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帝国建立后三十四年，一个中年人在抑郁中死去，年仅三十三岁。
司马迁特别把他和屈原写在《史记》同一个列传之中，但记载的事迹寥寥，无非是说他如何被推荐到天子身边，如何又被排挤，如何死去，对他所作议论贡献只有简单数语，倒是花了几倍的笔墨抄录了他感怀身世、抒发怀才不遇之情的两篇辞赋。
到班固时，似乎觉得司马迁对他一生建树叙述不够周到详尽，于是在几乎全文抄取史记传记的基础上，加上了此人所作的几篇政论，目的可能是想要告诉后人，这几篇政论意义非凡。
然而不把此人放在时代背景中考量，终究无法解释为何几篇文章，分量就能如此之重；也无法解释，他之不得志，乃是政治力量作用下不可抗拒的必然命运。
这个人，自然是贾谊。
（一）贾谊之入宫
贾谊是作为知识渊博之人被推荐给汉文帝的，推荐他的人叫吴公。
是时，汉帝国刚刚经历过一波足以动摇国基的动乱。吕后驾崩，她一心组建刘吕同盟维护惠帝嫡系的计划被内外两股势力破坏，内部反水的是她信赖的刘氏子孙刘章、刘兴居，他们决定奉齐王为帝；外部发起政变的，则是周勃、陈平等高祖时期的功臣集团，他们在吕后晚期逐渐被排挤在权力中心之外。这两波人尽管在奉谁为帝的问题上意见不一，但诛杀当权的吕氏外戚，掌握更大权力的欲望是一致的，于是一拍即合，不仅成功族灭了吕氏，还把惠帝留下的后代全部剿杀。
在政变中，周勃为首的功臣集团掌握了兵权，自然话语权更足一点。在他主导下，迎立了刘邦的第四个儿子：代王刘恒。
刘恒非常、十分、特别谨慎地考虑并接受了周勃等人的意见，包括在他统辖的代国班子成员里开了一次讨论会。
两名亲信给出了不同意见。
郎中令张武说：高祖时那些功臣都狡猾得很，刚刚喋血京城诛杀吕氏，不知安的什么心，万万不可去。
中尉宋昌则强烈建议刘恒抓住这百年不遇的机会，接受周勃邀请，进京即位。
刘恒还是不放心，占了一卦，显示是吉兆，这才派舅舅薄昭先进京和周勃进行谈判。
即使如此，刘恒赶到京城，仍然不敢即刻入宫，而是在京城的代王府邸中接受群臣朝拜即位，然后当晚入宫，连夜发布人事任命，令宋昌掌握了南北两支军队，又令张武掌管了禁宫侍卫，这才觉得暂时脱离了危险。
任何一位帝王在上台之后，首要之务都是组建自己的班子、培植自己的亲信。
吴公就是在这时，被汉文帝刘恒从河南守的位置直接调到京城，担任司法刑罚的最高长官。据《史记》记载：吴公不仅是秦丞相李斯的同乡，还是李斯的弟子。而吴公也顺便把自己在河南时就十分中意的才子贾谊推荐给了汉文帝，称贾谊“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秦始皇时，曾颁布“挟书令”，民间不得私藏诸子百家书，这条法律其实在汉初被继承了，直到汉惠帝四年的时候才废除，废除的那年，贾谊九岁，因此获得了通诸子百家之书的条件。而当时学诸子百家书者，也并非门派有别、泾渭分明，往往是博学百家，从中学吏治、学实务。
贾谊正因为博学善对，而被汉文帝征召为博士。
（二）贾谊之政见
汉文帝接受的帝国，是一个虚弱恢复中的王朝，经历了秦末战争、楚汉战争、吕后母子争端、功臣诛吕之乱等等，仿佛一个久病多病之体，令良医也难以为治。
汉文帝需要解决的难题包括而不限于：民力不足，基础物质生产能力低下；法律过于严苛，伤民太甚；诸侯王坐大，对朝廷形成反制；功臣集团居功自傲，存在威胁；匈奴虎视眈眈，放马窥边等等。
每次当汉文帝头疼这些事情，令诸博士讨论对策时，“诸老先生不能言。”
