一直是偏於負面的。
《新唐書》將李林甫列入《奸臣傳》。而《資治通鑑》羅列李林甫的諸多罪狀，並得出他“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的結論。至於筆記小說，更是對李林甫的形象進行了極盡可能地醜化，“口蜜腹劍”這一成語最初就是用來形容李林甫的。直至今日，仍就有很多人深受傳統認識影響，或強調唐玄宗的用人失誤，或指責李林甫的專權與獨裁，或抨擊李林甫的道德敗壞，甚至斷言李林甫是個有反叛之心的歷史罪人。總之，都認為李林甫的陰謀詭計勝於他的才幹。
但是，為什麼如此人物，唐玄宗卻任相如此之久呢？唐德宗對此顯然也是大感困惑，提出“以玄宗英特之姿，何始不察耶？”一位政府首腦僅靠政治陰謀霸佔相位長達十九年之久，這有可能嗎？“開元全盛日”的盛世景象，是在李林甫任中書令四五年之後出現的。這一現實背景也足以印證，李林甫對於玄宗朝有著不可忽略的貢獻。對李林甫持全面否定態度的傳統認識，可能是另有隱情，但是對於歷史人物務必要做到客觀公正的評價，要從全局認知，不能因為有一些錯誤的行為，就全盤否認一個歷史人物。本文首先關心的是李林甫入相的問題。李林甫因何而入相？入相後因何而取代張九齡成為中書令？又因何而久掌權衡將達半個玄宗朝？這些就是本文試圖討論的問題。
一 、李林甫入相的背景
據《舊唐書》記載：開元二十一年（733）十二月，李林甫升任黃門侍郎不久，唐玄宗就將宰相蕭嵩與韓休雙雙罷免。這種情況並非初次出現。其原因除了宰相自身的不和之外，更重要的是朝廷又出現了新的問題亟待解決。《舊唐書·玄宗本紀》記載道：
是歲，關中久雨害稼，京師飢，詔出太倉米二百萬石給之。二十二年春正月己巳，幸東都。
開元二十一年，由於關中久雨，糧食歉收，京師出現了糧荒。玄宗迫不得已，駕幸東都。這已經是唐前期的一項基本慣例，即所謂“逐糧天子”。但是開元二十一年的情況，比往年來得更為嚴峻。皇帝不僅被迫東幸，而且整個京畿地區還出現了“谷價踴貴”的經濟危機。
據《唐代糧價研究》統計，這次的“谷價踴貴”是整個玄宗時期，唯一的一次糧價上漲。而且漲幅巨大，鬥米達五十錢，是平時平均物價的三倍左右。這意味著供求關係的嚴重失衡。據《唐代倉廩制度初探》指出，唐玄宗因糧荒被迫逐糧洛陽，並下詔出太倉米二百萬石以給百姓。這二百萬石的出給量也非常驚人，大約為有唐二百餘年間，太倉常規年出給量的近十倍之多，可賑給四十萬戶，基本同開元間京兆府的民戶數相當。這就是說，京師幾乎所有的民戶都需要賑貸，可見災情之重。
據《舊唐書.裴耀卿傳》記載：在駕幸東都之前，玄宗獨召京兆尹裴耀卿，“問救人之術”。裴耀卿指出：
一方面祿廩增多，國用漸廣，另一方面卻陝洛陸運，無由廣致，以至於京師糧儲，尤為窘迫，諸州及三輔所貯，僅“可支一二年”。
正所謂“國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唐朝此時的狀況，已可謂是急之又急。因此，裴耀卿主張變陸為水，全力進行漕運改革。玄宗大悅，以裴耀卿為相。從此，運糧關中成為朝廷一大要務。同時，他還起復中書侍郎張九齡，與裴耀卿皆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取代蕭嵩與韓休。這便是開元二十一年末的宰相人員大調整。其背後的直接動因，就是關中地區因久雨害稼而引發的糧食危機。
換完了宰相，玄宗於次年正月按既定計劃東幸洛陽。但是糧食問題依然存在並不斷擴大。據《舊唐書》卷8《玄宗紀上》記載：
正月八日，“太府卿嚴挺之、戶部侍郎裴寬於河南存問賑給”。二十二日，“懷、衛、邢、相等五州乏糧，遣中書舍人裴敦復巡問，量給種子”。二十六日，玄宗到達東都。緊接著，二月，秦州地震，遣使存問賑恤並給復壓死之家。
可見，在民以食為天的時代，自然災害往往會帶來一定週期內的惡性循環。而且更為糟糕的是，這些出現災荒的地域，都是非常重要的主要農產區。它們基本上是東西走向，地處狹長的河、渭線上，貫穿了隴右、兩京、河南、河北諸區在內。而河南河北地區，在唐前期一直是東都糧食消費及關中糧食補給的主要來源之一。正是在這種特殊背景下，裴耀卿才迫不得已把轉運的重點，放在了江淮義倉變造米之上。
