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倫理在線，作者：曹剛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倫理學與道德建設研究中心主任。原題：中國社會的撕裂之痛。
曹剛教授
社會是個有機體，價值共識、共同利益和共通情感是聯結社會成員的神經系統，也是中國社會的撕裂之痛處。
價值難有共識之痛
人在朋友圈，哪有不蒙圈。近期有不少文章吐槽微信群、朋友圈的那些事。借用易中天的說法，微信群裡有三類人，一種是“揣著明白裝糊塗”，故意把水攪混，這種人可稱之為“烏賊”。第二種是“瘋狗”，逮誰咬誰。第三就是“腦殘”，人數最多。烏賊是使壞的，瘋狗是咬人的，腦殘是起鬨的。這個概括很形象。但在我看來，可以進一步區分為兩撥人，一撥是道德朋友，指那些“三觀”一致的一類人，另一撥是道德陌生人，也就是“三觀”不一致的那撥人。腦殘不是真的智障，烏賊也並非真有惡意，瘋狗般地咬人，不過是道德陌生人之間用言語的撕咬來表達價值觀的激烈對抗而已。
朋友圈或微信群中的觀念之戰不過是中國社會的一個縮影。在公共領域裡，幾乎任何一個公共話題或公共事件，無論是中美關係的走向還是臺海局勢的判斷，無論是舉國體制還是放任主義，無論是中醫粉還是中醫黑，無論是方方還是圓圓，都會在不同層面、不同平臺引起激烈的爭論，爭論者各執一詞，互不相讓，難有共識，最後以“腦殘”或“瘋狗”互貼標籤而不歡而散。這就是我們所謂的“共識”之痛。
應該說，只要我們承認每個人都有其自主地位，而不只是這個社會龐大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那麼我們就得承認生活方式和價值追求的多樣性；只要我們承認一個社會必然有分化而獨立的不同活動領域，而不是政治掛帥的泛政治化社會，那麼我們就得承認各種不同的行為邏輯和價值理念。正像我們相信的，一個健康的社會應當允許多種聲音的存在一樣，多元價值觀之間的分歧和衝突也是現代社會的正常現象。
但任何一個社會都是具有價值共識的一群人的結合，價值共識就像一根精神紐帶把社會成員凝結在一起，如果這根紐帶有了裂痕，那麼社會團結將無法維持，公共政策將無法實施，各種社會活動也將無法開展，社會將因此陷入混亂。由此，我們也必須承認，在多種聲音喧囂的背後，還要有貫徹始終的主旋律，否則難以譜就華麗的樂章，正如在不同價值觀的分歧和衝突的背後，我們需要尋求價值共識，否則社會就會失去進步的動力和方向。
關鍵的問題是，什麼才是中國社會的價值共識？有人說是穩定，但當穩定壓倒一切時，也就壓倒了尊嚴、生命、自由、公正等更多的美好事物；有人說是發展，但這些年的發展帶來了很大的生態代價和社會代價。我以為，如果有且必須有一個最基本的、最有統合性且是當代中國社會最迫切需要達成共識的價值觀的話，那就是法治。為什麼呢？
第一，法治本身就是個好東西。法治是人們追求的社會理想，本身就是好東西。如果說，在法學上，還有人討論“惡法亦法”的問題，那麼，法治本是良法之治，“惡”法之治本身就不成其為法治。
第二，法治不只本身好，它還是更多美好事物的載體。法治是眾人之治，是人民服從自己制定的法律，因而承載著民主的價值；法治是程序之治，注重過程的正當性，因而承載著尊嚴和理性；法治重在治權，而給民以自治，因而承載著自由和人權；法治要求把訴訟作為解決糾紛的最後機制，因而承載著和平和穩定，如此等等。
第三，法治不只是價值載體，它還能通過立法、執法、司法和守法等法律活動，把美好事物運送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試問，除了“法治”，還有什麼“藥”能為中國社會止住共識之痛呢？
利益難以共享之痛
除了價值共識之外，社會還需要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利益就是好處，共同利益是大家都有的好處。由於任何共同利益的實現都需要人們的合作，我們可以把共同利益看做是人類合作所產生的一切價值的總和，可以把社會看做是一個實現共同利益的合作體系。由此，可以把“合作”比喻為社會的“肉體”，利益共享是 “肉體”的正常功能，肉體有病，功能失調，便是社會的切膚之痛。
