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東北的文化侵蝕“滿映”:“皇民化”的鼓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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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後,八路軍先遣部隊進入瀋陽,積極宣傳政策,張學思、陶鑄等領導幹部親自來到南滿中學堂向同學們做報告。張學思是張學良的弟弟,抗戰後來到延安,在晉察冀、冀中等根據地堅持抗日,此次回到家鄉東北,見到家鄉父老,心中感慨萬千。報告開始,張學思問臺下同學:“你們是什麼人?”結果讓他錯愕不已,臺下的同學竟然齊聲回答:“‘滿洲國’人”,毫無猶豫顧忌之意。張學思再問“‘滿洲國’人是什麼人?”學生居然理直氣壯地告訴他,這裡就是“滿洲國”,“滿洲國”的人就是“滿洲國人”。短短14年的亡國史,居然讓這些年輕一代完全忘記了自己的中國人身份。當年的學生事後回憶,1945年8月15日當天,日本老師告訴他們“大東亞戰爭”結束的時候,他們還一心相信,一定是日本取得了這場“聖戰”的最終勝利,直到蘇聯紅軍衝進校園。奴化教育的毒害之深,令張學思痛心疾首,當事學生張德偉在事後也回憶“不知有祖國,不知自己祖先,不知自己是什麼人”,“至今想來仍感痛心和羞恥!”

對中國東北的文化侵蝕“滿映”:“皇民化”的鼓吹手

必須全文背誦的“聖旨”

日本對中國東北的奴化教育可謂蓄謀已久,早在九一八事變之前,“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即著名的“滿鐵”)就在日佔大連灣的關東州推行日本化教育,但此時尚且忌憚於中國人的反抗。在新文化運動洗禮之後,愛國主義和共產主義在東北的知識界迅速傳播,特別是當地朝鮮族人對日本人更是恨得牙根發癢,日本的橫行霸道自然遭到了東北教育界的普遍抵制。九一八事變日軍在侵佔東北時,有目的地破壞、焚燬了愛國知識分子任教的學校,並將許多校舍強徵為軍用。隨後,日本當局在第一時間開始籌備教育行政的統制工作,公開要對“滿洲國民”進行“教化”。

為了割裂國家認同,首先就要在教科書上“去中國化”。在日本佔領東北全境後,一些學校堅持講授三民主義,堅持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令日本人十分忌憚,因為三民主義第一條就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是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對日本殖民統治大為不利。大多數學校雖不敢明示反抗,但也對日偽當局的“大同”“協和”“王道樂土”避而不談,在課堂上根本不會講到“滿洲國”三個字。有證據表明,東北淪陷5年後,黑龍江仍有學校堅持使用原有的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版教科書,進入各學校任教的日本教師常遭到中國教師排擠,沒人搭理他們。1935年,偽滿當局發佈所謂“國定”教科書編纂方針,要求“徹底貫徹《迴鑾訓民詔書》的聖旨”。這封偽詔系溥儀1935年5月訪日歸來所頒,溥儀表示自己已經與日本天皇“精神如一體”,偽滿洲國與日本“一德一心”,形成“不可分”的關係。這封三百多字的偽詔在偽滿時期是不折不扣的“聖旨”,每個小學生必須全文背誦,背不出來一定捱打。有些小學校裡專門有一間“皇帝詔書室”,再不濟也是在校長室的正面專闢一處予以“供奉”,把這封“聖旨”複製品用黃綢包好,供在神龕上,經過此處必須輕聲走路,不得喧譁,否則就犯了“大不敬”之罪。每年的3月1日是“建國紀念日”,要進行“恭讀詔書”的儀式。當年的親歷者張德偉如此回憶當時場景:

這天到校後,全體師生就開始整隊集合於操場上,慶祝儀式、程序與校會時基本相同。“滿洲國”人擔任的校長這個時候出來了,他挎著五色穗的文官帶,套著白手套,正步走向“皇帝詔書”室,把“詔書”捧出來,與會者在一聲“立正”的口令下,立刻一齊彎下腰來,當校長把“詔書”捧上講臺放在桌子上,才算迎畢而直起腰來。校長接著打開黃布從裡面把“詔書”取出來,再掀開黃綢條,面對學生,當宣讀“詔書”兩字後,人們又立刻把身子彎下來低下頭,鴉雀無聲一字一句地靜聽“詔書”。“詔書”宣讀完畢之後,在教官送“詔書”的口令下又一齊彎下腰來成90 度去奉送,這時校長又和奉迎時一模一樣地把“詔書”送回去。“詔書”迎送宣讀之後,接著由日本副校長講話,由教日文的老師翻譯,向我們這些小學生宣傳起“詔書”的內容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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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滿時期,正在學唱偽滿洲國“國歌”的女學生