據《舊唐書》記載：由於作為就近糧食補給地的河南、河北也出現了乏糧，關中地區的物價便騰踴不止。三月，“沒京兆商人任令方資財六十餘萬貫”。二十一日，宰相張九齡欲令不禁私鑄錢，結果“公卿皆以縱民鑄為不便”，“下詔禁惡錢而已”。到四月，玄宗下詔，以“去秋不熟”
為由，命兩京國子監生徒等“暫令就舍”。
事實上，在災年，統治者除了修德、納諫、慮囚、減免租賦等常見措施外，最為實際的就是減省開支。據《舊唐書》記載：這一點，唐高宗時期就已經有諸多舊例可循，包括暫停諸學生供食，減省御馬及馬料，減諸司支料，等等。唐玄宗在開元二十二年（734）四月，不僅下詔令天下覆囚，而且令國子監學生放假，這就意味著，政府已經被迫進行財政節流。更確切地說，
朝廷已進入開源與節流並行的階段。前者即為裴耀卿的漕運改革，後者即為減少各項財政開支。這種新形勢，便成為李林甫入相的最大契機與最重要背景。
二、 李林甫入相
據《新唐書》記載：開元二十二年四月，玄宗下詔暫停對兩京國子監學生的供食。這本是無奈之舉。如果夏糧得以豐收，那麼關中地區自身的供給功能就可以恢復，這類節流措施也就不必繼續或擴大實行，但事與願違。五月八日，“京畿渭南等六縣大風雹，傷麥”，“同州尤甚”。自然災害再一次降臨，直接導致了關中農產豐收的再度無望。此時裴耀卿北運的基礎工程亦尚未完成。於是，五月十三日，玄宗下敕限制色役。因為色役免課稅也免徵行，色役偽濫無疑會減少中央的財政收入，並影響到國家的兵源基礎。因此，玄宗在京師陷入經濟危機時，下令限制色役，也是擴大財源的必然之舉。
揀選色役是一項非常複雜的工作，不僅牽涉甚廣，而且無法徑下某部某司依常式進行。此外，裴耀卿既然提到
，官僚機構臃腫是導致關中糧食供應不足的一大原因，那麼冗官冗員的減省也有必要一併進行。這些工作又該交由誰來負責？裴耀卿無暇於此。至於張九齡，據《舊唐書》記載：他自開元二十年以知制誥進入權力中樞，就與邊疆問題密不可分。四月二十三日，又發生了北庭都護劉渙“謀反”事件，唐與突騎施戰釁已開。玄宗的本意是要張九齡接替蕭嵩的位置，主持西北、東北軍政大局。所以，停減色役，解決冗官冗員等工作只能是另擇良臣。據《舊唐書》記載：或許是經過君相之間的多方考量，或許是由於韓休在位時的推薦，黃門侍郎李林甫最終被選中。於是，五月二十八日，李林甫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裴耀卿與張九齡也分別升任侍中與中書令。三相各有分工，新的中樞格局再次形成。
此後，唐玄宗也表現出了對糧儲問題的極大關注，甚至是焦慮。《舊唐書·玄宗本紀》記載道：
是夏，上自於苑中種麥，率皇太子已下躬自收穫，謂太子等曰：“此將薦宗廟，是以躬親，亦欲令汝等知稼穡之難也。”因分賜侍臣，謂曰：“比歲令人巡檢苗稼，所對多不實，故自種植以觀其成；且《春秋》書麥禾，豈非古人所重也！”
玄宗親自於苑中種麥，且率皇太子已下躬自收穫，這樣的舉動確實非比尋常。“將薦宗廟”雖不失為教育皇子的一套說辭，但是玄宗對侍臣所言亦足以表明，糧食問題成為朝廷目前最大的困擾，方是玄宗此舉的真正原因所在。事實證明，苗稼收長不良，並非臣下所對不實，而是來自於天公的持續考驗。《新唐書》卷36《五行志三》記載道：
（開元）二十二年秋，關輔、河南州十餘，水，害稼。
這已經是關中地區連續兩年秋雨害稼了，而且範圍同樣擴大到河南諸多州縣。於是，七月二十五日，唐玄宗“遣中書令張九齡充河南開稻田使”。據《舊唐書》記載：張九齡就任後，八月，“於許、豫、陳、亳等州置水屯”。這等於是由宰相直領的又一項糧食工程。據《新唐書》記載：
與此同時，裴耀卿置倉、開路、置輸場等基礎工作完成，北運開始，除江淮租米外，“益漕晉、絳、魏、濮、邢、貝、濟、博之租輸諸倉，轉而入渭”。
可見，為了解決京師的糧儲問題，已經調用了整個國家系統中幾乎所有可用的糧食週轉手段。
