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堅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產業發展和城市規劃中心主任
40年滄海桑田，深圳的改革開放實踐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時代註腳，也是我國社會主義道路選擇、制度優勢的微觀印證；同時還是全球獨一無二的、最大社會主義國家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先進城市實踐，世界範圍尚無源自此制度、此速度、此量級系統性實證研究的經濟理論。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面對更多逆風逆水的外部環境和發展不平衡的內部挑戰，深圳不僅需要跳出40年跨越發展的思維慣性去丈量未來，更加需要跳出300多年來經濟理論的思維慣性，以更加謙卑的反思精神，聚心聚力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從容應對系列新的風險挑戰，在先行示範征程中走穩走好走出彩。
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發展的新趨勢新要求
1.加快形成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要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新探索新突破
從發達國家看，資本主義發展方式造成實體經濟生產過剩和社會兩極分化矛盾以來，儘管對內宏觀調控、對外危機轉嫁等舉措起到階段性供求平衡、社會穩定之效，但僅能使危機被延後而非根本解決。經過經濟、政治、軍事等一系列的傳導演變機制，有限時空內的生產過剩矛盾，無可避免地滑向無限時空的虛擬經濟貨幣過剩矛盾，且槓桿率大幅提高。天文數字的主權債務和高槓杆的家庭債務，疊加中產階級萎縮、兩極分化、老齡化等問題，一絲一毫也看不到在其所有制、政治和法治框架體系內的解決方案，產業鏈、財政、金融、主權貨幣風險均可能成為新的危機觸發點。一方面，世界各國都在反思並積極尋求制度優化或更好的制度替代。鄧小平早已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明確指出“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是不能成功的”。另一方面，現實倒逼主要發達國家顧不上捍衛其首創的自由主義理論，反而全力以赴地使用貿易保護主義、外交摩擦、長臂管轄等多種手段，乞待挽狂瀾於既倒。
從我國情況看，今時今日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和推動高質量發展的環境特徵是高貨幣存量、高成本、高槓杆、高債務存量和較為突出的貧富差距，環環相扣。面向外需的產能與面向內需的產能在國內市場疊加，階段性產能過剩的矛盾更加突出。宏觀調控的進步，市場已不大可能實現全面自動出清。問題的積累與延後，使得經濟體系、發展鏈條的脆弱性明顯提高，外部極限施壓可能會導致長期問題的某一環節集中引爆，帶來經濟、社會、政治等領域難以估量的連鎖反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現在，在波濤洶湧的世界經濟大潮中，能不能駕馭好我國經濟這艘大船，是對我們黨的重大考驗。”
在高貨幣存量、高成本、高槓杆、高債務存量和貧富差距加大的內部環境下，以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為主構建新發展格局，扭住擴大內需的戰略基點，解決需求不足的突出矛盾，不僅需要發展更高質量的社會生產力，以激活內需、平衡供求，而且更加需要跳出單一的生產力視角，以更大自信、更大決心、更大力度優化社會主義生產關係，通過緩和貧富差距擴大趨勢來激發內需，實現效率與公平的新均衡。
從生產力角度看擴大需求，借鑑凱恩斯主義、進一步快速增加貨幣供應量來創造需求的空間日益變小，政策正效益已不足以覆蓋負效益。擴大內需一方面只能更加突出地依靠科技創新，通過“卡脖子”技術攻關突破和新技術快速大規模應用來創造新需求，增加國產替代的新空間。這要求由資本積累更快地向技術積累、智力積累轉變，先進技術、知識及數據要素的重要性、稀缺性更加突出，在生產力中的運行效能需要顯著提高，同時資本的效能相對下降，為此需要再次優化各種要素之間比例關係和相應的所有制、分配方式結構。另一方面，只能更加突出地依靠城市群、都市圈建設和深化對外開放，在更大的經濟空間中優化組織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相應地，需要進一步優化地方與地方之間的關係，推動城市與城市之間由競爭關係更快地向競合、互促關係轉變，促進各種要素的順暢流動和需求再造。
