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投身土地改革的具體情境，讓知識分子走出了象牙塔，對革命的複雜成因、社會矛盾、黨的領導有了更直觀的理解和認識。同時，土地改革也為當時的文學藝術創作提供了更多鮮活的時代素材。除了周立波的《暴風驟雨》，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趙樹理的《福貴》《邪不壓正》等文學作品以及劉峴的木刻作品《鬥爭惡霸》等等，都為後人觀察土地改革運動提供了窗口。這些年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一些意欲翻案的文藝作品不斷出現。但充其量，這些作品最多也就是對改革開放製造一些麻煩而已。畢竟，要讓中國再回到封建社會，是完全沒有可能的了。
新中國初期的土地改革運動之所以能夠順利推進，與廣大知識分子的熱情支持和參與有很大關係。1950年，《光明日報》發表文章指出，土改“提供了知識分子改造道路”。實際上，在參與土改的過程中，知識分子群體不但順利完成了思想改造，“實現了與工農民眾相結合”，也以實際行動有力推動了各地土改工作的進程。當時的土改工作隊，就有大批年富力強的知識分子參與。
對知識分子參與土改的舉動，毛澤東頗為讚賞。1951年3月，毛澤東表示，非常歡迎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參加土地改革，他說：
【“只要他們願意去，就要歡迎他們去，不要怕他們去，不要向他們戒備，因為他們不是反動派。好的壞的，都讓他們去看，讓他們紛紛議論，自由發表意見，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一些被稱為“民國大師”的人物，在他們參與土改運動後，由衷地發出了心聲，對推動順利完成土改起到了相當大的積極作用。
2018年，現代出版社出版了《細說民國大文人套裝（全三冊）》，據介紹，有著名學者、作家曹文軒、孫鬱、餘世存、嶽南傾情推薦！其看點是“民國大師言論：馮友蘭、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蔡元培”。在這幾位民國大師中，馮友蘭和梁漱溟參與了土改運動。
1950年1月27日，在清華大學任哲學教授的馮友蘭第一個報名參加了京郊土改。他和夫人任載坤，先到豐臺西北的張儀村，後轉到盧溝橋鎮，參加了一個半月的土改。後來在清華學生主辦的大字報上，馮友蘭談及自己參加土改的動機：第一，封建土地所有制度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物質基礎，不摧毀它，便不能使中國社會變質；二，取得一點革命經驗，以充實從書本上得到的知識；三，在客觀方面與地主鬥爭，在主觀方面與自己潛在的地主階級感情鬥爭，如是可以加速自己的進步。馮友蘭深入農村後，因發現農民中落後思想很普遍，又感覺自己有教育和引導農民的責任。
馮友蘭在他的《土改工作中的群眾路線》中寫道：
【“在參加土改工作的一個半月中，我開始瞭解怎樣是走群眾路線，並且也學了一點怎樣走群眾路線。原來土改工作，大部分都是農民自己辦的。工作組的任務，是組織他們，提高他們的階級覺悟。用工作組的術語說，就是‘組織隊伍，檢閱隊伍’。隊伍組織形成以後，有了積極分子作了骨幹，事情就由隊伍去幹了。工作組只要把握政策，看見隊伍士氣不足的時候，就要設法鼓勵。有時太過火了，就要設法拉回。好像一個船上掌舵的人，只管把定船的方向，至於船走，就要靠群眾了。”
“當然在現在情形下，地主沒有反抗的可能，農民帶槍，一般只有象徵的意義。但是所象徵的事實，是偉大的。就是，無產階級的共產黨武裝了農民打倒了二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
梁漱溟是中國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國最後一位大儒家”之稱。
梁漱溟與毛澤東同歲。1918年，兩人在楊昌濟（楊開慧的父親）先生的家裡初識，當時梁漱溟是北大哲學系講師，毛澤東則在北大當圖書管理員。20年後，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裡與毛澤東有過多次交談，有兩次是通宵達旦。
梁漱溟特別關注中國的農村問題，在舊中國曾親身參與實踐，但都未能實現他的設想。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建議他去農村搞點調查研究。1950年9月中旬，梁漱溟的農村調查研究工作告一段落。回到北京後，毛澤東又建議梁漱溟到南方農村去看一看，實際上是想請梁漱溟從一個民主黨派人士的角度，看一看共產黨搞的土地改革有沒有問題。梁漱溟休息一段時間後，就自動向統戰部提出，要去南方看一看土地改革情況。他的要求很快就得到批准。此次去是由中央統戰部組團去的。梁漱溟所在的那個分團有20多人，由章乃器任團長，於5月上旬抵四川，8月30日返京，歷時4個月。
梁漱溟返京後的第4天，毛澤東即派車從頤和園接梁漱溟到中南海。
毛澤東問：“對土改，對四川，你個人印象如何？隨便聊聊。”
梁漱溟略加考慮，便說：
