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帝國建立後三十四年，一箇中年人在抑鬱中死去，年僅三十三歲。
司馬遷特別把他和屈原寫在《史記》同一個列傳之中，但記載的事蹟寥寥，無非是說他如何被推薦到天子身邊，如何又被排擠，如何死去，對他所作議論貢獻只有簡單數語，倒是花了幾倍的筆墨抄錄了他感懷身世、抒發懷才不遇之情的兩篇辭賦。
到班固時，似乎覺得司馬遷對他一生建樹敘述不夠周到詳盡，於是在幾乎全文抄取史記傳記的基礎上，加上了此人所作的幾篇政論，目的可能是想要告訴後人，這幾篇政論意義非凡。
然而不把此人放在時代背景中考量，終究無法解釋為何幾篇文章，分量就能如此之重；也無法解釋，他之不得志，乃是政治力量作用下不可抗拒的必然命運。
這個人，自然是賈誼。
（一）賈誼之入宮
賈誼是作為知識淵博之人被推薦給漢文帝的，推薦他的人叫吳公。
是時，漢帝國剛剛經歷過一波足以動搖國基的動亂。呂后駕崩，她一心組建劉呂同盟維護惠帝嫡系的計劃被內外兩股勢力破壞，內部反水的是她信賴的劉氏子孫劉章、劉興居，他們決定奉齊王為帝；外部發起政變的，則是周勃、陳平等高祖時期的功臣集團，他們在呂后晚期逐漸被排擠在權力中心之外。這兩波人儘管在奉誰為帝的問題上意見不一，但誅殺當權的呂氏外戚，掌握更大權力的慾望是一致的，於是一拍即合，不僅成功族滅了呂氏，還把惠帝留下的後代全部剿殺。
在政變中，周勃為首的功臣集團掌握了兵權，自然話語權更足一點。在他主導下，迎立了劉邦的第四個兒子：代王劉恆。
劉恆非常、十分、特別謹慎地考慮並接受了周勃等人的意見，包括在他統轄的代國班子成員裡開了一次討論會。
兩名親信給出了不同意見。
郎中令張武說：高祖時那些功臣都狡猾得很，剛剛喋血京城誅殺呂氏，不知安的什麼心，萬萬不可去。
中尉宋昌則強烈建議劉恆抓住這百年不遇的機會，接受周勃邀請，進京即位。
劉恆還是不放心，佔了一卦，顯示是吉兆，這才派舅舅薄昭先進京和周勃進行談判。
即使如此，劉恆趕到京城，仍然不敢即刻入宮，而是在京城的代王府邸中接受群臣朝拜即位，然後當晚入宮，連夜發佈人事任命，令宋昌掌握了南北兩支軍隊，又令張武掌管了禁宮侍衛，這才覺得暫時脫離了危險。
任何一位帝王在上臺之後，首要之務都是組建自己的班子、培植自己的親信。
吳公就是在這時，被漢文帝劉恆從河南守的位置直接調到京城，擔任司法刑罰的最高長官。據《史記》記載：吳公不僅是秦丞相李斯的同鄉，還是李斯的弟子。而吳公也順便把自己在河南時就十分中意的才子賈誼推薦給了漢文帝，稱賈誼“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秦始皇時，曾頒佈“挾書令”，民間不得私藏諸子百家書，這條法律其實在漢初被繼承了，直到漢惠帝四年的時候才廢除，廢除的那年，賈誼九歲，因此獲得了通諸子百家之書的條件。而當時學諸子百家書者，也並非門派有別、涇渭分明，往往是博學百家，從中學吏治、學實務。
賈誼正因為博學善對，而被漢文帝徵召為博士。
（二）賈誼之政見
漢文帝接受的帝國，是一個虛弱恢復中的王朝，經歷了秦末戰爭、楚漢戰爭、呂后母子爭端、功臣誅呂之亂等等，彷彿一個久病多病之體，令良醫也難以為治。
漢文帝需要解決的難題包括而不限於：民力不足，基礎物質生產能力低下；法律過於嚴苛，傷民太甚；諸侯王坐大，對朝廷形成反制；功臣集團居功自傲，存在威脅；匈奴虎視眈眈，放馬窺邊等等。