從生產關係角度看擴大需求，借鑑古典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進一步深度激發市場活力的同時，更需要發揮好政府作用，一方面毫不動搖地堅持黨的領導和堅守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優化所有制和分配方式結構，持續緩和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另一方面積極主動應對逆全球化、國際經貿摩擦等壓力挑戰，在不斷演變的全球產業分工和財富分配格局中牢牢地守住國民核心利益。
一言以蔽之，新的歷史階段要以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為主構建新發展格局，扭住擴大內需的戰略基點和推動生產力高質量發展，必須比以往更加科學充分地優化調整社會主義生產關係。
2.深圳開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先行示範需要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更高水平聯動
從社會生產力高質量發展看，在基礎研究、核心技術攻關和科技產業創新方面，深圳加力推進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光明科學城、西麗湖國際科教城等重大創新平臺建設，傾力打造18個重點開發片區，培育完善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體系，促進科技產業協同融合。在城市群建設方面，深度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高標準開展深圳現代化都市圈發展規劃編制工作，依託深汕合作區和深投控、地鐵集團、人才安居集團等市場主體，強化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在擴大開放方面，加快推動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前海蛇口自貿片區“雙擴區”，率先探索與國際接軌的高標準投資管理體系、貿易便利化和自由化舉措、金融業對外開放試驗。
從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發展看，呈現出一些良好趨勢和積極因素。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深入推進，進一步豐富了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實現形式，市屬國有經濟的先導性、影響力、帶動力和保障力持續提高。伴隨著科學技術和新興產業的快速發展，重複性勞動更加迅速的向創造性勞動轉變，引起生產資料佔有關係的深刻變化。在高科技、知識密集型的民營企業和混改主體中，“一股獨佔”向剩餘索取權讓渡轉變，“經理層持股”“人才持股”向“員工持股”轉變，產生了以企業為邊界的小型、新型集體所有制，加之相伴的決策民主化、意見民主化進程，日漸自發地出現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民主、意見民主等本質特點，華為就是代表之一。《深圳經濟特區科技創新條例》出臺和“同股不同權”模式的發展，使得科技企業能夠在善用資本力量的同時保持創始團隊的創新創造初心，讓新型所有制發揮促進科技創新的更大積極作用。所有制形式的變化和創造性勞動的大幅增加，帶動了收入結構的積極變化。大多數知識業者、技術人才、高素質產業工人的地位顯著提高、收入快速增長。“勞有厚得”的群體規模日益擴大，為促進消費、平衡供需和經濟動力轉型提供了有力保障。
不容忽視的是，深圳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發展中也浮現了一些不利因素，客觀上成為生產力高質量發展的新制約。一者，伴隨著人才成為創新主角，創新生態的內涵出現了深刻延展。人才需求中的收入財富增長、價值實現、衣食住行保障等均成為創新生態系統的核心構件。優質城市功能、公共服務、社會保障、治理體系不僅是產城融合的基礎成分，更為創新生態系統健康運轉提供了配套功能支撐和應用場景支撐。然而，房地產投資屬性暴增和房價高企，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市場化民營化後，住宅從生活資料、教育醫療從公共設施轉化為新型生產資料，且生產資料準私有化特徵日益明顯。由於缺乏科學引導和規制，人才生活、安居成本快速增長。加之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精準性不足，間接導致中小企業受困於租金、勞動和融資成本壓力，大型企業的人才、研發成本則居高不下，逐步形成了較為突出的行業差距和實體產業擠出效應。