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後，日本政府清除戰爭遺毒，打造民主社會，確立了個性化的、全體國民教育機會均等的新教育體制。
為促進教育均衡發展，日本政府高度重視基礎教育，並在此基礎上，逐步向高層次延伸，公共財政對教育投入連年遞增，從而為日本社會的高速發展奠定了紮實的基礎。
據統計，自2000年至2019年，有19位日本科學家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項，得獎次數僅次於美國。這19位諾貝爾獎得主的本科教育均在日本國內國立或公立大學完成。
然而，進入21世紀以後，日本政府對於教育財政投入低於發達國家平均水平，教育機會不平衡等現象浮出水面，加深了日本民眾對於受教育權被剝奪的擔憂。
2019年日本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吉野彰
一、日本教育政策的逆轉。
戰後日本十分重視對教育的投資。1955年日本公共教育財政為3.72億日元，而在1982年則增至15萬億日元。1980年前後，日本教育財政佔整體財政約20%，居世界之首。
從戰後至1976年的30年間，日本完成了九年義務教育的普及，高中入學率為94%，接近普及。大學入學率達38%，三人中就有一人是大學生，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教育時代。
但是，20世紀80年代末，新自由主義思潮逐漸成為日本社會主流。日本將培養滿足市場經濟和全球化需求的人才作為教育發展目標，將市場競爭作為優化教育質量的大手段。
1、日本政府支持市場介入教育領域有多方面的原因。
一是為緩解財政赤字。
日本政府為給財政減負，將具有“公共性”的教育轉變為由政府與民間分別主導的教育機構。
期間，政府並未與公民社會共同管理教育，而是任由市場競爭來激勵、淘汰由民間和政府各自主導的教育機構。
二是日本民眾的學習觀發生轉變。
後工業時代的日本民眾力圖擺脫整齊劃一、均質的教育，期待擺脫國家主導色彩濃郁的教育，渴望一個可以追求差異化、多樣化的，具有劃時代性的教育時代的到來。
日本政府巧妙抓住民眾學習觀念的變化，提出了“教育自由化、“終身學習”的口號，其實質是通過“分眾”的方式，以犧牲教育“平等”為代價獲得一小部分人的教育“自由”。
三是將“需求與供給”的市場經濟理念引進教育領域，認為教育是稀缺資源，出價高者才能獲得優質資源。
在此基礎之上，要求國民支付高額的教育費，作為“受益者的負擔”。
自民黨政府之下，國民貧富差距的拉大導致孩子的受教育條件因教育費用的昂貴而出現差距。
在推進免費中等教育成為世界潮流的背景下，日本的教育費中，家長負擔異常昂貴，尤其是私立學校的費用已經超出國民教育費用的極限。
2、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教育改革進入新時期。
1996年，日本政府將教育改革與行政改革、財政改革、經濟改革、金融改革、社會保障改革一起，列為日本面向21世紀的六大改革。
新自由主義教育政策包括放寬中小學課程標準、放寬對擇校的管制、實行國立大學法人化、開設教育特區等等，不勝枚舉。
具有法律效力的《學習指導要領》和應試製度的變遷等使得公立教育的受歡迎程度下降的同時，校外學習機構迎來昌盛。
一部分“差等生”的家長，對教育高度重視且有一定經濟能力，為使孩子能夠接觸到優質教育資源，選擇讓孩子放棄公立學校轉學至學費昂貴的私立學校，出現了學生從公立學校流向私立學校的現象。
有的則留在公立學校學習的同時，購買校外學習機構提供的補習服務，期望在應試中重獲進入上升通道的機會。
在教育領域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結果，必然導致在經濟、文化、學習能力上佔優勢者在競爭中勝出，享受豐厚回報；而處於劣勢者則只能被排除在外，無法享受到社會進步帶來的紅利。
