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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民輝. 教育真的有助於向上社會流動嗎——關於教育與社會分層的關係分析[J]. 社會科學戰線, 2004(4):194-200.
人們追逐高學位是為了獲得高薪職位的目的,也由於有些人通過這樣的途徑達到了目的(不管機遇和比例),從而進入富裕階層。於是,人們已經看到了教育水平確實有助於向上社會流動。在今天的中國,教育與勞動力市場的關係已經是密不可分了。不同的教育層次使勞動力市場分成相應的領域,勞動力市場的用人標準以學歷制定;而勞動力市場的用人信息又會及時傳達給學校,學校將迅速作出反應,調整課程結構和專業方向,以適應勞動力市場的變化。當教育機構生產越來越多的文憑時,這時的勞動力市場開始顯得緊張和微妙。最近幾年,持有大學文憑的“待業者”越來越多,人們也似乎發現,教育僅提供給人們一種進入勞動力市場的資格,它的作用並不是像教育理論家們所說的那樣,個體在社會勞動分工中佔據何種位置並不取決於其出生時就確定的特徵(社會環境、性別),而取決於其後天獲得的特徵,尤其是教育水平。
大家都知道,社會流動有一種顯規則:教育給人獲得好職位提供必需的文化資本,有了好職位就會有高收入,高收入是保證高質量生活的重要因素,也是進入富裕階層的經濟資本;除此之外,社會流動還有一種潛規則:獲得高收入、高地位位置並不完全取決於所受的教育程度—文化資本,個體在出生時就確定的特徵更為重要。在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今天,潛規則的作用已經高於顯規則。
從性別來看,在可比水平,女生的失業率總是更高一些,隨著受教育水平的上升,性別之間的不平等會減弱,但不會消除。在大學裡,女生的學習興趣還比男生高,因為對她們來說,沒有文憑會加大找工作的困難。就是這樣,許多女生在進入勞動力市場後,仍然面臨著不平等待遇,許多用人單位限制招女生名額或根本不招,而男生相對於女生來說,有更多的被僱傭機會。雖然人們將這一事實解釋為女生們集中在文學或第三產業職業教育而導致的相應結果。毋庸置疑,女生就業的一部分障礙來自於其主要定位在競爭激烈的第三產業勞動力市場,尤其是持有學歷的女生越來越多更加劇了競爭的程度。
從另外一個方面看,社會出身環境對就業分配的影響略高於性別影響。在學歷可比的情況下,社會出身低微的青年就業狀況不如出身殷實家庭的青年,他們從事的多是社會階梯中不受“重視”的職業,因此收入不高。社會出身對就業的影響會通過促進個體與職業環境的社會網絡途徑表現出來。在同樣的教育水平,出身低微的高等教育文憑持有者較少能求助於親朋來找工作。可以看出,大學畢業的青年隨著父親社會地位的升高而從事更加多樣的職業,選擇機會多,工薪階層或貧民階層出身的大學生所從事的職業主要集中在通過會考競爭招聘的公共部門,雖然招聘是公開的並面向社會的,但實際能被招聘的機會太小了。
從上面的例子看出,似乎除了文憑以外,某些“社會資本”在勞動力市場上也是必不可少的,享用社會資本可以有效地獲得某種工作也被人們所認識。這樣,資本的運用與勞動力市場的進入有一種微妙的關係:如布迪厄所說的那樣,為了進入勞動力市場,年輕人不僅要調動教育獲得(文化資本),還要調動物質獲得(經濟資本)和關係網絡(社會資本)。於是,真正的“再生產策略”被利用起來,也就是各種實踐活動。“個體或其家庭通過這些實踐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傾向於保存或改善其遺產,並同時維持或提高其在階層關係結構中的地位”。因此,在就業現象的背後,起作用的正是一代人向另一代人傳遞社會身份的現象。(10)
上述情況說明了勞動力市場運作的一般情況,其實教育對於勞動力市場的貢獻被忽視了。教育的過程其實就是對不同人員的一種分配,這種分配涉及到一個敏感的社會問題—教育的選擇與教育機會的不平等。對此的研究一直是教育學和社會學兩個學科的共同興趣和主要關注點,也因此而出版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豐富了教育社會學的學科內容,是教育社會學漸成為顯學的一個主要原因之一。在教育社會學研究中,人們發現關於機會不平等的問題有兩種趨向並做了分析:（11）