這一趨勢同時也引致了居民投機行為和財富結構的變化，財富差距加速拉大，正在侵蝕人才收入結構優化的積極效應，成為抑制消費、抑制創新的不利因素。在高貨幣存量環境下，伴隨著教育、醫療、居住等生活必需品的成本普漲，老人才們和源源不斷進城、白手打拼的新人才們，由於財富積累和生活成本轉嫁手段的差別，實際收入差距呈現有所固化而非緩解的趨勢。二者，市場追逐短期效益導向的技術創新、商業創新，與新形勢下需要持續深耕、追求長期收益的基礎創新形成矛盾；市場的自發生長，使得產業使命與深圳的城市使命及肩負的國家使命有所脫節。日本的現代企業之父澀澤榮一主張將“盈利”與“無私”相結合的經營哲學，其市場經濟體制特別強調以誘導性計劃和政商協調來增強市場功能並補其不足，以尊重秩序而非無序競爭來提高市場效率，十分值得深圳在落實城市發展戰略、推動深度市場化改革中加以借鑑。三者，粵港澳大灣區的港深、廣深及深圳與其他城市之間仍殘留一定程度的本位利益導向思維定式，猜忌、隔閡時有顯現，已不適應推動大灣區城市群、都市圈建設發展的需要，區域經濟的生產可能性邊界亟待儘早突破。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探索新突破
1.走在優化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最前列
一是堅持、發展和發揚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持續鞏固提升所有制關係的獨特優勢，充分調動一切積極力量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建設服務。依託區域性國資國企綜合改革試驗，深化市屬國資國企的“一體兩翼”戰略佈局，保障城市經濟安全，全面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並嚴格按照市場經濟規律辦事。推動民營經濟更加蓬勃發展，大力引導“技術持股”“知識持股”“員工持股”及新型要素持股，完善科技企業同股不同權制度安排，使之成為社會主義的新型所有制，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增厚經濟基礎底蘊。堅定發展外資經濟，推動由加工製造向精密製造、研發創新領域加速佈局。優化政策和機制，創造多種所有制更加廣闊的優勢互補合作空間。以所有制結構發展創新為依託，鞏固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格局，顯著提高技術、知識、數據等先進要素參與分配的比重，激活微觀創新力量。
二是構建更高水平“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堅持以加速創新驅動為核心、與防控發展風險相結合的治理目標導向，大幅提升“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能級。發揮好政府的引導、組織作用，帶動市場和社會資源聚焦“四個面向”特別是基礎科學和重大科研工程領域，促進產業使命、城市使命、國家使命三者更加緊密的結合。強化協同動態治理的理念行為，圍繞新技術應用、新經濟發展的特點和需要，構建市場主導、資政和政府引導、規制相結合的治理共同體，加強諮詢委員會、專業理事會建設，激發利益相關者參與的積極性和建設性。市場負責提供技術、市場、風控等方面的政策建議和政策眾籌，彌補政府信息盲點；政府負責制定政策、評估審核、發佈信息、維護秩序，形成政府與市場和諧互促、響應敏捷的關係。同時，在法律政策制定、產業服務、規制監管等環節強化持續學習、動態控制和迭代優化，逐步形成到位而不越位的審慎包容治理模式。發揮好政府糾正市場失靈的作用，抑投機、疏投資、促消費，優化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係和比例，推動由市場自發走向市場自覺。發揮再分配的調節作用，規範收入分配秩序，完善創新生態系統的城市服務、公共配套功能保障體系，使居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引導市場更好地兼顧經濟效益和社會責任。加強治理現代化的技術支撐，發揮產業、科技優勢，建設面向政府和市場的治理科技服務生態圈，並利用發展已有的知識和經驗，對市場運行實施科學調控。
三是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地方與地方關係。從比肩世界級灣區和建設城市群、都市圈的高度謀劃城市發展，適應區域協同發展的要求，主動換位思考，積極先行推動港深、廣深及深圳與其他城市由“檯面和氣、背地互棄”的鄰居關係，向坦誠相待、平等包容的“戰友”或“摯友”關係轉變，推動轄區內各行政區開展兄弟般的精誠合作，將重拾顧全大局、平等協商、互助互讓、開誠佈公的社會主義優良傳統，與市場經濟下創新合作發展體制機制、共建示範性帶動性重大工程緊密結合，為發揮粵港澳大灣區內的社會主義戰略統籌優勢奠定根基。在深圳與內地欠發達地區的關係上，今天仍要貫徹“全國支援特區、特區服務中國”的方針，運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原則，大力支持內地兄弟區域工業化發展，將精準扶貧合作事業做精做紮實，在全國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系統增強和助力回饋作用。
