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20年第15期，原文標題《來自：故事的藝術史》，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從文字，到繪畫，他們用肉體的美、自然生命力、無窮的寫實細節和純粹虛構的內容來回應親身體驗到的病痛和死亡。審美是抵抗瘟疫的可行方式。
文/張宇凌
約翰·威廉姆·沃特豪斯：《一個來自十日談的故事》，1916年，布面油畫158×101釐米，收藏於英國利物浦
沃特豪斯：用肉體的美回應死亡
14世紀的佛羅倫薩，最出名的講故事的人莫過於喬萬尼·薄伽丘（Giovani Boccaccio），他最出名的故事就是《十日談》，這個故事由10個講述者講出了100個小故事，所以它自己是一個關於“講故事”的故事。
薄伽丘在《十日談》中組成了一個講故事團隊，這個團隊成員均已成年但都還年輕，最長27歲，包括7名女子和3名男子。他們於佛羅倫薩黑死病最猖獗的夏天離開城市，來到郊外的菲耶索萊（Fiesole），入駐山間帶花園的別墅。每日按嚴格的規定每人講一個故事，一共講了10天。原文裡把這組人稱為Brigata，這個詞也常常用在軍事上來稱呼一組士兵，翻譯為中文中的“旅”。這組年輕人一方面給人造成的印象是：青春貌美，正值荷爾蒙高峰期，男女成群無人管教，莊園裡山清水秀，美食美酒，無需他們自己勞作，有僕人採買打掃烹飪，而且不許從外部帶給他們任何壞消息。他們則在樂園日夜相伴，互相講述的故事裡也不乏犯罪和色情，似乎一切都在醞釀一種鬆弛放縱的氛圍。但實際上這個Brigata有趣的地方，就在於跟這一切形成張力的軍事感和道德感：嚴格的秩序、快速的行動力、服從的精神，以及對社會習俗的清醒態度。他們在教堂裡理性地確立了出走的計劃，包括使用各自郊區的房屋，帶上僕人，需要男性成員參與等細節，甚至包括這個計劃的集體榮耀感：“請記住，我們正大光明地出走，不見得比許多女人放蕩不羈地住在城裡更要不得。”行動力超凡的Brigata在定下計劃的同一天佈置好了住地和派駐了僕人，第二天天亮就出發，9點前就到達了目的地。他們在到達後迅速達成一致，每天要輪流有一個“王”或者“王后”來管理其他人，並規定大家講故事的範圍主題。起床後散步，9點“晨禱鍾”時吃早飯，飯後活動身體，然後午睡。下午3點“午後鍾”時起身，為避暑而在陰涼處一人講一個故事。然後再各尋消遣。太陽下山時吃晚餐，晚餐後唱歌跳舞，然後休息。這套制度嚴格而順利地執行到他們講完100個故事的第10天。
這個具有奇特魅力的團體在中世紀幾個著名的手抄本插圖中均有呈現，但這些插圖中最主要目的是講清人物和姓名的對應關係。最著名的召喚他們顯形的人，還是前拉斐爾派的藝術家約翰·威廉姆·沃特豪斯（John William Waterhouse）。沃特豪斯在1916年創作的《一個來自十日談的故事》實際上想描繪的就是這個講故事的Brigata。沃特豪斯鍾愛的主題是古代文學中的女性角色和大自然的風光。他曾經反覆描繪丁尼生詩歌裡的夏洛特夫人以及《哈姆雷特》中的奧菲利亞，文學給角色提供了各種不同的場景，情緒和動態，成為藝術家想象世界的依據。這幅作品裡，近景中5個女性坐在草地上，另一頭的臺階上坐著抱著六絃琴講故事的男性和另一個女孩。遠景中團隊裡的一對男女正從森林中走過來。他們身旁是一個噴水池，這是中世紀花園裡必備的中心設置，也是生命力的象徵，《十日談》裡大家總是聚在噴泉邊講故事。一位身著明黃色絲綢刺繡罩衣的女孩戴著小小的金冠，證明她是今日管理大家的王后。前拉斐爾派的魅力在於總是描繪虛構故事，但十分講究細節寫實，每個細節都從藝術家們的生活中費力地找來真實模特（或模具），直接可以轉化為高級的電影舞美設計。所以服飾上甚至地毯上的花紋都清晰可見，而且草地上的雛菊，花園裡的玫瑰，意大利常見的柏樹，以及最遠處佛羅倫薩式的紅色屋頂也都彷彿來自現場。最迷人的當然還是人物的清新面容，像清晨朝露一般，他們入迷的眼神和表情歌頌著“故事”的偉大。