這種切膚之痛表現如下：
1、信任的缺失。信任是社會合作的基礎，社會合作是共同利益的生產和共享機制。信任的缺失必然帶來合作關係的撕裂，從而使得利益難以共享。《人類簡史》作者赫拉利近日發表文章的題目就是：阻止全球災難，需要重獲失去的信任。文章指出了信任缺失對於疫情防控合作的破壞，以及有可能導致的“公地悲劇”的後果。就中國社會而言，信任缺失問題的突出之點是：
一是制度信任問題。信任是對彼此誠實行為的期許，制度信任給予更大社會範圍內的人們彼此普遍的、確定的和穩定的行為預期，制度信任的缺失，是合作的重要阻礙力量。這次疫情發生的初期，危機預警制度、信息披露制度以及社會救助制度的某些缺失，導致了對制度信任的下降，帶來了疫情防控初期的混亂，便是一個例證。事實上，在日常生活中，我們辦事不是更熱衷於找關係嗎？不是更相信所謂的潛規則嗎？這些都是制度信任缺失的表現。
二是專家信任的問題。社會分工越發達，就越需要具有專門知識和技能的人，社會生活就越是依賴於專家。專家是具有專業知識和特殊才幹的一群人，我們看病要找醫生，開公司要找會計，打官司要請律師，瞭解國際局勢要聽電視上專家的分析，可我們什麼時候真正相信過他們，我們不是把專家戲稱為“磚家”嗎？即便是這次疫情防控，對專家的質疑就一直沒停止過，從高福、石正麗到鍾南山、張文宏似乎都難以倖免。
三是政府信任問題。政府在社會合作中扮演組織者和指揮者的角色，是社會合作的主心骨。人們期待政府官員有全心全意為人民謀福利的態度，也相信他們有能力帶領我們走向共同幸福。一旦現實與期待有了落差，就會導致對政府信任感的下降。而當前中國社會的最大問題是地方政府的信任問題。這次疫情初期，武漢地方政府的應對失措，造成政府信任下降，以至於近日發放5億元消費券的惠民舉措，也廣被質疑。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沉重的教訓。
由此可見，要彌補社會合作關係上的裂痕，首先就是要解決信任問題，而解決信任問題的重點又是制度信任、專家信任和政府信任的問題。這些問題不解決，合作就難以穩定持久，利益生產和共享的機制也會被破壞。
2、資本的僭越。資本的僭越是破壞利益共享的另一股重要力量。資本的本能是增殖，就是錢滾錢，利生利，不擇手段又貪得無厭；資本的力量具有擴張性，能衝破自身發展的各種限制，滲透到各個領域和各種地方；資本的邏輯具有競爭性，為了爭奪有限資源，難以避免你死我活的競爭；資本的功能具有消解性，可以消解一切價值，什麼都可以明碼標價。寫到這兒，想起了最近吃瓜群眾熱衷討論的淘寶總裁蔣凡出軌事件，有篇博文題目是《淘寶總裁出軌千萬粉絲女網紅被刪帖，讓我看到了資本的輿論力量》，且不論文中描述真假與否，但對資本力量的忌憚卻是真實的。可以設想的的是，資本一旦與輿論、知識、權力合謀成功，社會將變成一個巨大的鬥獸場，資本家才是看臺上的看客。
可見，給資本劃定邊界勢所必然，否則，越界的資本便會如洪水猛獸一般，為了一己之私而吞噬大家的共同利益。而要節制資本，最關鍵的有三點：一是要築牢民生保障的底線。當年孫中山提出民生主義，節制資本就是基本綱領之一。二是要設置資本的禁入領域。涉及國計民生的公共領域，都要防止資本的肆虐。三是在市場經濟的領域裡，在充分發揮資本的功能的同時，要運用《反不正當競爭法》、《壟斷法》等法律為其劃定正當性邊界。
3、“搭便車”的行為。共同利益需要通過集體行動來實現，但“搭便車”是集體行動的困境。近日各家媒體以《財政部：嚴禁“搭便車”購置與疫情防控工作無關的資產》為題報道了財政部關於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資產保障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要嚴禁“搭便車”購置與疫情防控工作無關的資產，避免國有資產損失和浪費。其實，疫情防控期間搭便車的行為頗為常見，社區防控志願者有人去做，隔離措施有人去落實，我就坐享其成就可以了。如果大家都這麼想，這麼做，結局就像俗話說的，一個和尚挑水喝，兩個和尚抬水喝，三個和尚沒水喝。