堅持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早就被打死了

偽滿時期,中小學校是這樣的一幅景象:校長是中國人,但不管事,甚至很少到校。副校長是日本人,他才是學校的實際掌控者,經常由退伍軍人擔任。他整日在教室、走廊踱步,經常向學生了解教師的上課情況,甚至詢問學生,你們的父母在家怎麼議論“滿洲國”?如果回答不慎,教師、家長就有危險了。同時,學校裡還有一個穿軍裝的日本軍訓教官,戴軍銜,穿馬靴,佩指揮刀,負責對學生的軍事化訓練。軍訓教官也是學生最為懼怕的人,動輒對學生打罵、體罰,極為殘酷,打殘了就直接退學,打死的也常有,偽滿時期的中小學生退學率特別高,這是一個重要原因。在訓練時,學生剃光頭,頭戴戰鬥帽,身穿軍裝式的操衣,打綁腿,服裝式樣模仿日本軍服。學生見到教官,即使在學校以外,也必須立正行禮,否則就捱打。低年級學生見到高年級學生也必須行禮,否則高年級學生有權動手打人,教師默許、甚至鼓勵這種行為,打到後來整個人都打麻木了。試想,一個十幾歲的懵懂少年,從小在學校接觸的都是殖民教育,每天早上被問的都是“建國精神”“王道樂土”,否則就要被日本軍官毒打,堅持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恐怕早就被打死了。老師打、教官打、高年級學生也來打,打來打去,小孩對日本人固然痛恨,但日本人以暴力貫徹的這一條殖民理論已經形成膝跳反應般的條件反射,故文章開頭張學思問學生們是什麼人,學生們的第一反應就是“滿洲國人”。在日本人主導的偽滿“新學制”下,學生受教育時間普遍縮短,加上東北百姓的生存水平不斷惡化,上得起學的孩子越來越少,中國人受教育的權力在實質上被一步步剝奪。據統計,在1937年,偽滿小學校學生因“貧困”“患病”“死亡”等原因退學者達68428人,並逐年增加,而同年偽滿適齡兒童的入學率僅不到30%。偽滿的日籍教育司長皆川豐治坦陳,退學率在初級小學的4年內達到53%,高級小學兩年內達到24%,相當驚人。

偽滿每個中小學生教室都懸掛溥儀像,號稱“御影”,但並非像當代抗日電視劇中那樣,直接把一幅鑲了浮誇相框的天皇大相片掛在牆上,而是和“聖旨”一樣,也要用黃綢蒙上,不準隨便觀看。1940年6月,溥儀第二次訪日,從日本帶回所謂“天照大神化身”,即一把劍、一面鏡子、一塊玉。溥儀回國後馬上“頒詔”宣稱“滿洲國”與日本一樣,都始於“天照大神”,並把“天照大神”作為“滿洲國”的“建國元神”加以供奉參拜。1942年,溥儀更是將日本改稱“親邦”,即以日本為父母之國。當年,偽鐵嶺市長徐漸久在鐵嶺銀岡女子國民優級學校對中國教員訓話時,看左右沒有日本人便趁機大罵:“叫我們供天照大神,老張家的祖宗,硬叫老李家供奉,行嗎?”結果馬上被憲兵隊逮捕,判處7年有期徒刑,但隨後下落不明,很有可能被日本人秘密處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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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滿建國大學的學生接受日本軍隊的軍事訓練。1937年8月,頒佈所謂“建國大學令”,並由偽滿“國務總理”張景惠任校長。但學校實際管理權握於擔任副校長的日本人手中

“‘滿洲國’完事兒”

在偽滿的中小學,每週課時最多的課程是日語,同時按地域分別開設“滿語”和蒙古語課程。所謂滿語並非滿族語言,也非漢語,而是漢語日語雜糅的“協和語”,如“你的,什麼的幹活”。而在不同地區分別教授蒙古語和“協和語”,則是為了製造中國各民族的矛盾,便於日本各個擊破。日語課程的課文也帶有濃厚的殖民教育色彩,捏造事實,把日本人說成“白蓮花”。當年的學生張德偉回憶:

在我記憶中還有一篇印象較深的課文叫作 《柳條湖事變》。課文大意說:日本在滿洲的駐守軍,9月18日在柳條湖附近演習軍操時,從樹林中跑出來滿洲鬍匪數十人搶日軍的武器,因此引起了一場柳條湖戰事。日本駐屯軍為了讓滿洲 3000 萬百姓過上“王道樂土”的生活,打敗了這些土匪,從而奠定了新滿洲。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偽滿的中小學校進一步加強軍事訓練力度,並增加了 “勤勞奉仕”這一環節,每年強制中小學生進入兵工廠無償勞動50天,不合格者不予結業和升學。戰爭末期,日本金屬匱乏,又發起“金屬獻納”,要求中小學生繳納定量的金屬器物,用於支援戰爭,未繳納足量的又要捱打。日本人無時不刻在強調所謂“親善”“協和”,但又無時不刻將殖民者的優越感以暴力呈現在學生面前。日本人強迫中小學生喊“‘滿洲國’萬歲”時,總有人喊的是“‘滿洲國’完事兒”。戰後日本NHK電視臺曾赴東北尋訪當年在偽滿軍官學校就讀的學生,這些人幾乎是當年偽滿待遇最為優越的一群學生。然而,這些人回憶起當年在學校的時光,都會提到日本人的專橫跋扈。片子末尾,他們不約而同唱起了“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這是當年在學校裡暗中傳唱的愛國歌曲《滿江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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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6月,溥儀第二次訪日,極不情願地迎回了代表日本天照大神的寶劍、銅鏡和勾玉三件神器的仿製品,開始把“天照大神”作為“滿洲國”的“建國元神”加以供奉參拜

日本武士扮相的“水滸傳”

偽滿也注意將電影作為宣傳工具,向學生展現日本的先進與強大,美化日本的殖民統治。在這一點上,著名的“滿洲映畫協會”發揮了很大作用。“滿映”製作部長牧野光雄曾說過:因為通過在偽滿各級學校播放日本的宣傳影片,“(學生)瞭解到日本的產業、軍事、政治等情況。滿洲觀眾的觀賞水平已經提升到這種程度實在令人高興。可以說‘大東亞共榮圈’中,滿洲的青少年是跟日本走得最近的”。然而,縱然日本人不遺餘力在中國推廣日本電影,一開始卻收效甚微。此前在日本佔領區,大量日本電影被引入影院播放,但中國觀眾反響平平。這些電影是什麼樣的呢?當年生活在淪陷區的北平小學生翟鴻起曾事後回憶道:

曾看過一部莫名其妙的影片,在我的記憶裡不可磨滅的是那個故事取材於《水滸傳》,敘述李逵劫法場救宋江的故事。可劇中人的裝束不是梁山好漢的打扮,而是日本武士道的扮相,李逵在城頭用火雷準備炸城牆時,還唱著日本的戲曲小調。這是一部日語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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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偽滿洲國成立一週年前後,堆放偽滿“國旗”的倉庫。1932年(大同元年)3月1日,偽滿洲國政府發佈了“國旗制度佈告”,規定“滿洲國國旗”由五色組成,旗地為黃色,左上角分別為紅、藍、白、黑的四色橫條

這部電影其實是日本東寶映畫出品的《水滸傳》,全部由日本演員出演,一點中國味都沒有,連最能接受新鮮事物的小學生都覺得莫名其妙,中國人怎麼可能喜歡這種電影呢?於是,“滿洲映畫”在其理事長甘粕正彥的指導下,希望拍攝出“作為一支力量參與到擊敗英美、建設東亞新秩序事業中的電影”。這個甘粕正彥在當時的日本名聲極差,基本上是變態殺人狂的代名詞。1923年關東大地震時,當時有名的無政府主義領袖大杉榮與妻子及6歲侄子被人趁亂殺害,甘粕正彥被指認為兇手。時隔80餘年後,據說發現了足以證明甘粕是替罪羊的醫生私人筆記面世,但當年的甘粕在日本國內已是千夫所指。大杉榮這種不服從軍國主義的思想家,日本政府肯定是想殺的。於是甘粕僅僅在監獄待了不到三年就被大赦,此後先後遊歷法國與中國東北,並在1939年擔任“滿映”理事長。不過,軍人出身的甘粕在“滿映”顯露出其眼光獨到的一面,在他的改組下,“通過電影為大眾提供娛樂”“‘滿映’的電影必須讓滿人(中國人)覺得好看、熱切想看”成為上下共識,後來“滿映”果然連拍幾部中國扮相的水滸電影。一時間,“滿映”的產量大大提升,一年能產出數十部娛樂電影,併產生了以李香蘭為首的滿映明星群體。李香蘭是一個出生在東北、長在北京的日本人,但在“滿映”電影中扮演的多是崇拜日本人的中國女性,一口極為標準的京片子,當年觀眾都不知道她是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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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香蘭(前排中)與《莎韻之鐘》工作人員合影。“ 滿映”作為日本軍國政府宣導的利器,其影響已經不只侷限在東北,而遠涉了日本統治區的各地。其典型例證便是由日據臺灣總督府出資拍攝的“滿映”電影《莎韻之鐘》