【“我親眼看到貧苦農民對土地的渴望和要求，土地改革是深得民心之舉，很必要，也很及時。但毛病也不是沒有。比如政策規定不許打地主，但我親眼看到在鬥爭會上打得很兇，有一對地主夫婦，因為受到體罰，一塊跳河自殺。這個問題應引起注意，不然地主感到自己沒有活路，不是反抗，就是自殺，那都不好。”】
梁漱溟說到此，毛澤東笑著插話說：
【“你說的情況別的地方也有發生，但我們總的政策是鬥倒地主，分田分財，給他出路。大多數地主有活路，不會自殺，也不會反抗。問題是貧僱農受苦受壓多少年了，怒火一點著，就難以控制，於是對地主非打即罵。我們應該認真貫徹執行政策，努力說服教育農民，關鍵是土改工作隊的幹部。只要他們能執行好土改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
梁漱溟接著說：
【“說到對四川的印象，解放不過兩年，四川能出現這樣安定的情勢，不容易。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個很亂很複雜的地方，變化這麼快，出乎我意料。四川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劉、鄧治下有方，他們是當地的執政者，軍政大員。特別是鄧小平年輕、能幹，所見所聞，印象深刻。如解決袍哥問題，這在四川歷史甚久，範圍很廣，影響很大。鄧小平掌握的政策是對大多數袍哥不予追究，這樁事辦得穩妥。大多數不予追究，他們自然也就慢慢散開了。相反，如果一一追究，卻正好促使他們聚攏起來與新政府對抗。前因後果，利弊得失，十分清楚。”】
潘光旦是著名的社會學家，優生學家，民族學家。與葉企孫、陳寅恪、梅貽琦三人一起被稱為清華百年曆史上四大哲人。
1951年春天，潘光旦花了一個半月的時間在家鄉作土改調查。他在《蘇南土地改革訪問記》中，如實記載了吳江、常熟、無錫等地地主惡霸迫害農民的種種情況：
【吳江震澤區一次300人的農民代表大會上，大家訴了苦。統計結果，全區因交不出租被地主抓去坐過牢的有1857人；被打的有423人；被迫害致死的有105人，其中打死的35人，坐牢致死的25人，直接殺死的45人；被迫出賣的子女有41人，其中女孩36人，男孩5人；被佔去的土地共有3223畝，房屋2295間，婦女47人，耕牛15頭，羊10500只。
吳江黎裡區平林鄉也有同樣情形。我們在土地改革展覽會上看到一張統計表：全鄉因交不出租被迫坐牢的有370人，其中在監牢中病死的有7人，有人最多坐牢達18次，有人最長坐牢達15年；被迫賣掉農具、傢俱及耕牛的有220戶；被迫賣田的有71戶；被直接打死的有10人；被迫當僱工的有79人，被迫賣兒女的有85戶；被迫討飯的有5人。
又常熟大義區童莊鄉，555戶農民，在土地改革前十年之內，共繳出租米47600餘石；由於無田無糧而弄死小孩的共有55戶；吃租米官司的有81人；賣掉女兒、小孩的有28家；因交租米而受氣或被逼致死的5人；因被逼繳租而家破人亡的有12戶。
又吳縣光福區的3個鄉，在一九二○至一九三六的17年裡，有14個農民因交不出租活活被地主逼死。其中建新鄉一個鄉，在抗日戰爭時期，有212個農民被抓去坐過監牢；永安鄉迂裡村全村215戶中，竟有108戶有人坐過監牢。
松江朱行鄉地主薛士元，一人就曾殺害了14條人命。常熟地主趙培之，一人殺害了59條人命。常熟又一地主楊春華，一人竟殺害了100多條人命。吳江震澤區地主邱輔卿，農民給他的綽號是“邱要命”；他家中私設的牢房，可以同時關上20多個人。】
潘光旦的《蘇南土地改革訪問記》，生動地體現了蘇南農村曾普遍流行一首歌謠：
【“農民背上兩把刀：租米重，利錢高！農民面前三條路：投河、上吊、坐監牢！”】
這些年來，一提到史學大師，人們往往就會想到陳寅恪。而自從上世界30年代就被史學界稱為“史學二陳”的陳垣，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則很少有人提起。
創辦於1927年的輔仁大學曾與北大、清華、燕京並稱北平四大名校，是一所由羅馬公教創辦的天主教大學。1929年6月，陳垣正式出任輔仁大學校長。他苦心經營二十多年，使輔仁大學從白手起家而成京師著名學府。
1951年11月，毛澤東在懷仁堂舉行國宴時與陳垣同席，他向別人介紹說：“這是陳垣，讀書很多，是我們國家的國寶。”1952年6月，全國高校院系調整，輔仁大學併入北京師範大學，輔仁大學校園也被劃為北京師範大學北校區。陳垣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直至去世。
在北京師範大學的官網上，有這樣的介紹：
【“陳垣先生（1880—1971）是老一輩學人中勤勉治學、忠貞愛國的一個典範。他一生著作等身，是馳名海內外的史學大師。他在政治活動方面也多有建樹,是清末、民國抗戰愛國、教育報國的重要代表人物。新中國成立後，陳垣滿懷激情地投身於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1959年1月，終以79歲高齡成為一名共產黨員。陳垣先生的入黨，絕非緊跟形勢的心血來潮，而是一位耄耋老人政治立場的最終選擇，體現了他志願做‘紅專老人’的政治追求。”
“1951年5月，陳垣受命擔任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團的總團長，他不顧體弱年邁，在四川巴中地區四處走訪,所見所聞讓他‘思想上起了階級的變化’，‘認識了群眾偉大的創造力’，他認為，所謂‘超政治’‘超階級’的學術生活是不切實際的。他決心轉變自己，‘我從西南迴到北京後，正是京津高等學校教師學習開始，在這次學習運動中，除了我自己努力以外，還要依靠群眾的幫助，來徹底改造自己的思想。”】