二、女性地位與受教育權。
美國政治學者辛西婭·恩龍指出，為構建社會整體的和平，社會需要認真對待女性的生活、思考、經驗等，因為“沒有戰爭”的狀態不等同於和平。
1、二戰結束後，國際社會希望將日本男女不平等與軍國主義問題聯繫起來解決。
日本的封建家族等級制曾經是軍國主義日本的軸心，而基於家長制價值觀的性別歧視，或稱男尊女卑是家族等級制的核心。
因此，提升日本女性地位、打破男尊女卑的結構，鼓勵廣大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會並參與社會、參與政治，是破解封建家族等級制、構建民主社會之關鍵。
冷戰期間，日本戰前的社會結構“前方軍人+後方妻子”順利過渡至戰後的“企業戰士+後方妻子”。
自20世紀60年代起，日本產業結構發生轉變，人們漸漸脫離農村進入城市。日本工業生產額的三分之二以上為重工業，農林水產業的從業人口下降20%。
在城市，企業、機構等工作單位替代農村，成為人們安身立命、寄託精神的共同體。在此基礎上，穩定的社會關係結構重新形成。
各集團職員對集團的歸屬意識，由日本式經營的特徵，即終身僱用制、年功序列制和企業內福利等制度設計而被強化。
在新教育體制內，被權貴階層以及男性長期壟斷的局面被迅速打破，教育成為所有日本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不論貴賤、不論男女。
自1948年春天起，日本女性首次以正規生而非旁聽生的身份進入大學接受高等教育，日本女性被排除在高等教育之外的歷史就此終結。
打破教育特權，引入教育平權的教育改革，對戰後日本社會的和平以及綜合國力的提升意義非凡。然而，受日本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等因素的綜合影響，教育平權的推進受阻。
2、冷戰終結後，隨著公共財政對教育投入的減少，教育特權化現象浮出水面。
2018年8月，一則關於日本東京醫科大學的醜聞震驚了日本國內和國際社會，該校新生錄取部門篡改女性考生考分，人為壓縮女生錄取人數。
為此，日本文部科學省對全國所有大學的醫學部進行調查，發現在過去6年期間，有導向地錄取男考生的醫學部佔全國60%至70%。
日本學術會議就女考生受到歧視事件發表聲明嚴厲警示：嚴重歧視女考生行為，不僅動搖了彰顯社會公平的入學考試製度的根基，更嚴重損害了社會對大學教育的信任。
對此結果，佔領結束後便不遺餘力地否定日本民主化改革的美國政府、日本保守政治勢力是無法逃脫干係的。
冷戰爆發後，在美國的支持下，曾經是軍國主義經濟基礎的日本財閥，以及日本國內保守勢力得以迴歸日本社會的決策層，在迫不及待地向戰後體制開刀的同時，在教育領域重構“男主外、女主內”的價值觀。
在基礎教育階段長期受到“女主內”價值觀引導的日本女性，進入高校後大多選擇以培養賢妻良母為主的教育。其結果，至冷戰終結前後，接受四年制高等教育的女性人數遠低於男性。
受此定勢影響，與其他國家相比，戰後以來，日本國內沒能湧現出大量的女科學家、女企業家以及女政治家。
3、教育改革與國家發展密切相關，而國家的發展又與國際政治經濟發展相關。
冷戰終結後，公司終身僱傭制逐漸退出歷史舞臺，“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結構解體，束縛女性的“賢妻良母教育”的封印被解除。
日本女性開始涉足曾經被男性壟斷的領域，包括醫學部、法學部等高薪職業教育，女性開始主動摒棄“賢妻良母”教育，追求高等教育的男女平等繼，而追求政治社會地位的平等。
對此，日本文部科學省對日本東京醫科大學做出處罰，全額扣除2018年度撥付給日本東京醫科大學的補助金。
根據設置者負擔的原則，日本私立學校的經費由設置者——學校法人來負擔。
鑑於私立學校在教育事業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和公共性，並改變私立學校同國立、公立學校在經濟上的差別，基於教育機會均等的立場，日本的私立學校受到國家資助。
