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丞相諸葛亮臨死前說“臣家有 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三國志》）；
大將軍費禕“為官清廉，家不積財，兒子皆令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費禕別傳》）；
大將軍姜維“宅舍弊薄，資財無餘”（《三國志》）；
掌軍中郎將董和“臨終時家中竟然沒有值一石糧食的私財”（《三國志》）；
車騎將軍鄧芝“樸素儉節，不積蓄產業，家人連帶忍受飢寒，死時家無餘財”（《三國志》）等。
這些可都是“中央”級的高官，絕對稱得三國曆史上廉潔奉公、恪盡職守的代表人物，生活清苦到令人難以想象。
但是，在《三國志·諸葛亮傳》中有這麼一句話：“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同時，有史料記載，自戰國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後，四川就成了中國旱澇保收的大糧倉。
對此，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在《水經注》一書中寫道：“蜀人旱則藉以為溉，雨則不遏其流。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沃野千里，世號陸海，謂之天府。”
若將前後相較之下，則給人以非常怪異的感覺，為何會出現如此之大的強烈反差？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對此，多數人質疑是諸葛亮、姜維“窮兵黷武”造成的，但也有人說是蜀漢的“地狹人稀”造成的等。
那麼，究竟是不是這麼回事呢，還是其中另有隱情？
一：“窮兵黷武”，不會搖動國本
諸葛亮、姜維的“窮兵黷武”，並不會搖動蜀漢國本。
如果說諸葛亮、姜維的“窮兵黷武”，造成了蜀漢的貧弱。縱向比較，諸葛亮5次北伐，累計出動軍力8-10萬；姜維北伐11次，累計出動軍力不會超過16萬，其中前5次每次“兵不過萬”。兩者相加，所耗錢糧確實難以數計。
但是，在諸葛亮北伐期間，曹魏累計出動軍力達50萬，其損耗也絕對是蜀漢的數倍。
同時，姜維北伐期間，大勝兩次，小勝三次，相距不克四次，大敗一次，小敗一次，曹魏的損耗同樣也是蜀漢的數倍。
其實，至於雙方究竟損耗了多少，並不是重點，重點是“樹欲靜，而風不止。”難道蜀不伐魏，魏就不會伐蜀嗎？當然不是。
例如：建興八年（公元230年）秋，處於諸葛亮第三次北伐和第四北伐的中間階段，曹魏出動三路大軍進攻漢中。
其中：司馬懿走西城（今陝西安康市西北）、張郃走子午谷、曹真走斜谷。
當時，諸葛亮駐軍於城固（今陝西城固縣東）和赤坂（今天陝西洋縣二十里）。後因連續月餘大雨，魏軍才無奈撤退。
建興十二年（公元234年），諸葛亮病逝五丈原後，蜀漢開始進入蔣琬的10年主政時期，確實是蜀漢一段難得的修養階段。
但是，到了費禕的9年主政時期，第一年便迎來了曹魏大將軍曹爽、徵西將軍夏侯玄的10萬大軍（也有史料說6-7萬）入侵漢中。
結果，曹爽被蜀漢鎮北大將軍王平和大將軍費禕逼退，而且造成士卒死傷甚多，轉運的牛馬也幾乎耗盡。因此，魏國朝中多有人譴責曹爽“虛耗國力”。
這只是敵對國的戰爭，而作為盟友的東吳，在蜀漢滅亡之際，不但未能及時伸出援手，反而還想瓜分蜀漢。