这是一句值得深味的话。老先生们真的答不上来吗，未必。
而最年少的贾谊最锋芒毕露，不仅要说，还要直截了当说，直陈其弊、直指其短。
针对物资匮乏，他说：汉之为汉，快四十年了，还有老百姓为吃不饱饭卖儿卖女，“民不足而可治者……未之尝闻”，民穷而能国安，我从来没听说过。
针对诸侯坐大，他反问：朝廷是身体，诸侯王国是四肢。现在腿已经跟腰那么粗了，指头已经跟大腿那么肿了，身体还吃得消吗？
针对匈奴威胁，他讽刺道：匈奴之众，不过如汉朝一个大县人数，以天下之众被一县威胁，我为主事者感到羞愧。
如此不一而足。
贾谊倒也不是只说问题，不出对策。他抛出问题，正是为了提供可行方案。
比如，他建议汉文帝鼓励百姓尽量放弃“末技”，而进行农业生产，认为这是立国之本。
他建议尽快恢复等级礼仪制度，使各个阶层的人安于本分，恢复上下井然的秩序。
他建议不能一味靠和亲来怀柔匈奴，而应该恩威并施，甚至毛遂自荐希望亲自来施行这一计划、解决这一大患。
当然，最显贾谊远见和策略的，是他建议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他清晰地看到，汉朝廷目前缺乏对诸侯王的制裁手段，长此以往，将不断放大诸侯王的实力和野心，迟早必反。不过是“强者先反，弱者后反”罢了。贾谊死后 14 年，果然爆发了七国之乱。
贾谊对此提出的方针其实很有些逆反操作的意思：怕诸侯王，却不采用减少诸侯王的办法，而是反其道行之，增加诸侯王的数量。具体来说：我把一块地封给某个诸侯王之后，建立制度，要求你必须在这块地中给自己的儿子选择封地。如果你不执行，不但违背制度，还造成父子矛盾。如果你执行，你的国就将被子孙们越封越多，但每个国的地越变越小，实力自然也相应削弱。这就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精髓之处。他看上去是一道关怀子孙的普惠政策，实际上却是强本弱末的集权手段。
诸侯王的威胁，自然不是贾谊一人能看到。但看到的未必敢说，敢说的也未必能提出正确策略。
就如导致七国之乱的当事人之一：晁错。他也建议汉景帝削弱诸侯王实力，但他所采用的方法太过粗暴，找诸侯王的茬，治他们罪，直接从诸侯王的地盘里削地划归朝廷。于是无法忍受的诸侯王直接选择了联合起兵，打的旗号就是“干死天子身边出馊主意的小人晁错”。
与晁错相比，贾谊的策略显然高出不止一筹，至少在名义上让诸侯王找不到任何可以攻击的把柄。
贾谊的各种策略尽管都被证明了既有远见，也有实效，但汉文帝并没有全盘接受。如同前面所说：此时的汉朝如同一个久病多病之体，各种矛盾牵一发而动全身，究竟应该先抓住哪个主要矛盾来治，需要谨慎考虑，绝不能操之过急。汉文帝和他的亲信班子，正如当初接受周勃邀请即位时一样，是一届谨慎得不能再谨慎的政府。贾谊在其中，显得略有些急功近利。
事实上，他这一“众建诸侯”的方针，直到汉武帝时，才由主父偃重新提出，以“推恩令”的名义，经汉武帝全方位推行，终于基本解决了诸侯王坐大的问题。
以上贾谊各种主张里，既有儒家的思想，也有道家、法家的元素，从中也能看出其“颇通诸子百家”，的确是个博学、实用之人。
（三）贾谊之被贬
贾谊的建议，有一条是明确被汉文帝所采用的。能被采用，谨慎的文帝一定认为这是主要矛盾，非解决不可。
是什么问题那么紧迫、重要呢？
《汉书 文帝纪》说：文帝二年的十月，根据汉初十月是岁首的习俗，这是一年刚开头的时候，文帝就迫不及待发了一道诏令，这就是著名的“遣列侯之国”诏。