薄伽丘和沃特豪斯殊途同歸，都繞著心中的一個大結：死亡。1348年的黑死病在《十日談》的開篇裡得到了史家公認的最貼近現實的無情描繪，但薄伽丘開篇就說：“本書的開端雖然淒涼，卻好比一座險峻的高山，擋著一片美麗的平原，翻過前面的高山，就來到那賞心悅目的境界；……樂極固然生悲，悲苦到了盡頭，也會湧起意想不到的歡樂。”
沃特豪斯則於1915年被診斷出癌症，1916年完成這幅作品，1917年去世。他跟薄伽丘達成了一致，決定用肉體的美、自然生命力、無窮的寫實細節和純粹虛構的內容來回應親身體驗到的病痛和死亡。而沃特豪斯歸屬的整個拉斐爾前派，出現於維多利亞道德高峰期的社會階段：當時的清教徒信條和日益發達的城市生活、資產階級私人財富、婚姻家庭結構之間發生了史詩一樣的拉鋸。前拉斐爾派決定認文藝復興（拉斐爾）之前的更早的繪畫形式為純正真實的手段，強調平面性，強調細節和寫實，就如同薄伽丘選擇了單純的Brigata作為講述者一樣。而另一方面，他們自己在提出美學主張的時候大多隻是學生，如同畫面上的群體一樣，也是一個青春的藝術家群體，本身也就可謂是視覺歷史中的Brigata講述者，從一個咆哮混亂、表裡撕扯的維多利亞社會，回到了中世紀的線條和色彩樂園之中。
波提切利：另一位Brigata講述者
《十日談》的內容中既釋放出荒誕瘋狂極端的意象，又總能迴歸到當時社會的基本道德圍欄，很適合古代社會的視覺藝術家安全地發揮想象力，也適合在審美上貪婪的贊助人可以放心地向客人解釋牆上懸掛的挑釁性內容。在採用《十日談》內容的視覺作品中，原創性可與文字原作媲美的，首當是薄伽丘的佛羅倫薩老鄉：桑德羅·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的組畫《納達喬·德格里·奧拿蒂故事中的場景》。故事講述了一個被愛人拒絕的男子納達喬離開拉文納城市逃避悲傷。在郊區樹林裡看到一個騎士拿劍追殺一裸體女子。納達喬正要保護女子時，騎士道出原委，他們都是鬼魂，騎士因為求愛不得而自殺，女子正是他當年苦追的對象。她死後被罰永遭愛人追殺，每週五就會被追到這個樹林被殺死，心臟被掏出來給獵犬吃。但是隨即又會復活重複這個過程。納達喬目睹此事後心生妙計，招呼其愛慕之人和她全家在一個週五到這個樹林來宴飲，果然又觀看到鬼魂相殺的實況。結果是薄伽丘式的滑稽：女人被嚇得允諾了納達喬的求婚，而且不僅僅她，全拉文納的未婚少女從此都對追求者態度好多了。
波提切利構思了這四幅畫的主要結構並且親筆描繪了其中的少許人物，其餘部分由他的工作室徒弟們完成。這套作品畫在木板上，原來應該是在婚禮使用的木箱（Cassone）四面的。Cassone是意大利社會中最常見的婚俗傢俱，木箱通常為男方置辦，從娶親路上扛過來，而且被放置在家庭空間的醒目部位。這種含有婚姻道德寓意的題材常常被畫在四面。這套作品也是美第奇家族為了一次婚禮而向藝術家工作室訂製的。
波提切利吸取了中世紀繪本中連環畫的方式，也就是同一主要人物會反覆出現在一個畫面裡。從作品的第一幅來看：靠左的邊緣遠景是納達喬接受友人意見準備離開拉文納的場面；中間則有兩個鏡頭：第一個納達喬開始垂頭喪氣地走進松樹林，然後第二個納達喬馬上目睹了幽靈騎士追殺愛人的鬼魂，並且試圖保護女人。中間構圖是波提切利最具創意的地方，他突破了中世紀敘事作品裡場景間隔時間長，之間都有明顯間隔距離，在故事時間的分割裡基本均等的範例，連畫了兩個等大的納達喬，空間上幾乎貼在一起，強調兩個場景變化時間的短暫，或許幾秒之間，情緒和身體都發生了突然的變化，突出了後一個鏡頭中充滿激烈動感的追殺和起身保護的場景。這幾乎是一幅15世紀的漫威動畫或者一個蒙太奇剪接的企圖。而構圖中的切割機構則是參天筆直的針葉松林。它們呈幾何對稱，扮演了自然中的建築柱身角色，打出了畫面的節奏鼓點，而且將觀者的目光引向背景：小山和船帆從樹林裡隱現，一片海天一色最終統一在一個似乎不變的時空。古代拉文納是重要的海港，這或許是取海景來統一時空的原因。