公元263年，東吳聽說蜀漢滅亡，竟然派建平太守盛曼、鎮軍將軍陸抗、撫軍將軍步協及徵西將軍留平率領數萬大軍，假借救援為名，圍攻蜀巴東守將羅憲長達6個月之久。
顯然，處於國家分裂的亂世時期，並不是說想要置身事外就能置身事外，自己想要修養生息，敵人就不會侵犯。
如同，東吳不想伐西晉，難道西晉就不想伐吳、滅吳嗎？
對此，可能有人會說，怎麼感覺總是蜀伐魏，為何魏很少伐蜀呢？其實，並不是魏不想伐蜀，而是曹魏分身乏術。
例如：魏吳戰爭。從曹丕稱帝，到蜀漢滅亡，互相用兵至少有10次之多。
同時，曹魏還先後用兵西域、平定新城孟達叛亂、安定保塞的匈奴胡薄居姿職等叛亂、鮮卑步度根與軻比能叛亂、遼東的公孫淵叛亂、高句麗東川王叛亂、內部的權力之爭（高平陵政變、魏主曹髦之死）、以及淮南的毋丘儉、文欽和諸葛誕叛亂等。
如果說蜀漢北伐是“窮兵黷武”，造成了蜀漢的貧弱、滅亡，那麼曹魏用兵如此之多，當然東吳也不少，是不是早就應該滅亡，或已貧弱不堪呢？
相反，曹魏一方反而越來越強，最終還滅亡了蜀漢和東吳。
顯然，蜀漢用兵的多寡同東吳和曹魏相較，或許對蜀漢的國力有一定的影響，但絕對不是搖動蜀漢國本的關鍵。
二：地狹人稀，不會過多影響國運
地狹人稀，並不能過多影響蜀漢的國運興衰。
滅蜀前，曹魏國土面積397萬平方公里（公元264年）、在籍人口有443萬，如果將未納入的屯戶、兵戶、吏戶、隱戶、佃戶、部曲等人群一併計算在內，則約有人口1300萬；
蜀漢，國土面積106萬平方公里，滅亡前在籍人口有94萬，如果將未統計在內的兵籍、吏籍、漏籍、蔭戶、佃客及少數民族等一併計算在內，則約有人口400萬；
東吳，國土面積145萬平方公里（262年），滅亡時在籍人口230萬，如果將屯戶、軍戶、吏戶、隱戶以及被世家門閥蔭庇的部曲、佃客等人群計算在內，則約有550萬人以上。
相比之下，蜀漢確實給人“地狹人稀”的感覺，“蜀中無大將，廖化做先鋒”的典故或許就是由此而來的吧，但“地狹人稀”應該不是影響國運興衰的主要因素。
想想曾經弱勢的漢王劉邦，不就是通過“明修棧道，暗度陳倉”衝出蜀地，打敗強勢的西楚霸王項羽建立的西漢政權嗎。
再看看後世的德國的國土面積僅有35.7萬平方公里；日本的國土面積為37.78萬平方公里；韓國的國土面積是10.02萬平方公里等國，還沒有云南省的面積大（39.4萬平方公里），但這些國家在世界上應該很少有人小瞧吧。
因此，所謂的“地狹人稀”，應該對蜀漢的國運興衰影響極為微弱。
但是，如果說到蜀漢“人稀”的問題，確實有諸多令人費解的疑惑，或許這就是影響蜀漢國運的關鍵點之一。
三：人口問題和國策問題
人口問題的本質或許是國策的問題，而國策的問題則可能成為壯大豪族門閥、削弱國力的根源。
曬曬劉備入川前、入川時以及蜀漢滅亡時的益州人口數，則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
蜀漢人口問題，其實也就是國家的財稅問題。
有數據顯示，東漢末年，益州人口約為568萬。雖然，當時群雄逐鹿、烽火四起，但是蜀地相對其它各州來說，無疑稱得上是一片樂土。
據《三國志·劉二牧傳》注引《英雄記》記載：“先是，南陽、三輔民流入益州數萬家。”可見，中原相繼有部分流亡人口遷徙到了益州。
但是，令人疑惑的是，若以此推論，就算益州也曾受到戰火波及，相對中原地區依舊要好的太多，人口也不應該縮水到劉備登基時（221年）的“其戶二十萬，男女口九十萬。”（《晉書·地理志》和《通典·食貨•歷代盛衰產門•丁中》）如此前後懸殊的人口差距，簡直讓人難以想象，究竟是怎麼造成的。