應該說，“搭便車”的困境自古就有，於今為甚。思想家們提出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案有很多，就中國社會的情況而言，最為現實的方案還是健全和落實激勵制度，也就是在分配利益和負擔時，要儘量區別對待那些為了共同利益做了貢獻和沒有做貢獻的人以及做了較大貢獻和較少貢獻的人。
怨恨難以化解之痛
社會成員之間還有一根情感的紐帶把大家凝聚在一起，而社會怨恨猶如病毒，侵蝕著社會成員的共通情感。這是中國社會的第三個痛點。
社會怨恨包含著極其複雜的情緒。它是一種社會攀比後帶來的“羨慕、嫉妒、恨”；是本該如此而不得的期待落空後的失落與不甘；是積怨於心而難以表達、久居下位而無力改變的鬱悶；是因憤世嫉俗而懷疑一切、拒絕一切的自我封閉的姿態；是一種需要洩憤和報復社會的心理負能量。社會怨恨的情緒猶如病毒一般，不停息地侵蝕社會有機體，撕裂著社會的情感紐帶。
社會怨恨是一種破壞性極強的負面情緒，極具傳染性，特別是藉助互聯網的傳播和信息的交流，佐證各自的個體感受，強化彼此的觀點，煽動相互的情緒，激化社會的暴戾氛圍。社會怨恨還容易導致嚴重的社會後果，或者表現為對他人和社會事務的冷淡和麻木；或者表現為對更優秀者的貶損和汙名化；或者直接報復自我歸因的某些特定成員；或者採取“道地的惡意犯罪”來進行社會洩憤。
怨恨作為一種個體層面的心態或情態，自古就有，但是作為一種發生社會心態，則是現代社會發展過程尤其是中國社會轉型期的心理負產品。
第一，當前的中國社會是個從“固態”過渡到 “液態”的社會。每個懷著鄉情的人都面臨如何與陌生人相處的問題。我們看看春運的情形就明白了。生活空間的搶佔，風俗習慣的衝突，社會安全的隱憂，經濟收入的差異，都可能導致本地人對外地人的排斥和歧視，從而埋下彼此的“怨恨”情結。
第二，當前的中國社會已經一腳跨進了市民社會。在這個社會里，聯結社會關係的主要紐帶是契約。通過契約來維繫的關係其實是工具性的關係，出發點是自利，追求的是合意，講究的是互惠，結果由自己負責。尊重、關懷和欣賞都讓位於實用主義的考慮，充滿情感和互動的人際關係也被抽空了，這是一種冰冷的關係，與之相伴的是滿懷鄉愁的漂泊者的孤獨與怨恨。
第三，當前的中國社會處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初級階段，社會主義的基本理念是“平等”，初級階段的中國社會貧富分化、社會不公的現象仍很嚴重。這幾乎滿足了舍勒關於“怨恨”產生的社會學前提，怨恨就在這種理念上的平等和現實中的不平等的緊張關係中產生了。在過去，小姐身子丫鬟命只是一種生不由己的感慨，而現在，每個人都有平等的資格做小姐，憑什麼老孃還是個丫鬟，羨慕嫉妒恨由此而來，當一個社會里的小姐身子丫鬟命的人多了，自然會產生一種彌散型的怨恨心態。
誰也不想生活在充滿怨恨的社會里，誰都希望生活在一個溫情的社會。關鍵是如何修補社會情感紐帶的裂痕。我想主要有三點：
一是每個人都要待人友善。我最喜歡2008年奧運會主題歌“我和你”，不只是因為旋律優美，還因為歌詞富有哲理。其實，人世間萬千種關係，歸納起來無外乎兩種關係，即“我—它”的關係和“我—你”的關係。我把“你”當成了“它”，就可以無所不用其極；我把“它”當成了“你”，才會有尊重和關心，與你“心連心”。這就是友善的實質。
二是要湧現更多的志願者組織。在現代社會里，志願者組織的活動通過專業化、組織化和制度化的方式，使人們的愛心突破了親緣、地緣的約束，向更多的陌生人開放；使人們的愛心擺脫自然情感的困擾，不僅有善心，還有善行，而且能結出更多的善果。
三是以“共享”為基本理念，改革社會制度，真正做到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