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戰爭因其複雜的國際背景而具有長期性、艱苦性。
第二次戰役取勝時，1950年12月3日，毛澤東在北京與金日成會談中曾經說過“戰爭有可能迅速解決”，但毛澤東同時強調，仍要做長期打算，至少準備打一年。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內閣首相金日成，號召朝鮮人民奮起抗擊美國侵略者。
第三次戰役結束後，在志願軍部隊中較普遍地產生了輕敵速勝的思想。然而第四次戰役開始以後，部隊中的速勝情緒已不復存在。隨著戰局的發展，中共中央、毛澤東對抗美援朝戰爭的長期性、艱苦性有了更清醒的認識。
1951年2月下旬，彭德懷回京向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彙報朝鮮戰場的情況。他著重彙報了志願軍在朝鮮作戰所面臨的各種困難，說明朝鮮戰爭不能速勝的理由。
在與其他軍委領導人反覆交換意見之後，毛澤東提出了“戰爭準備長期，儘量爭取短期”的方針。他說，朝鮮戰爭“能速勝則速勝，不能速勝則緩勝”。
3月1日，毛澤東在致斯大林的一份電報中明確指出：“朝鮮戰爭有長期化的可能”，“我軍必須準備長期作戰，以幾年時間，消耗美國幾十萬人，使其知難而退，才能解決朝鮮問題”。
使美國知難而退，通過談判結束朝鮮戰爭，這是中共中央在出兵參戰時即有所設想的。當戰爭長期化的趨勢日益明顯的時候，交戰雙方的談判問題就提了出來。
第三次戰役開始後，美國在其盟國的壓力下，同意就停火問題進行試探。
中朝部隊突破三八線向南挺近。
1951年1月11日，聯合國大會第一委員會通過了一項朝鮮停火和和平解決遠東問題的五步方案，並於13日轉交中國政府。這一方案的要點是首先實現停火，然後進行談判，內容包括外國軍隊分階段撤出朝鮮，召開美、蘇、英、中四大國會議，以解決包括臺灣問題和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在內的遠東問題。
對於這個五步方案，美國由於在戰場上處於不利地位，只希望立即停火，並不打算討論停火以外的其他問題。但考慮到否決這個方案將使自己在聯合國中失去支持而陷於孤立，並估計中國政府將不會接受，美國政府最終勉強同意了這一方案。
當時，中、朝、蘇三方在談判問題上採取共同立場，力求朝鮮的軍事問題和政治問題一起解決。
1月17日，周恩來在有關答覆中指出，這一方案的基本點仍然是先在朝鮮停戰，然後才舉行有關各國的談判，而先行停戰的目的，只是為美國軍隊取得喘息時間，中國政府對於先停戰後談判的原則不能予以同意。
中國政府向聯合國提議，在同意從朝鮮撤退一切外國軍隊及朝鮮內政由朝鮮人民自己解決的基礎上舉行有關各國的談判，以迅速結束朝鮮戰爭；談判內容，必須包括美國武裝力量從臺灣及臺灣海峽撤退和遠東有關問題；在中國舉行中、蘇、美、法、英、印度、埃及七國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即從舉行七國會議起予以確定。
這一提議被聯合國拒絕。在美國的壓力和影響下，聯合國大會於2月1日通過決議，誣衊中國“進行侵略”。這一輪外交較量表明，雙方的主張相距甚遠，停火不是近期能夠實現的。
儘管朝鮮戰爭一時尚不可能停止，但在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打擊下，美國政府不得不對其侵朝戰略方針作出調整。
英國倫敦市人民遊行示威，反對政府派兵幫助美國侵略朝鮮。
1951年3月，以英國為代表的其他歐美國家政府公開聲明，主張改變朝鮮戰爭政策，反對“聯合國軍”再次越過三八線，反對擴大朝鮮戰爭。
美國決策者也被迫承認，朝鮮戰爭已是“在完全新的情況下，和一個具有強大軍事力量的，完全新的強國進行一次完全新的戰爭。”
4月11日，杜魯門宣佈撤銷主張不惜把侵朝戰爭擴大到中國境內的麥克阿瑟的一切職務，任命美國第八集團軍司令李奇微為美國遠東軍和“聯合國軍”總司令。
這意味著杜魯門政府最終確定在朝鮮打一場“有限戰爭”，即有限度地越過三八線，以獲得有利的軍事地位並迫使朝中方面停戰。這主要是因為，美國的戰略重點在歐洲，主要對手是蘇聯；如果實行將朝鮮戰爭擴大到中國的戰略，那將是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捲入與被錯認的敵人的戰爭”。
此後，美國就停戰談判問題與蘇聯進行了接觸。
根據形勢的變化，6月初，毛澤東邀請金日成訪問北京，商談可能舉行的停戰談判的方針和方案。隨後，金日成和高崗赴莫斯科與斯大林會談。
6月中旬，毛澤東提出“充分準備持久作戰和爭取和談，達到結束戰爭”的總方針，即政治鬥爭與軍事鬥爭雙管齊下；爭取和，不怕戰，準備拖；談要耐心，打要堅決，據理力爭，直到取得公平合理的停戰。
他還提出，停戰條件是“恢復三八線邊界”。
朝鮮停戰談判地點——朝鮮古城都開城來鳳莊。
經中、朝、蘇三方協商之後，1951年6月23日，蘇聯駐安理會代表馬立克在聯合國新聞部發表演說，主張解決朝鮮武裝衝突的第一個步驟是交戰雙方應該談判停火與休戰，把軍隊撤離三八線。
30日，李奇微發表聲明，同意進行停戰談判。7月1日，中朝方面表示同意舉行停戰談判。由此，朝鮮戰爭轉入邊打邊談階段。
摘選自《中國共產黨黨史·第二卷（1949-1978）》
圖：抗美援朝紀念館圖片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