其一,機會不平等的減少是發展的一個功能。為了說明這一趨勢,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對比分析:共時性與歷時性。在共時性的研究中,有關人士對1960年和1985年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北美與非洲的機會不平等現象進行了比較研究。研究結果顯示:在1960年和1985年的數據都呈現出這樣的趨勢,不管年齡和性別如何,都出現了社會發展程度越低受教育機會的不平等就越大的情況。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差異以及社會對入學態度的性別差異都會影響學生進入學校的狀況和入大學的動機強度。在歷時性的研究中,研究者描述了1960年和1985年的地區變化情況,並舉了兩個例子予以說明:第一個例子是美國於1940至1985年間根據不同性別和膚色所受到的不同教育水平的變化;另一個例子是法國於1962至1980年發生的關於不同社會背景的學生的入大學的變化。這兩個例子都可以看出教育機會的不平等降低了,雖然還有不同程度和不同情況的不平等現象,但總的趨勢是降低了。
其二,教育水平提高反而增加了教育機會的不平等。研究人員通過對法國、前蘇聯和波蘭的研究發現:學生的學業成就與他們的家庭社會背景(社會階層)有一定的關係,在一定的學業成就水平上,這種不平等也容易引起學生對繼續學業的興趣出現差異。對來自富裕家庭的14—16歲的高成就學生來說,在學校接受時間較長的教育是可以承受的,他們的家庭也能夠提供足夠的經濟支持。如果在更高級水平的學業失敗,拿不到學業證書或是無法進入更高級的教育機構(大學)學習,來自較低社會階層的學生和他的家庭所受到的打擊比來自較高社會階層的學生和家庭要大得多。而社會背景較好的家庭的孩子則可以從家人、親戚等社會網絡中得到補償和幫助,如轉到別的學校、推遲進入勞動力市場或到國外留學等。
教育選擇的過程包含了一系列步驟,在學校教育的每一階段都會有學生分流。在現實中,造成學校教育過程中的分流現象不僅有經濟和社會因素,還有智力水平、非智力因素、教育系統在每一教育階段規模的控制和質量的要求、課程內容、教學方法、學生成績的評估方法以及教育行政部門的撥款政策等。
這樣看來,教育確實對某些人來說有向上社會流動的作用,教育可能一直採取的“過濾理論”家們所說的那樣,把大部分學生過濾掉了,只留下少數人繼續更高的教育,從而有可能進入到社會精英階層。但是從現在的勞動力市場發展來看,高等教育文憑持有者遇到了明顯的就業困難,中等教育文憑持有者的就業競爭更加激烈,在勞動力市場中,他們常常是在最後接受服務,大部分人被流放到次要的位置。是否可以這樣認為,文憑的相對貶值歸咎於文憑持有者流量的增加。即使是這樣,青年們不得不接受“不斷延長的教育”,這樣似乎能為個體提供一種躲避失業的不可爭辯的保護。人們知道,文憑最低,排在“等候隊伍”之尾的人將最後接受服務(他們甚至實際上被排除在勞動力市場之外)。(12)接受高等教育在今天看來,已經不是向上社會流動的重要資本,而成了就業或躲避失業的基本條件。人們一方面對人力資本理論宣稱的“經濟吸收文憑持有者的能力”提出質疑,另一方面又在考慮除文化資本外,還有哪些資本是向上社會流動的不可缺少的條件。這樣,在一個日趨複雜和分化的社會,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就成了人們通向職業場所的“必經的”途徑,而不是向上社會流動的惟一資本。
(10)(12)見瑪麗·杜裡—帕拉、阿涅斯·馮·讓丹:《學校社會學》,汪凌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5—51頁,第56—57頁。
(11)這部分採用的材料來自於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研究生馬冬玲的“教育選擇與教育機會的不平等”一文,該文專門介紹了英國學者RogerGirod在1990年出版的《Prob2lemofSociologyinEducation》一書的有關內容並做了分析。未刊。
錢民輝. 教育真的有助於向上社會流動嗎——關於教育與社會分層的關係分析[J]. 社會科學戰線, 2004(4):194-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