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記照片中的“大眼睛”姑娘嗎？1991年，作為希望工程的標誌，國人都記住了這個8歲的安徽女孩蘇明娟，但少有人知道這張照片背後的攝影師，一個在中國公益攝影和紀實攝影界如雷貫耳、備受敬重的男人。26年前，正是他的眼睛發現了“大眼睛”，作為希望工程背後的攝影師，他改變的何止是一個女孩的命運，更是553.6萬中國孩子的命運，他的名字叫——解海龍，是河北景縣人！
他也曾說“我想上學”！
解海龍。
解海龍拍攝“希望工程”作品的時候，常常會想起小時在老家讀書的那個鄉村小學，“有種親切感”。他人生的起點，是在河北衡水景縣。
“我1951年5月出生，老家是景縣西周莊。我爸爸13歲從老家來到北京，在前門附近一家首飾行當學徒。”
解海龍是家中長子，在老家出生。解海龍4歲，跟著奶奶姥姥在村裡上學。在解海龍的印象裡，學校的房子破破的，窗戶沒有玻璃，都是那種窗戶紙。地上是磚頭，上面用木板一搭就是桌子凳子。
解海龍6歲回到北京，真正上小學是7歲半。“家裡跟我說得很清楚，到16歲必須自立，早點兒上班掙錢減輕家裡負擔。我上初二時15歲，爸爸就給我找工作，我嚷嚷說，為啥讓我去上班？我還想上學！”抗爭的結果是解海龍又回到了教室。
然而，1966年6月，那場前所未有的浩劫到來，還是讓他告別了學校。1968年2月，解海龍報名當了兵。
人生的第一部相機
解海龍曾說過這樣一句話：“我是一個非常相信照片的人。當語言在空中越飄越遠，文字在記憶深處逐漸發黃時，照片以它沉默和固執的方式停住，供我一千遍、一萬遍地默唸、撫摸和懷想。”
17歲參軍，他在海軍北海艦隊服役。18歲，他第一次接觸相機。20歲，他分配回北京工作。1984年，他進入當時的北京崇文區文化館宣傳部工作……
解海龍真正迷上攝影是因為看了一次影展，第一次被紀實攝影的力量震撼到了。回家後，他幾天睡不著覺，心中只有一個念頭：無論如何都要買個相機，我也要拍這麼好的照片！
那之後，他就天天尋思著攢錢買相機。1979年，第一次漲了工資，每個月漲7塊錢，一次性發下來一年的錢，突然有了一筆80元的“鉅款”。他“連哄帶騙”地說動妻子，人生第一臺相機到手了——海鷗牌的，87塊5毛錢。
獲獎專業戶
相機有了，解海龍又買回來一堆教攝影的書學習，並且給自己定下一個目標：每個月至少要發表3張作品！
到1984年，他已經拿下了三個全國攝影大賽的一等獎，到1989年，獲獎作品就有400多幅了，其中100多幅還是國家級的。
那幾年，因為得獎多，解海龍聽到的都是溢美之詞，直到遇見一位部隊轉業的攝影老師劉加瑞。老師看了他的作品後，直言不諱地說：你拍的片子有點淺，即便是讚揚，你也不要膚淺地去表現，藏則深，露則淺。令人喜的片子不如令人思。攝影有歌頌的，但它更大的作用是傳播、記錄，更多是傳遞一種信息，給人一種感染，一種思考。
一席話徹底擊中瞭解海龍。事後，他翻閱了世界上經典的戰爭攝影，再反觀自己拍的，只想說兩個字：甜俗。解海龍迷茫了，“攝影的本質到底是什麼？”他要去尋找一個答案。
“什麼是攝影？”
“什麼是攝影？”1987年，這個答案浮現了。這一年，解海龍去了兩個地方，一個是廣西融水，他本來是去拍少數民族過節的，偶然聽說那裡的基礎教育非常薄弱，解海龍一下子敏感了起來，於是走了80多公里，去了一個寨子。進到寨子的學校裡，聽到一個教室傳來琅琅的書聲，看到一個女老師，揹著一個孩子正在上課，解海龍一下子激動了，立刻換了個廣角鏡頭抓拍下這一幕。
後來，解海龍打聽到，女老師名叫戴紅英，28歲，有兩個孩子，大的2歲，拿繩子拴在家裡不讓跑遠，小的5個月，就揹著上課。
另一張照片是在唐山拍的，1987年，唐山大地震恢復後，舉辦了一場大型的傷殘運動會。解海龍在入場式上看到一個沒有腿的小夥子，用膝蓋在走路，還揮動著帽子向看臺上的人致意，那種精氣神一下子抓住了他。解海龍拍下這一幕，為之命名為“雄壯的入場式”。