據《冊府元龜》記載：鑑於關輔百姓自去歲秋雨害稼之後，又承受夏秋兩季連番的風雨打擊，同年十一月，玄宗下敕蠲省京畿及關輔有損田百姓的租賦，停減州縣差科徭役與積年欠負，以及八等以下戶的地稅等。經此蠲復之後，京師財政更近空虛。在這種情況下，
李林甫的節流減省工作，也就顯得尤為迫切重要。
李林甫影視形象
據史料記載，李林甫在開元二十二年主要做了以下幾項減省。
第一，停減冗官及色役、年支、雜物等。據《唐六典》卷3《尚書戶部》記載：
度支郎中、員外郎掌支度國用、……每歲計其所出而支其所用。（開元二十二年敕，諸司繁冗，及年支色役，費用既廣，奸偽日滋。宜令中書門下與諸司長官量事停減冗官及色役、年支、雜物等，總六十五萬八千一百九十八，官吏稍簡而費用省矣。
唐朝在顯慶二年（657）共有官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到開元二十一年（733），增至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員。短短八十年間，官員增長四千餘人。吏員的擴充，恐怕亦在數倍不止。以唐人重內官輕外官的觀念，“諸司繁冗”可想而知。因此，減省冗官以及政府不必要人員，是財政節流的關鍵所在，而百司職員減省了，年支、雜物自然會隨之減省。由於牽扯到官場中盤根錯節的利益衝突，歷朝歷代的簡政省官往往都會虎頭蛇尾，有始無終。但是，李林甫在開元二十二年的冗官減省工作顯然是有成效的。除了嚴峻的財政壓力之外，還要歸功於皇帝的有力支持，以及他一向務實、幹練且高效的行政作風。《舊唐書》評價他“條理眾務，增修綱紀，中外遷除，皆有恆度”
。這可以看作是對李林甫能力的一種高度概括。
至於色役，政府在五月十三日就已經下令，限制色役的繼續增加。其實就是檢查色役偽濫，把一些不合格的假冒人員清除出去。此外，還要對現有色役進行減省。這其中包含了由冗官減省所帶來的附加成果。據《唐六典》記載，京司文武職事官有防閣、庶僕，州縣官有白直，王府官有力士。他們都屬於色役，每年僅納二千五百文，即可免課役。冗官既然減省，那麼隸屬於這些官員名下的諸多色役也就成為不必要。當役之人要麼恢復為課丁，承擔國家的全部賦役，要麼繼續繳納代役錢，只不過此時這二千五百文，便不再作為俸料的一部分撥給官吏本身，而是直接上交國庫。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都會直接增加國家的財賦收入。減省色役的一大意義也在於此。
唐朝牛車
第二，減諸司備運車。據《唐六典》卷5《尚書兵部》記載：
凡諸司有備運之車，（諸司皆置車、牛，以備遞運之事。司農等車一千二十一乘，將作監三百四十五乘，殿中省尚乘局一百乘，少府監六十三乘，……牛皆倍之。其過倍者則充營田，不足者則單駕。開元二十二年，敕量減六百餘頭、乘。）皆審其制以定數焉。
諸司皆有備運車牛，其主要用途，是為官府運輸服務。從數量上看，諸司共有車一千八百四十一乘，牛約三千六百八十二頭，共五千五百二十三頭、乘。這三千六百餘頭牛或其他雜畜，無論是從市牛的費用上，還是畜料的消耗上，都是一筆不小的開支。高宗時與開元初，就已有糧儲不足時減省御馬或馬料的先例。開元二十二年對諸司備運車牛的減省，亦屬對現有政策的改良與擴用，這些都屬於玄宗敕文所謂“不急之務，一切並停”。那麼這五千餘頭、乘的車牛是怎樣處置的呢？即“審其制以定數”
，量減六百餘頭、乘。這個減省比例約為十分之一。就減省方式而言，當與冗官的減省一致，以所屬省、寺、監、衛等為單位進行，由宰相與諸司長官酌情商定，“量事”而減，決策之後由皇帝下敕進行。這說明減諸司備運車牛，與上述冗官、色役、年支、雜物的減省，是同時進行或前後相繼的。換言之，這一時期的諸司，都經歷了從人員到經費乃至附屬配備的全方位清理與整頓。一則提高工作效率，二則減少財政開支。應該說，這些舉措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奏效的。因此，到開元二十三年，對冗官、色役、年支、舊物的括減繼續進行。需要提醒注意的是，這一系列的改革，都是在李林甫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
