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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體現宋詩藝術個性的要算是黃庭堅（1045一1105）、陳師道（1053一1102）的作品。黃庭堅與蘇東坡齊名，人稱“蘇、黃”。黃庭堅的政治立場與蘇軾相近，屬於反對新法的舊黨，也因受文字獄的迫害，先後被貶謫到黔州（今四川彭水）、戎州（近四川宜賓）和宜州（今屬廣西），最後卒於宜州。黃庭堅留下了1900多首詩，題材以思親懷友、感時抒懷、描山摹水和題書詠畫為主。黃庭堅在詩藝上有自己的獨特追求，他的“點鐵成金”、“奪胎換骨”的詩歌理論，常常被人誤解為形式主義；他追求詩文寫作“無一字無來歷”（《答洪駒父書》），也容易被人等同於“掉書袋子”。與蘇軾相比，黃庭堅在“以才學為詩”方面走得更為極端。
黃詩在音節、句法以及篇章結構上，別出心裁，爭奇鬥勝，喜用拗律，押險韻等。如《題落星寺》就是用拗救手法來有意避免平仄和諧的代表作。七言律詩有300多首，其中一半是拗體。黃庭堅是宋代自覺在唐詩之外另闢境界的詩人，在求新求變上下了很深的功夫。他能利用常見的詞語和典故組成新奇的意象，試讀《寄黃幾復》一詩：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傳書謝不能。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蘄三折肱。想見讀書頭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黃庭堅詩風也有多樣性，不僅只有奇險生硬的作品，還有氣勢豪放，一氣貫注的作品，如《登快閣》等。晚年更是趨向平淡質樸一路，如《跋子瞻和陶詩》。
黃詩以其鮮明的藝術個性而自成一體，當時就被稱為“山谷體”（《“山谷”為黃庭堅的號）。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宋詩的藝術特性集中體現在“山谷體”上。黃詩新奇瘦硬的藝術風格征服了不少的追隨者。以黃庭堅為首的江西詩派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國詩史上意味深長的詩歌現象。受黃庭堅影響很深的詩人陳師道，一生清貧自守，以苦吟著名。黃、陳詩的共同缺點是生活視野比較狹窄，過於講究用典的技巧（如用僻典）。陳師道才氣不及蘇軾，學力不及黃庭堅，但在詩藝上卻有自己的追求，那就是有意為拙。他的詩質樸無華而又精練簡潔，如《示三子》、《九日寄秦觀》等。陳師道由於過於追求簡練而造成詩意的破碎。陳與義（1090一1138）是北宋與南宋之交時最重要的詩人。
宋末人方回曾把他與黃庭堅、陳師道一起推尊為江西詩派的“三宗”，並以杜甫為“一祖”。“一祖三宗”說，很能說明杜甫在宋代詩人心目中的地位。陳與義南渡以後的作品，就深受杜甫的影響，與杜詩的某些風格相近。宋徽宗初年，呂本中（1084一1145）作《江西詩社宗派圖》，把以黃、陳為首的詩歌流派稱為“江西詩派”。“江西”指宋代的江南西路，黃庭堅與詩派中的十餘人是江西人，另有十餘人不是江西人。所謂“江西詩派”並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地域性流派。“宗派”是從禪宗借來的名詞，可見禪宗對當時詩壇的影響很大。《江西詩社宗派圖》本是呂本中少年時的戲作，宗派裡的名次排序很隨意，所列25人中除陳師道等近十人有較多作品傳世，其他人則只有零星作品留存，有的甚至沒有留下作品。
但就詩歌創作的總體趨向和題材風格而言，詩派主要成員都受到黃庭堅的很大影響，形成了聲同氣應的流派特徵。到了南宋，江西詩派的成員與範圍不斷擴大，呂本中、陳與義、曾幾、趙蕃等人也被視為詩派中人。呂本中是發展江西詩派的一個關鍵人物，他提出詩歌創作的活法：“所謂活法者，規矩備具，而能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而亦不背於規矩也。是道也，蓋有定法而無定法，無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則可以與語活法矣。”（《夏均父集序》）這種主張雖然與黃.陳新奇瘦硬的主張有所不同，但帶有禪學的某些智慧，把它引入詩學，也對宋詩獨特風貌的形成產生一定的影響。傳呂本中活法的曾幾（1084一1166），也主張“學詩如參禪，慎勿參死句”《讀呂居仁舊詩有懷其人作詩寄之》），所以他的詩風清新活潑。曾幾年壽較高，對年輕一輩的南宋詩人陸游、楊萬里等人產生較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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