“一場豪賭,血本無歸,一無所有”

值得一提的是,“滿映”作為日本軍國政府宣導的利器,不僅做了大量的“日滿協和”的宣傳,並充當了“皇民化”的鼓吹手,其影響已經不侷限在東北,而遠及了日本統治區的各地。其典型例證便是由日據臺灣總督府出資拍攝的“滿映”電影《莎韻之鐘》(サヨンの鐘)。這部“滿映”出品的“皇民化”電影在當年的日本、朝鮮、偽滿乃至上海都曾上映,其主題曲後來被重新填詞,改稱《月光小夜曲》,當代許多知名歌手都曾翻唱過。影片取材於臺灣的一出落水事故:1938年9月,在臺灣少數民族村落任職的低級警員田北正記接到了從軍徵召令,將要奔赴侵華戰場,便要求當地泰雅人為他搬運行李。在山區行進時遭遇颱風,負重的17歲泰雅人少女莎韻在暴風雨中失足落水,下落不明,就此失蹤。

時任臺灣總督長谷川清將此事渲染為所謂“番民感恩義舉”,將其神話為“皇民化”的典範,以一座銅鐘賜予泰雅人部落,將當地地名改為莎韻丘,並延請實力雄厚的“滿映”將此事拍攝成電影。電影特地選在十餘年前原住民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霧社拍攝,並於1943年上映,“滿映”頭號人氣紅星李香蘭飾演少女莎韻。原本是即將奔赴侵華戰場的低級警員田北正記在電影中變成了前往蠻荒部落弘文勵教、傳播教化的日本教師,並強行編造了一段師生戀情。李香蘭演中國人角色,是一定要愛上日本人的。莎韻落水慘劇也被改編成是勇救墜河的恩師。劇中,日本老師和莎韻一前一後,在黑夜中走過狹窄的獨木橋,走在後面的莎韻突然毫無預兆地高舉雙手(其中一手還舉著火把)日語高喊了三句“萬歲”,一喊完就發現走在前面的日本人掉河裡了。莎韻下河去撈,終被沖走,最後變成了一塊木製慰靈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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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東寶映畫出品的《水滸傳》海報,李逵穿著日本武士的服裝

不過,也正像這部《莎韻之鐘》所表現的那樣,“滿映”電影經常過分強調其所謂“國策意圖”的政治宣傳,已經到了影響劇情合理性的地步。黑燈瞎火,雨天路滑,倆人擠獨木橋過河,就為了搞宣傳,莫名其妙設計出一個突然喊口號的劇情,結果把老師嚇得掉河裡了,這不是沒事找事麼?“滿映”電影中的日本人往往太正面,好得不像話,中國人遲早是要愛上日本人的,最後經常還要心甘情願主動替日本人去擋子彈,死前不忘擺個Pose亮個相再三呼萬歲,給人一種高級黑的感覺。1938年有一篇影評是這樣寫的。雖然作者不敢明說橋段虛假,但嫌棄之意已經溢於言表:

有一部電影講的是“滿洲國”某地某個村莊的村長率領村民擊敗土匪的故事。由於平時這位村長不厭其煩地向村民宣傳“滿洲國”的“建國”精神,一位聽後受到教育的滿人少女,在千鈞一髮之際用自己的身體捍衛了“國旗”。這樣的情節雖然表面看起來驚心動魄、感人至深,但是不能否認,這跟滿人的實際生活之間有著很大的距離。因為滿洲村長的覺悟水平跟友邦日本的村長不可同日而語,滿人更不可能像日本人那樣,對“國旗”抱有神聖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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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映”理事長甘粕正彥

如果生活中真有村長整天這樣絮絮叨叨的原型,估計早就被村民孤立,或是變成孔乙己式的笑話了吧。不要說中國,這樣的村長恐怕在日本也少有。日本人也承認,歸根到底,中國人還是更喜歡上海電影。隨著日本戰敗消息傳來,甘粕正彥在“滿映”理事長室的黑板上寫下“一場豪賭,血本無歸,一無所有”後服毒自盡。

(參考文獻:張德偉《奴化教育親受記》;劉文兵《日本電影在中國》,中國電影出版社2015年版;古市雅子《甘粕正彥與“滿洲映畫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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