诏令的行文看上去平淡无奇，说的是：汉初，被封为列侯的功臣大多数都在京城定居，他们所封的侯国却远在百里、千里之外，有两个不方便，一是从侯国运送赋税给他们很耗民力，二是不便于他们教育侯国的子民，因此令列侯全部离开京城，回到自己所封的侯国去。如果在京城担任职务的，就把列侯太子送去。
看上去似乎是为民着想、为列侯功臣着想的一条诏令，背后却有文帝另一番计算。
文帝上台，直接原因是诛吕之变。而这场内乱，罪魁祸首即是周勃、陈平等一干功臣列侯，而周勃、陈平本来并不交善，但由于功臣郦商之子郦寄有意在其中交通往来，而促成了功臣集团的集体发难。
在文帝看来，任由这些倚老卖老的功臣们自由在京城互相抱团交会、结党营私，难保不再次腋下生变。
这才是发出“遣列侯之国诏”的内在目的，让他们回侯国，各自分散，不能形成集结的力量。
但这条诏令发出后，却遭到了列侯们一致虚与委蛇，这些老狐狸心里跟明镜似的，找各种理由推辞，就是不出发。以至于一年之后，文帝不得不再次下诏，这次是直接说给功臣集团首脑周勃听的：上次让大家回封国，大家各种推辞，丞相是我一向信赖的，这次给大家带个头吧。”同时解任周勃丞相之职。
列侯们这才泱泱地跟随周勃，纷纷启程。文帝终于解决了眼前的一大危机。
而贾谊的被贬长沙，也正是在这一年。按理说，助文帝消除大患，合当加官进爵。事实上，文帝也确实这么考虑了。《汉书 贾谊传》“天子议以谊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绛就是绛侯周勃。可见，贾谊之在当年被贬，应和周勃等列侯离开京城这一政策紧密相关。也许，是文帝不得已和周勃等之间达成的协议之一。
（四）结尾
谨慎的文帝对周勃一直既防备、又打击，一年之后，借机给他定了个罪名关入大牢。
在牢里，周勃备受凌辱，不得不感慨：我以前将兵百万，盛气凌人，现在才知道狱吏的权势高贵。
这时，倒是贾谊为周勃说话了，他说：谚语云：投鼠忌器。打老鼠，还要顾及老鼠旁边自己的器物。而王侯、三公，这些就是天子这个器物旁边的老鼠，如果有过失，可以废除他的爵位、官职、可以赐死，但是如果把他捆绑着投入大牢，令小小的官吏也可以随便鞭笞、辱骂，就会让卑贱的百姓觉得，哎，是不是有一天我也可以这样。再甚而至于，就会怀疑是不是天子的身份其实也没那么尊贵。所以肉刑是不可以施加在王侯、三公这些贵族大夫身上的，只可以让他们知道自己有过失，然后选择自裁。这正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之义。
然而贾谊的不得意，还不仅仅是遭到功臣们的忌恨。
如前所说，当文帝问策时，老先生们都不作答，这未必是不能作答，而是不好答、不敢答。
只有最年轻的贾谊，不仅抢着答，《史记》还说：“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什么意思呢，贾谊还模仿这些老先生的口吻，替他们答，模仿得还很像，真的就像那些老先生的心里话。其年少锋芒，可见一斑，其为人张狂，也可见一斑。其不讨人喜，更可想见。
苏东坡在《贾谊论》中，说贾谊“孤高不群”，应是十分准确。所以贾谊之被贬，之难容于朝廷，庶几是定局矣！
在湘江边惆怅徘徊的贾谊，写了凭吊三闾大夫的《吊屈原赋》，两个郁郁不得志的男人，隔着数百年在江水内外互相照应。
三十三岁的贾谊，抑郁的贾谊，如此的贾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