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一種傷是我不想與你分離。
饒平如和毛美棠是一對門當戶對的夫妻。他們的家鄉是江西南城，兩家父輩開始就是至交。
饒平如的祖父在清朝時做過三品大員，到父親這一代，仍是富裕之家。饒平如的少爺生活一直持續到18歲，在這以前他從沒吃過苦，“家裡有燒飯的大師傅，有黃包車”。
毛美棠的父親在江西開中藥鋪，在漢口還經營著錢莊和土特產，也是個殷實人家。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作為一名熱血青年，饒平和一心報國，他想去抗日。
1940年，饒平如上高二，他等不及高三畢業，就去江西上饒，考取了黃埔軍校。
饒平如的父親曾給他介紹過幾門親事，但他都以“前線抗日、生死未卜”為由推脫了。其實他內心對婚姻這件事有點迷茫，他還沒想好要找個怎樣的人生伴侶，直到他見到美棠。
饒平如和毛美棠其實是見過的。
那時饒平如11歲，毛美棠8歲。饒平如和她待了一個下午，倆人沒說什麼話。誰沒想到，這一對小兒女長大了會做夫妻。
抗戰勝利後，父親讓饒平如請假回家，然後就把他帶去了美棠家。饒平如說，長大後的第一次見面，他和毛美棠沒有說話。
年輕人正是害羞知恥的年紀，連細細打量對方都不太好意思。饒爸爸拿出一枚金戒指交給了毛爸爸，美棠手上就被自己的父親套了一隻金戒指，如此便是訂了婚。
饒平如說，“我們倆的婚姻雖然是父母定的，但是雙方都沒有反對，內心也是同意的。”，
美棠活潑美麗，當時有不少人追求，“她那時候是多麼活潑時髦的女孩子啊。她喜歡和女友到舞廳去跳舞，還特別喜愛唱歌，把紙捲成紙筒就開始唱起來”。
跟所有含蓄的中國人一樣，愛是很難說出口的。
於是饒平如和美棠坐在公園的長椅上，唱給她聽：“Oh，Rose Mary，I love you”。
1949年，饒平如和毛美棠不忍拋下父母去臺灣，就到貴州去投親。
這一對從小嬌生慣養的夫妻，他們曾經住過只有一張木板床，床腳便是皮箱。“中秋節得了兩塊月餅，兩個人就躺在床上，一邊吃月餅，一邊賞月。”
他鄉謀生不易，1950年這對夫妻回了故鄉。饒平如開的麵館不過5個月就關了門，他又去學會計，還在菜市場門口擺攤賣過辣椒。
1951年，舅舅引薦饒平如到上海在江寧路上的大德醫院做會計，還兼職做出版社編輯，每個月有240元的收入，而當時人均工資只有幾十元。
“那是我最風光的日子，美棠不用工作，在家做全職太太。”
到了1958年，饒平如被打成“反革命”被送到安徽六安某農場接受“勞動改造，夫妻分隔兩地足有22年又兩個月的光陰。
在這22年多的時間裡，書信是他們唯一的聯繫方式，每月平均要寫兩封。饒平如看完了，就把這些信鎖在木頭箱子裡，一封都沒有遺失。在等信的日子裡，他把信取出來再讀一遍。
美棠寫給他的，是家裡的柴米油鹽瑣碎事。夫妻倆相隔那麼遠，他是她的丈夫也是孩子們的父親，家裡的事情應該讓他知道，這樣他才能對他們的變化了如指掌。
這往來的書信是一種情緒交換，有些事即使解決不了，抒發出來也就痛快了。在艱難的歲月裡，他們彼此安穩，互相做對方精神上的依靠和心靈的歸處。
22年他們寫了上千封信，信長，情也長。
為了貼補家用，美棠去上海自然博物館拉水泥，一個月賺十幾塊錢。
毛美棠還給婦嬰旅社做過勤雜工，做過月餅廠的女工，在紙廠做揀紙工。錢不夠用，她不得不一次次變賣自己的衣裳首飾。
“美棠原本想留一對金鐲子給女兒，但是實在沒辦法，第二天必須要去舊貨店了，她就把鐲子套在女兒的手腕上睡了一夜。”
在糧食緊缺的1959年，饒平如因為營養不良，全身浮腫。正在此時，美棠寄了一瓶乳白色的魚肝油。這太有用了，饒平如把半瓶魚肝油倒在熱氣騰騰的米飯裡，米飯又香又軟，真是妙不可言，非常舒服。兩天後，饒平如的浮腫就消失了。
在勞教的22年裡，饒平如一年之中只有春節可以獲准回一趟上海的家。
為了這短短的相聚，他向同事借一個月工資，提前買些花生、瓜子、雞蛋等年貨，自己挑著120斤重的擔子走五六里路去汽車站，轉貨車。再從上海北站往家疾走上兩個多小時。
那些苦和難，他們都忘了，記住的只有春節時歡樂：孩子們興高采烈地吃著乾貨，而饒平如吹起口琴，美棠又唱起了歌。
饒平如說，他們雖是奉父母之命的婚姻，可是如果讓他自己去找，他怕是也找不到像美棠這麼合心意的妻子。
所以他們就是天作之合。
毛美棠病重的時候，八十多歲的饒平如“坐在地板上嚎啕大哭，終於知道她真的好不了了”。
2008年3月19日，離他們60年結婚紀念日還有5個月的時候，毛美棠去世了。
饒平如消沉了一陣，又重新拿起畫筆，
“那些畫面就像是一直在我腦海裡的底片，我就想拿筆把它們畫出來。”
從妻子對著鏡子塗口紅，到流下最後一滴淚。
美棠一直是他的心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