每次當漢文帝頭疼這些事情，令諸博士討論對策時，“諸老先生不能言。”
這是一句值得深味的話。老先生們真的答不上來嗎，未必。
而最年少的賈誼最鋒芒畢露，不僅要說，還要直截了當說，直陳其弊、直指其短。
針對物資匱乏，他說：漢之為漢，快四十年了，還有老百姓為吃不飽飯賣兒賣女，“民不足而可治者……未之嘗聞”，民窮而能國安，我從來沒聽說過。
針對諸侯坐大，他反問：朝廷是身體，諸侯王國是四肢。現在腿已經跟腰那麼粗了，指頭已經跟大腿那麼腫了，身體還吃得消嗎？
針對匈奴威脅，他諷刺道：匈奴之眾，不過如漢朝一個大縣人數，以天下之眾被一縣威脅，我為主事者感到羞愧。
如此不一而足。
賈誼倒也不是隻說問題，不出對策。他拋出問題，正是為了提供可行方案。
比如，他建議漢文帝鼓勵百姓儘量放棄“末技”，而進行農業生產，認為這是立國之本。
他建議儘快恢復等級禮儀制度，使各個階層的人安於本分，恢復上下井然的秩序。
他建議不能一味靠和親來懷柔匈奴，而應該恩威並施，甚至毛遂自薦希望親自來施行這一計劃、解決這一大患。
當然，最顯賈誼遠見和策略的，是他建議的“眾建諸侯而少其力”。他清晰地看到，漢朝廷目前缺乏對諸侯王的制裁手段，長此以往，將不斷放大諸侯王的實力和野心，遲早必反。不過是“強者先反，弱者後反”罷了。賈誼死後 14 年，果然爆發了七國之亂。
賈誼對此提出的方針其實很有些逆反操作的意思：怕諸侯王，卻不採用減少諸侯王的辦法，而是反其道行之，增加諸侯王的數量。具體來說：我把一塊地封給某個諸侯王之後，建立制度，要求你必須在這塊地中給自己的兒子選擇封地。如果你不執行，不但違背制度，還造成父子矛盾。如果你執行，你的國就將被子孫們越封越多，但每個國的地越變越小，實力自然也相應削弱。這就是“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精髓之處。他看上去是一道關懷子孫的普惠政策，實際上卻是強本弱末的集權手段。
諸侯王的威脅，自然不是賈誼一人能看到。但看到的未必敢說，敢說的也未必能提出正確策略。
就如導致七國之亂的當事人之一：晁錯。他也建議漢景帝削弱諸侯王實力，但他所採用的方法太過粗暴，找諸侯王的茬，治他們罪，直接從諸侯王的地盤裡削地劃歸朝廷。於是無法忍受的諸侯王直接選擇了聯合起兵，打的旗號就是“乾死天子身邊出餿主意的小人晁錯”。
與晁錯相比，賈誼的策略顯然高出不止一籌，至少在名義上讓諸侯王找不到任何可以攻擊的把柄。
賈誼的各種策略儘管都被證明了既有遠見，也有實效，但漢文帝並沒有全盤接受。如同前面所說：此時的漢朝如同一個久病多病之體，各種矛盾牽一髮而動全身，究竟應該先抓住哪個主要矛盾來治，需要謹慎考慮，絕不能操之過急。漢文帝和他的親信班子，正如當初接受周勃邀請即位時一樣，是一屆謹慎得不能再謹慎的政府。賈誼在其中，顯得略有些急功近利。
事實上，他這一“眾建諸侯”的方針，直到漢武帝時，才由主父偃重新提出，以“推恩令”的名義，經漢武帝全方位推行，終於基本解決了諸侯王坐大的問題。
以上賈誼各種主張裡，既有儒家的思想，也有道家、法家的元素，從中也能看出其“頗通諸子百家”，的確是個博學、實用之人。
（三）賈誼之被貶
賈誼的建議，有一條是明確被漢文帝所採用的。能被採用，謹慎的文帝一定認為這是主要矛盾，非解決不可。
是什麼問題那麼緊迫、重要呢？
《漢書 文帝紀》說：文帝二年的十月，根據漢初十月是歲首的習俗，這是一年剛開頭的時候，文帝就迫不及待發了一道詔令，這就是著名的“遣列侯之國”詔。