關鍵，蜀地並沒有暴發大範圍的瘟疫災害以及戰爭。
無論劉備的入川戰爭或者漢中爭奪戰，其戰爭規模絕對比不上起傾國之力的夷陵之戰，而夷陵之戰蜀軍出動的兵力也只不過5萬左右，又如何能和“數百萬人口不明去向”相提並論呢？
劉備病逝白帝城後，到了諸葛亮主政時期，他採取發展生產、獎勵農耕、注重水利、減輕農民負擔等一系列措施。史稱：“亮之治蜀，田疇闢，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無醉人。”
例如：他“踵跡增築”的“山河堰”等水利工程，至今依舊是漢中地區灌溉面積最大的水利工程。
按理，在諸葛亮的治理下，穩定的蜀漢，人口也應該有個穩定的提升期才對。
雖然，諸葛亮曾有五次北伐，但每次平均出兵也就2萬左右，最多也不會超過3萬，就算有少許損耗，而從南安、安定以及天水三地遷入漢中的百姓也足以彌補。
接著，蜀漢幾乎進入了蔣琬、費禕長達19年的修養生息階段，只是在費禕當政期動兵六次，一次擊退曹爽10萬大軍來犯，而蜀軍幾乎沒有戰損；姜維五次對魏用兵，但都是兵不過萬的小打小鬧。
所以，正常情況下，在這一階段蜀漢應該會迎來一個人口爆發期才對，可是結果並非如此。
或許，有人會說，姜維曾有11次北伐，但最後六次的每次用兵同樣不會超過3萬，而戰果也是完全在可接受的範圍內：大勝兩次，小勝三次，相距不克四次，大敗一次，小敗一次。
再說，就算北伐有人員死亡也絕對和人口的自然增長沒法相比，況且在第7次北伐時，姜維曾將河關、臨洮、狄道三縣百姓遷入川中，同樣也可抵消因北伐造成的人口損耗。
也就是說，無論是諸葛亮的北伐，還是姜維的北伐，遷入蜀地的百姓人口，足可抵消戰爭的人口損耗，豈不是幾乎不怎麼影響蜀漢人口的自然增長。
可是，《三國志·後主傳》注引王隱《蜀記》記載：公元263年，劉禪投降曹魏時，“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領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
在蜀漢劉禪為帝長達40年間，雖然南中之地偶有反覆，但也能夠很快平定，相比曹魏的用兵之多、東吳境內的叛亂頻發，蜀漢則相對要穩定的多，國內又無大點的疫情發生，人口又豈能不出現爆發式增長。
然而，40年來僅僅增長了可憐的4萬人，這怎麼可能呢？
當然了，屯戶、兵戶、吏戶、隱戶、佃戶、部曲等人口，劉備入蜀時的人口沒有計算在內，蜀國滅亡時的這些人口同樣也沒有計算在內。
顯然，蜀漢並不是人口沒有“爆發式”增長，而是增長的人口被“隱藏”了。
其實，也可以說，劉備在位時出現的人口大量縮水，則同樣被“隱藏”了。
畢竟，劉備的蜀漢地盤，可比曾經的益州轄區大了許多，但益州人口卻從東漢末年的500多萬，狂縮到蜀漢時的90萬，簡直讓人難以想象。
畢竟，人口出了問題，國家的財稅豈能不出現問題，官員們能過上如此清苦的日子，也就容易理解了。
那麼，這些縮水的人口究竟 “隱藏”到什麼地方去了？
四：理念和國策是人口隱藏的關鍵
人口問題的根源，則出在治國的理念和國策上面，而治國理念和國策的問題，又是人口“隱藏”的關鍵
通過對比魏蜀吳三國的在籍數和實際人口數的比例，會有一個驚人的發現。
- 曹魏在籍人數443萬，實際1300萬，在籍人數佔實際人數的34%；
- 東吳在籍人數230萬，實際人數550萬，在籍人數佔實際人數的42%；
- 蜀漢在籍人數94萬，實際人數400萬，在籍人數佔實際人數的23%。
顯然，相對曹魏和東吳而言，蜀漢人口數“隱藏”比重佔的比例相當之大。那麼，這部分“隱藏”人口又是如何出現的？