四是在更深層次和更寬領域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堅持深度市場化改革和制度型開放，廣泛借鑑國內外先進經驗和吸引高端要素，為生產力高質量發展提供要素質量、要素活力和要素效能保障。構建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借鑑二戰後美國、上世紀70年代後期以色列科技崛起的經驗，廣泛吸引世界各國科學家、科技工作者和華裔人才前來紮根發展，形成世界級孔雀高地。更大力度破除市場隱形壁壘，進一步完善各類要素市場，促進要素在城市及城市群高效流動配置。深度推動科研體制機制改革和科技產業轉化機制改革，大力培育新型科技、產業中介和樞紐服務平臺，全面激發要素效能和成果產出質量，使企業成為創新要素集成、科技成果轉化的生力軍。堅持發揚市場經濟的成功經驗，進一步圍繞國家、省、市重大戰略需求，深化探索政府引導與市場自覺下“主動讓利市場機制+政策補貼嘉獎兜底”的利益大循環體系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嶄新模式，防範只講企業讓利和奉獻而帶來的不可持續性，並由此形成以價格信號為主導，兼顧匠人、責任、情懷等因素的新型市場反應機制，探索打造能夠從容應對各種尖銳挑戰的新型舉國體制。
2.推動社會生產力更高質量發展和突破
基於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新探索與新優化，充分發揮深圳創新生態、創新文化、人才紅利的獨特優勢和科技、產業發展的雄厚基礎，依託重大科技平臺、重大產業平臺、重大開放平臺建設發展，以科技產業創新為核心抓手，面向產業高質量發展需求強化基礎創新能力建設，開展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將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公共效益的在地化轉化與區域化聯動輻射緊密結合；打通從基礎研究到產業化通道，培育引領發展的未來產業，跨越表徵指標的繁榮，形成具有高穩定性、高安全性的科技產業質量內核，打造世界級原始創新思想、創新成果匯聚地，成為全球生產網絡、全球創新網絡中舉足輕重的戰略樞紐。以高能區域經濟體和城市群建設為抓手，構建以創新融合、產業網絡、載體共建等為特徵的內涵式增長模式，突破有限行政邊界的物理約束和擴容、直轄的自我糾結，大步邁向以經濟紐帶、共榮共生為主導的無限發展空間，支撐形成世界級粵港澳大灣區的港深穗莞十萬億級經濟走廊，樹立在社會主義國家建設全球頂級生產力的成功樣板。
3.強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自信和理論供給
堅定“四個自信”，堅持問題導向、目標導向和結果導向，基於豐富、生動、高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強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指導地位，兼收幷蓄古典自由主義、凱恩斯主義、新自由主義等經濟理論的有益養分，有的放矢重新審視借鑑德國曆史學派等經濟學派的有益主張，圍繞實踐需求推動精密法則與經驗法則的有機結合，不斷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世界人民增加更多制度供給的選擇作出更大貢獻。
40年前，面臨複雜的國際形勢，依靠特區奮鬥、特區精神與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結合，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起步到發展，取得了波瀾壯闊的階段性成就。
展望未來，儘管世界經濟大潮波濤洶湧，有了更加紮實的城市發展基礎和灣區綜合實力，結合優勢不斷強化的社會主義制度，深圳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中還將繼續先行先試、率先垂範，必將創造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的偉大成就。
本文節選自“彭堅：芻議深圳40年及未來發展中的社會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