詔令的行文看上去平淡無奇，說的是：漢初，被封為列侯的功臣大多數都在京城定居，他們所封的侯國卻遠在百里、千里之外，有兩個不方便，一是從侯國運送賦稅給他們很耗民力，二是不便於他們教育侯國的子民，因此令列侯全部離開京城，回到自己所封的侯國去。如果在京城擔任職務的，就把列侯太子送去。
看上去似乎是為民著想、為列侯功臣著想的一條詔令，背後卻有文帝另一番計算。
文帝上臺，直接原因是誅呂之變。而這場內亂，罪魁禍首即是周勃、陳平等一干功臣列侯，而周勃、陳平本來並不交善，但由於功臣酈商之子酈寄有意在其中交通往來，而促成了功臣集團的集體發難。
在文帝看來，任由這些倚老賣老的功臣們自由在京城互相抱團交會、結黨營私，難保不再次腋下生變。
這才是發出“遣列侯之國詔”的內在目的，讓他們回侯國，各自分散，不能形成集結的力量。
但這條詔令發出後，卻遭到了列侯們一致虛與委蛇，這些老狐狸心裡跟明鏡似的，找各種理由推辭，就是不出發。以至於一年之後，文帝不得不再次下詔，這次是直接說給功臣集團首腦周勃聽的：上次讓大家回封國，大家各種推辭，丞相是我一向信賴的，這次給大家帶個頭吧。”同時解任周勃丞相之職。
列侯們這才泱泱地跟隨周勃，紛紛啟程。文帝終於解決了眼前的一大危機。
而賈誼的被貶長沙，也正是在這一年。按理說，助文帝消除大患，合當加官進爵。事實上，文帝也確實這麼考慮了。《漢書 賈誼傳》“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絳就是絳侯周勃。可見，賈誼之在當年被貶，應和周勃等列侯離開京城這一政策緊密相關。也許，是文帝不得已和周勃等之間達成的協議之一。
（四）結尾
謹慎的文帝對周勃一直既防備、又打擊，一年之後，藉機給他定了個罪名關入大牢。
在牢裡，周勃備受凌辱，不得不感慨：我以前將兵百萬，盛氣凌人，現在才知道獄吏的權勢高貴。
這時，倒是賈誼為周勃說話了，他說：諺語云：投鼠忌器。打老鼠，還要顧及老鼠旁邊自己的器物。而王侯、三公，這些就是天子這個器物旁邊的老鼠，如果有過失，可以廢除他的爵位、官職、可以賜死，但是如果把他捆綁著投入大牢，令小小的官吏也可以隨便鞭笞、辱罵，就會讓卑賤的百姓覺得，哎，是不是有一天我也可以這樣。再甚而至於，就會懷疑是不是天子的身份其實也沒那麼尊貴。所以肉刑是不可以施加在王侯、三公這些貴族大夫身上的，只可以讓他們知道自己有過失，然後選擇自裁。這正是“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之義。
然而賈誼的不得意，還不僅僅是遭到功臣們的忌恨。
如前所說，當文帝問策時，老先生們都不作答，這未必是不能作答，而是不好答、不敢答。
只有最年輕的賈誼，不僅搶著答，《史記》還說：“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什麼意思呢，賈誼還模仿這些老先生的口吻，替他們答，模仿得還很像，真的就像那些老先生的心裡話。其年少鋒芒，可見一斑，其為人張狂，也可見一斑。其不討人喜，更可想見。
蘇東坡在《賈誼論》中，說賈誼“孤高不群”，應是十分準確。所以賈誼之被貶，之難容於朝廷，庶幾是定局矣！
在湘江邊惆悵徘徊的賈誼，寫了憑弔三閭大夫的《吊屈原賦》，兩個鬱郁不得志的男人，隔著數百年在江水內外互相照應。
三十三歲的賈誼，抑鬱的賈誼，如此的賈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