蜀漢立國初期，劉備、諸葛亮曾認為劉表、劉璋實施的“救濟貧弱”的德政，是以小恩小惠拉攏人心，“而樹立法律的威嚴，法律施行則會感恩，並以爵位管轄百姓，爵位增加則知道榮耀，榮譽和恩典共同施用，上下便進退有度，這才是治理國家的關鍵。”
因此，劉備、諸葛亮的治國理念是“禮、法並施，威、德並行”，強調“訓章明法”、“勸善黜惡”，也就是“以法為治國的主體，而又結合儒家教化為本。”
為此，劉備還專門組織了一個“蜀科”編寫推行小組，組員有諸葛亮、法正、伊籍、劉巴、李嚴。
雖然，據《三國志·諸葛亮傳》記載：“蜀漢雖然執法嚴峻，但公正公平，百姓無怨。”若就個別事件的公正公平而言，無論是當事人，還是周圍百姓，自然是認可的。
但是，從大的環境下，底層百姓並不能感受到朝廷的關懷與溫暖，反而容易將底層百姓推向豪門大族的“懷抱”。好比：本該國家實施的“放貸賑濟、招撫流民、以工代賑、設立粥廠”等事項，卻由世家豪族自發實施，最終得到“關懷”的百姓，是感激世家豪族，還是會感激朝廷呢？
當然是誰給好處就感恩誰，或許還會為誰賣命。在古代，諸如賣身葬母、父之類的事情還少嗎。
劉備初定益州之時，打算將成都城中的屋舍及城外的土地、桑田分賜諸將，若非趙雲堅決反對，豈不成了禍害百姓之舉。
顯然，蜀漢的發展理念主要是依靠世家豪族，而不是普通百姓。
如此以來，豪門世家則會通過各種“關懷”和“掠奪”等手段，不斷吸納低層百姓壯大自己，相對應國家的納稅人口則會不斷流失，不斷有百姓變成豪門世家的佃戶，自然也就出現了上面的人口問題。
其實，道理很簡單，有“五險一金”單位職工的歸屬感，絕對高於沒有保險的單位，爭相加入的人當然也會非常的多。
同樣的道理，此類“惠民”之舉，若被豪門大族做了，受惠的百姓對他們的歸屬感自然也就更強。此消彼長之下，朝廷威望越來越低，而世家豪族的威望則越來越高，國家又豈能不亡。
例如：世家豪族的代表人物譙周，本是個顧問類的光祿大夫，卻能力排眾議，說降蜀漢朝廷。可見，世家豪族對朝廷的影響力之大。
恰恰相反，曹魏和東吳卻在這些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工作。例如：招撫流亡、放貸賑濟、因災蠲免、移民就粟、以工代賑、設立粥廠等社會保障。
顯然，蜀漢對普通百姓“關懷”方面的工作明顯少於曹魏和東吳，人口問題則正好明顯大於曹魏和東吳。
再看看後世，世界各國都對“社會保障”工作非常重視，因為社會保障是調和統治階級和底層民眾關係的一種重要手段，同樣也是影響國家興衰的一大關鍵。
例如：英國早在1945年就實施了《家庭津貼法》；1946年實施了《社會保險法》和《國民健康服務法》；1948年推行了《國民救濟法》，並宣佈建成“福利國家”。同樣，我國目前也有較為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
畢竟，當底層百姓對國家失去了歸屬感，自然就會尋找新的歸屬感和依靠，而他們直接面對的世家豪族則是最便捷的渠道。
因此，無論是劉備立國時出現的人口嚴重縮水問題，還是劉禪稱帝40年人口增長的問題，歸根揭底還是世家豪族兼併的問題。
而最初的國策則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並最終導致94萬人口養10.2萬軍隊和4萬官吏的窘困局面，廉潔的蜀漢官員日子過得能不清苦嗎，國運又怎能長久，豈不知“水能載舟，依能覆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