日本社會長期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現象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是深遠的，不僅是當下受到高度關注的人口結構問題——少子化問題的誘因，並使得肯定戰爭的論調在日本國內逐漸抬頭。
因為，一個社會的和平基礎及保障是男女平等，而教育是終結不平等的代際傳承的重要途徑。
三、教師地位的下降。
日本教員的勞動時間長，這個事實早已經為世界所知。2013年世界經合組織的調查顯示，日本教員每週工作時間居首位。
日本國內的勞動者智庫調查則顯示，日本中學教師的80%、小學教師的50%的加班時間均超過國家規定的過勞死紅線，即每個月超過100小時。
但是，參照日本文部科學省的相關規定，除個別勞動可被視為加班,能有加班費之外，公立學校教員在工作時間之外的大多數勞動，諸如指導學生運動部或文藝部活動、考試評分等均為無償勞動。
為改善教師工作時間長的勞動現狀，日本文部科學省的2018年度預算決定增加3800個公立中小學的教員編制。
特別措施(優待措施)第三條規定，在薪酬上，對於義務教育階段的各類學校的教員必須給予優待的薪酬。
現實卻是兩者薪酬差距不斷縮小，2012年，教員的年薪只比普通公務員多出10萬日元。
其次，《日本國憲法》規定，義務教育費用由國庫負擔，包括義務教育各類學校的薪酬。然而，2006年國家承擔義務教育各類學校的教育薪酬比例由原來的二分之一減少至三分之一。
又據日本文部科學省2014年統計，日本大學教員共計374943人，全職教員和兼職教員各佔一半,，且兼職教員的人數略多於全職教員。
就兼職教員佔日本大學教員人數半數以上的現狀而言，大學師資力量存在不穩定因素。
四、幾點啟示。
通過觀察分析日本教育的發展以及面臨的問題，我們可以得到幾點啟示。
首先，教育問題是社會問題。
從根本上講，最根本的教育公平問題，只能通過社會制度來保障。
市場可以解決機會的平等問題，但是，卻不能解決起點平等的問題，對於窮人和弱勢群體來說，喪失了起點的平等，所謂機會的平等是沒有意義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教育市場化並不能從根本上促進教育發展，日本的問題主要在這方面。
其次，教育的根本目標在於培養人，在於人的全面發展。
日本的學校教育有著重視體育教育的傳統。戰後，在新的教育理念下，體育作為體育學科，如同國語、數學、音樂等學科一樣，是日本學校教育範疇內的制度化了的學科。
在日本的基礎教育階段，體育均為必修科目。日本小學共有13門學科，其中體育的課時量竟然排在國語、數學之後，名列第三。
根據最新修訂的日本中小學指導要領，自2020年起，中小學的體育課時將再有增加。
基於身心為一體的觀念，學校教育中的體育在維持和提高學生的身體機能和健康水平的同時，還培養學生的精神力量、思考能力、判斷能力、表達能力以及與他者的交流、合作、競爭能力，甚至還塑造價值觀。
簡言之，日本學校教育中的體育是培養學生所有能力的載體，是人的全面發展必不可少的學科。
關於體育教育在人的全面發展中的重要性，青年時期的毛澤東同志曾專門撰文談論。
1917年，他在《體育之研究》中指出：“體育一道，配德育與智育，而德智皆寄於體，無體是無德智也。”
從這個意義上說，對於體育教育的充分認識和重視，恰恰是我國當前教育的短板。
最後，中國的教育發展要堅定不移走自己的路。
我們要善於分析，國外的教育哪些是好的，哪些是有問題的，哪些是值得學習的，哪些是不值得學習的。
我們應該學習別人好的東西，避免其不好的方面，而不是學習別人的缺點，拒絕它們的優點和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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