三 、開元二十三年（735）的節流減省
據《唐六典》記載：由於開元二十一、二年，關中地區自然災害頻繁，國運艱難，倉儲空虛，因此，玄宗在開元二十三年正月，“親籍田之禮”。籍田禮畢，又大赦天下。《籍田赦書》由中書令張九齡親草，就其內容來看，可謂是本年度的施政綱領。其中有一條，便是減省天下色役、典爰、支用及諸州貢賦。這表明，
財政節流依然是這一年政府工作的主要內容，而李林甫依然是這些工作的最高負責人。這一點，成於李林甫之手的《唐六典》，對於這部分內容務於詳納，也可謂是個極好的證明。從這個角度說，《唐六典》在某種程度上充當了李林甫政績彙總的角色。
色役，由官府僉派人戶去各級品官和官衙擔任僕役的一種差役。
第一，減諸司色役。據《唐六典》卷3《尚書戶部》記載：
凡賦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役，四曰雜徭。（開元二十三年，敕以為天下無事，百姓徭役務從減省，遂減諸司色役一十二萬二百九十四。）
這裡的一十二萬二百九十四，當以人為單位。以此而言，上年所省六十五萬餘，當以貫或緡為單位，是包含了冗官、色役、年支雜物等各項進行折算的結果。所不同的是，此次色役減省，不僅單獨下旨，而且在數目上也專列一項，這說明李林甫上一年的減省工作，達到了甚至超出了預期的效果。畢竟，它對於緩解中央的財政壓力而言，較之裴耀卿的運糧與張九齡的種糧，更直接也更易於見效。更何況，中央也可以藉此機會，將往年積弊一併清除。
第二，停減年支雜物與括舊物。據《唐六典》卷19《司農寺》記載：
凡京、都百司官吏祿，皆仰給焉。（每年支諸司雜物，各有定額。開元二十三年，敕以為費用過多，遂停減光祿寺、左·右羽林、左·右萬騎、左·右三衛、閒廄使、五坊使、洛城西門、東宮、南衙諸廚及總監、司農、鴻臚等司年支雜物，並括少府監庫內舊物四百餘萬。）
唐朝官員的辦公時間，為“日出而視事，既午而退”。 也就是說，上班的官員要在官廚吃一頓飯。而且，流外常上者以及諸學生等宿衛當上者、散官五品以上當上者，甚至部分“雜任”，也都可以在官廚吃飯。可見官廚費用之大。李林甫開元二十三年對上述官廚的減省，可分兩種情況：一種是官廚的整體裁撤或合併，第二種就是對官廚的支用進行減省。而這兩種情況，也都必然與冗官冗員的減省密切相關。
除了官廚或官廚的支用被部分停減之外，京、都苑總監與九成宮總監，以及司農寺、鴻臚寺的年支雜物亦被減省。各宮苑本就是苑內官屬的禽魚果木供給地，而司農寺廣納天下租稅，鴻臚寺賓待四夷君長，這些部門的年支雜物略有減省，倒也無關緊要。少府寺，乃天子私藏之府庫，對其庫物進行檢括，也不失為一次特殊的財務審計，也是一種有力的開源措施。可見，
開元二十三年的工作進行得相當全面且徹底。
此外，李林甫在開元二十三年，還有一項更為重大的工作，那就是“減冗散官三百餘員”。對此，《唐六典》注述甚詳。此次機構精簡，直接構成了開元二十五年官制的成熟與定型。
小結：
總之，開元二十一年，由於秋雨害稼所引發的京師糧食危機，不僅是裴耀卿與張九齡入相的直接動因，同時也是李林甫次年入相的真實背景。為此，裴耀卿主漕運三年，運糧七百萬石。張九齡也在河南、淮南開置水屯一百餘。但是，就其結果而言，並未達到唐玄宗李隆基的期望，反觀李林甫，他自入相之後，充分運用自己對百司制度的瞭解，以及自身強悍的行政執行力，對形近臃腫的官僚隊伍以及龐大的支用系統，進行了最大限度的瘦身。方式是健康的，結果也是顯著的。他最終也獲得了唐玄宗的賞識與信任，並且一步步走向唐帝國的權利中樞，最後在盛唐時期，任相長達十九年。
參考資料：
《舊唐書》《新唐書》《唐六典》
《大唐新語》《資治通鑑》
《唐代糧價研究》《唐代倉廩制度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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