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一种伤是我不想与你分离。
饶平如和毛美棠是一对门当户对的夫妻。他们的家乡是江西南城，两家父辈开始就是至交。
饶平如的祖父在清朝时做过三品大员，到父亲这一代，仍是富裕之家。饶平如的少爷生活一直持续到18岁，在这以前他从没吃过苦，“家里有烧饭的大师傅，有黄包车”。
毛美棠的父亲在江西开中药铺，在汉口还经营着钱庄和土特产，也是个殷实人家。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作为一名热血青年，饶平和一心报国，他想去抗日。
1940年，饶平如上高二，他等不及高三毕业，就去江西上饶，考取了黄埔军校。
饶平如的父亲曾给他介绍过几门亲事，但他都以“前线抗日、生死未卜”为由推脱了。其实他内心对婚姻这件事有点迷茫，他还没想好要找个怎样的人生伴侣，直到他见到美棠。
饶平如和毛美棠其实是见过的。
那时饶平如11岁，毛美棠8岁。饶平如和她待了一个下午，俩人没说什么话。谁没想到，这一对小儿女长大了会做夫妻。
抗战胜利后，父亲让饶平如请假回家，然后就把他带去了美棠家。饶平如说，长大后的第一次见面，他和毛美棠没有说话。
年轻人正是害羞知耻的年纪，连细细打量对方都不太好意思。饶爸爸拿出一枚金戒指交给了毛爸爸，美棠手上就被自己的父亲套了一只金戒指，如此便是订了婚。
饶平如说，“我们俩的婚姻虽然是父母定的，但是双方都没有反对，内心也是同意的。”，
美棠活泼美丽，当时有不少人追求，“她那时候是多么活泼时髦的女孩子啊。她喜欢和女友到舞厅去跳舞，还特别喜爱唱歌，把纸卷成纸筒就开始唱起来”。
跟所有含蓄的中国人一样，爱是很难说出口的。
于是饶平如和美棠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唱给她听：“Oh，Rose Mary，I love you”。
1949年，饶平如和毛美棠不忍抛下父母去台湾，就到贵州去投亲。
这一对从小娇生惯养的夫妻，他们曾经住过只有一张木板床，床脚便是皮箱。“中秋节得了两块月饼，两个人就躺在床上，一边吃月饼，一边赏月。”
他乡谋生不易，1950年这对夫妻回了故乡。饶平如开的面馆不过5个月就关了门，他又去学会计，还在菜市场门口摆摊卖过辣椒。
1951年，舅舅引荐饶平如到上海在江宁路上的大德医院做会计，还兼职做出版社编辑，每个月有240元的收入，而当时人均工资只有几十元。
“那是我最风光的日子，美棠不用工作，在家做全职太太。”
到了1958年，饶平如被打成“反革命”被送到安徽六安某农场接受“劳动改造，夫妻分隔两地足有22年又两个月的光阴。
在这22年多的时间里，书信是他们唯一的联系方式，每月平均要写两封。饶平如看完了，就把这些信锁在木头箱子里，一封都没有遗失。在等信的日子里，他把信取出来再读一遍。
美棠写给他的，是家里的柴米油盐琐碎事。夫妻俩相隔那么远，他是她的丈夫也是孩子们的父亲，家里的事情应该让他知道，这样他才能对他们的变化了如指掌。
这往来的书信是一种情绪交换，有些事即使解决不了，抒发出来也就痛快了。在艰难的岁月里，他们彼此安稳，互相做对方精神上的依靠和心灵的归处。
22年他们写了上千封信，信长，情也长。
为了贴补家用，美棠去上海自然博物馆拉水泥，一个月赚十几块钱。
毛美棠还给妇婴旅社做过勤杂工，做过月饼厂的女工，在纸厂做拣纸工。钱不够用，她不得不一次次变卖自己的衣裳首饰。
“美棠原本想留一对金镯子给女儿，但是实在没办法，第二天必须要去旧货店了，她就把镯子套在女儿的手腕上睡了一夜。”
在粮食紧缺的1959年，饶平如因为营养不良，全身浮肿。正在此时，美棠寄了一瓶乳白色的鱼肝油。这太有用了，饶平如把半瓶鱼肝油倒在热气腾腾的米饭里，米饭又香又软，真是妙不可言，非常舒服。两天后，饶平如的浮肿就消失了。
在劳教的22年里，饶平如一年之中只有春节可以获准回一趟上海的家。
为了这短短的相聚，他向同事借一个月工资，提前买些花生、瓜子、鸡蛋等年货，自己挑着120斤重的担子走五六里路去汽车站，转货车。再从上海北站往家疾走上两个多小时。
那些苦和难，他们都忘了，记住的只有春节时欢乐：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吃着干货，而饶平如吹起口琴，美棠又唱起了歌。
饶平如说，他们虽是奉父母之命的婚姻，可是如果让他自己去找，他怕是也找不到像美棠这么合心意的妻子。
所以他们就是天作之合。
毛美棠病重的时候，八十多岁的饶平如“坐在地板上嚎啕大哭，终于知道她真的好不了了”。
2008年3月19日，离他们60年结婚纪念日还有5个月的时候，毛美棠去世了。
饶平如消沉了一阵，又重新拿起画笔，
“那些画面就像是一直在我脑海里的底片，我就想拿笔把它们画出来。”
从妻子对着镜子涂口红，到流下最后一滴泪。
美棠一直是他的心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