廣西女老師和唐山運動員的照片後來都拿了全國的一等獎，但是這一次大家對解海龍的評價不太一樣了，“有深度了！”朋友們都說。他總結了很久，終於明白了老師對他說的話——攝影的本質就是記錄，好的攝影作品會提出問題，會推動社會去解決問題。那一刻，解海龍開始嚮往當一名記者。
一邊拍一邊哭
20世紀90年代，北京的發展正轟轟烈烈，解海龍卻做了一個決定：要去拍中國農村！課題都想好了：中國農村20世紀末葉基礎教育現狀調查。1991年4月，解海龍上路了。
太行山、大別山、沂蒙山、雲貴高原、黃土高原、青藏高原，哪裡窮就往哪裡鑽。吃飯買一毛錢的餅，一毛錢的雞蛋湯，一頓飯兩毛錢搞定，晚上就找老鄉家寄宿。一年下來，他跑了12個省28個國家級貧困縣，去尋訪那些最渴望知識最需要幫助的孩子。
解海龍為自己拍的一系列照片定了個主題——“我要上學”。每到一個地方，他就跟著當地的小孩一起去他們的教室上學。很多照片解海龍都是一邊拍一邊哭的，沖洗出來的時候，還要再看哭一遍。
1991年4月，在安徽省金寨縣桃嶺鄉張灣村小學，解海龍來到一年級教室，想拍一張“上課聚精會神”的孩子。抬頭，一雙大眼睛陡然映入眼簾，一下子讓他的心揪了一下，解海龍毫不猶豫按下了快門，這就是後來我們熟知的“大眼睛”。
1992年，解海龍把這一系列“我要上學”的照片交給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的“希望工程”項目，“大眼睛”那直勾勾盯著人看的眼神，幾乎打動了青基會所有人，被一致選為希望工程的標誌。
這組照片擴大了“希望工程”的影響，照片發表後第8個月捐款已達到一個億。
1994年，希望工程在人民大會堂舉辦大型義演，解海龍的56張照片同一天在人民大會堂展出，他也因此成為在人民大會堂舉辦紀實攝影展的第一人。
2006年，在中國第一個影像藝術拍賣專場上，“大眼睛”以30.8萬元創下專場的最高成交價格。這筆錢，解海龍全部捐出，在西藏建了一所希望小學。
截至2016年底，希望工程總計接受捐款129.5億元，資助學生553.6萬名。
他們的緣分
大眼睛、小光頭、大鼻涕和解海龍在北京久別重逢。
1992年，解海龍進入《中國青年報》，如願成為了一名攝影記者。做記者的10年裡，張家口地震、阿爾山大火、98抗洪他都第一時間衝到第一線，更被評為“全國十大青年攝影記者”。
他一直沒有停止希望工程的拍攝，每隔5年，都會回訪一次曾經拍過的孩子。1996年，他回訪一所河南的小學時，看到一個家裡沒錢面臨輟學的女孩。回到北京後，他立刻聯繫人幫助這個女孩。女孩名叫範明珠，後來一直讀到了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博士後。
當年，和大眼睛一起作為希望工程第一批公益宣傳照片的，還有兩個男孩“小光頭”和“大鼻涕”。“小光頭”名叫張天義，後來從鹽城工學院自動化專業畢業，成為一名企業的技術骨幹，“大鼻涕”胡善輝後來成為了一名軍人。
2005年5月，大眼睛、小光頭、大鼻涕在北京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和解海龍久別重逢了。
26年來，解海龍和許多孩子都保持著聯繫，結下了深厚的緣分。在解海龍心中，如果不是大眼睛和這些孩子，他可能不會走上紀實攝影的道路。20多年過去了，他慶幸他拍下的一切都是真實的，他說：紀實就是紀實。
用影像去記錄一個時代，用影像去推動整個社會的進步，這是他作為一個紀實攝影師最崇高的使命！
20年，他用自己的照片和足跡，改變中國553萬孩子的命運，也讓更多的中國人參與到“希望工程”這一公益事業中。今天，我們要為這個了不起的河北老鄉，點贊！
（燕趙都市報 特約撰稿 益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