圖中的女性全身基本赤裸，一白一黑的兩隻獵犬分別咬住她的大腿根和另一邊的後臀。她身後的白馬騰躍，馬上騎士的紅袍也向上飛揚，手持利劍，面部呈現出恐怖的殺戮表情。這種飽含暴力色情，甚至虐戀情緒的塑造方式，在第二幅作品中更加明顯：撲倒在地的女性背後已經被切開，騎士俯身跨在赤裸的屍體後背，用刀在切口裡掏挖。右邊的兩隻獵犬在搶食女人的內臟。而樹枝後的海灘中景，時間又發生變化，另一幕新的追殺已經開始。第三和第四幅作品則以此制式，分別講述了納達喬給愛人看鬼魂和最後他計謀成功的婚宴場景，若沒有第三、四幅墊底，頭兩幅作品中的暴力和詭異，實在很難表達慶賀婚姻的心意。而頭兩幅作品的氛圍還是要從它所依據的文學來理解。
薄伽丘在《十日談》裡對女性的態度已經成為無數文學專家的研究題目。他一方面用時俗道德圍了一個基本的範圍，但在範圍中，儘量處處體現出對女性的同情理解甚至崇敬。他在序裡就發誓是“為她們的歡樂而寫作”，在跋裡又再再強調：“當初我是把這本書獻給閒暇無事的太太小姐們的，我並非是為別人而寫的。”除了這些寫作的動力之外，書中的講故事人和故事裡的女人，通常都既有頭腦又有行動力，常常是奇蹟創造者。
這種對女性的態度，也不難在波提切利的整體創作中體察出來，儘管他對於他的時代來說罕見地終身未娶，而且明確表態十分反感婚姻，性取向一直不明……波提切利卻毫無疑問是跟薄伽丘一樣的女性美的信徒。他筆下的維納斯和聖母至今是人類歷史上被畫出來最“美”的女性形象之一種。她們優雅纖長，面部表情感性神秘，手勢微妙優美，而且通常會頭向一邊傾倒，暴露出畫家最愛強調的頸部，產生充滿性感的吸引力，如同獵物暴露出了最易受攻擊的脆弱部位。波提切利只留下一幅疑似的摻進群像的自畫像，其中他的形象與薄伽丘在自我表白中留下的也有雷同：一個溫情脈脈，內向文雅的感性美的囚徒，但也慾望強烈，隨時幻想血腥暴力毫無問題。波提切利將他的攻擊慾望，大都傾瀉在了人生後半期對薩爾瓦多那神秘主義的信仰上，採取了反對藝術，焚燒自己畫作，幾乎餓死街頭的極端活法。這套《納達喬·德格里·奧拿蒂故事中的場景》製造的殺戮氣息，緊張節奏和近似虐戀的氛圍，被研究者認為是不僅忠實於薄伽丘原作，甚至超過了原作的刺激度。
桑德羅·波提切利：《納達喬·德格里·奧拿蒂故事中的場景2》，1483年，坦培拉和油彩在木板上，82.3×139釐米
審美是抵抗瘟疫的可行方式
除了波提切利，拉斐爾前派的藝術家們，還有很多視覺創造者深深受到《十日談》的誘惑。其中有一個更隱蔽的重要原因，就是薄伽丘主張：審美和快樂是健康的來源，是抵抗瘟疫的可行方式。
1348年的黑死病讓佛羅倫薩城裡屍體堆積，倖存者大多要麼癲狂失措，要麼冷酷無情，要麼荒淫無度，薄伽丘的原作和《十日談》啟發的視覺作品，共同開創了一個話題：享樂和瘟疫的可能關係。Brigata在出走前的討論中發表了他們的觀點，主張適度的享樂，包括集體活動、健康作息、歡笑、運動和投入自然。這不是死神造訪前的最後放縱，而是作為防止疫病，建設心理，保護寶貴生命的健康策略。這個策略在醫學史上並不新鮮，14世紀的瘟疫防治小冊子中就曾經建議過：“不要讓你的頭腦被瘟疫帶來的死亡和激情，或者任何讓你悲傷和喪氣的事情佔據，給它一些明快和愉悅的東西。當萬花綻放的時候，你應該在花園裡度過閒暇時間，最好同時跳舞唱歌和進行放鬆的談話。”而薄伽丘在故事第9天的開頭更印證了這一點：“他們一路行來，頭上戴著橡樹葉編的花冠，手裡拿著一束束鮮花和香草，假使當時有誰看見他們這種情景，一定會說：‘這些人一定是長生不老的，至少到死還是快快樂樂的！’”
正因為有著千萬人掙扎發狂死去作背景，所以這些清新、荒唐、挑釁而快樂的故事，代表了生命奇蹟本身。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把他1971年的同名電影《十日談》歸入“生命三部曲”，而其中他自己扮演的藝術家角色在劇中自言自語，將人類對快樂的本能需求更推高了一步：“但我疑惑，在夢想更為甜蜜時，為什麼要創作藝術作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