《二十世紀中國著名科學家書系》之一《陳垣》分冊有這樣的內容：
【6月15日下午聽劉乃和（他的一個學生）讀土改材料，讀到知識分子和農民誰養活誰的問題，以及農民運動是自己解放自己的運動一節時，陳垣動感情地哭了，感到自己以往的功夫白費，不能對人民有很多貢獻。7月5日，在巴縣參加鬥爭惡霸大會，在一位貧農婦女的悲慘控訴時，陳垣流出了同情的眼淚。在農民土改分田會上講話，講明要互助互讓，和氣分田，窮人都是一家人，在自己的階級裡，不要爭吵，讓地主和壞人鑽空子。陳垣在農村訪貧問苦，和農民一起下田打稻。參加土地改革運動四個月，9月27日回到北京。這次社會實踐，使陳垣更多地接觸社會，瞭解人民群眾和國家政治，對他的政治立場和學術思想都起了深刻的影響。在土改工作總結會上，他說：“過去知識分子看不起農民，老年人看不起青年人。但在實際鬥爭中，認識了農民的偉大的力量和無窮的智慧，看見了青年人的忘我的工作精神，深深感到自己所不及的。”（見該書第131頁）】
投身土地改革的具體情境，讓知識分子走出了象牙塔，對革命的複雜成因、社會矛盾、黨的領導有了更直觀的理解和認識。同時，土地改革也為當時的文學藝術創作提供了更多鮮活的時代素材。除了周立波的《暴風驟雨》，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趙樹理的《福貴》《邪不壓正》等文學作品以及劉峴的木刻作品《鬥爭惡霸》等等，都為後人觀察土地改革運動提供了窗口。
這些年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一些意欲翻案的文藝作品不斷出現。但充其量，這些作品最多也就是對改革開放製造一些麻煩而已。畢竟，要讓中國再回到封建社會，是完全沒有可能的了。
有讀者在看了本人前幾天寫的《什麼是“中國歷史上幾千年來最大最徹底的改革”》後留言，提出了後來農業集體化的問題。因此，在這裡簡單補充說明一下。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指出：儘管合作化運動出現過偏差，但是，
【“農業合作化的完成，實現了中國土地的公有化。隨著土地及耕畜、大型農具等主要生產資料歸農業生產合作社集體所有，在廣大農村建立起勞動群眾的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經濟。這標誌著我國基本上完成了對個體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億萬農民徹底擺脫了小塊土地私有制的束縛，走上了合作經濟的發展道路，進入了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時期。農業合作化以後，我國農業的發展就有條件對土地的利用進行合理的規劃，逐步進行大規模的水利灌溉、大規模的農田基本建設，逐步推廣機械耕作、施肥、殺蟲等農業科學技術，從而使我國農業生產條件大為改觀。如果沒有農業合作化，仍然只在原來的小塊土地上作文章，這些都是難以想象的。”（見該書第344頁至345頁）】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改革，和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的“均田地”有著根本的區別。“均田地”仍然沒有改變土地私有制的性質，因而仍處於封建社會制度的圈子內。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改革，通過農業合作化，實現了土地公有化，即集體所有制，這就使中國的社會制度徹底告別了封建社會。只有在這個基礎上，中國才能夠向現代國家轉型。否則，就只能在封建制度的圈子裡打轉轉。
至於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即“包產到戶”，只是經營方式由集體生產變為農民個體勞動，土地的所有權仍是集體的，農民與集體是一種承包關係。如果沒有當初的合作化，土地仍為私人所有，就談不上“包產到戶”。因此，“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質上是農業合作化事業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政府順應廣大農民要求推廣的一種生產形式。至於各地農民是否採用，最終還得由各地的農民集體決定。所以，現在既有個別堅持合作社（人民公社）生產形式的，也有新的探索形式，如貴州的塘約那樣的。但所有這些都是建立在土地的集體所有權之上的。
關於人民公社，《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指出：
【“‘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經營管理過於集中，分配上存在著嚴重的平均主義傾向，這種體制不利於調動農民的積極性”。（第688頁）
“（聯產承包責任制）沒有否定合作化以來集體經濟的優越性，而是做到有統有分、統分結合，既發揮集體經濟的優越性，又發揮農民家庭的積極性”。（第693頁）】
1992年7月23日～24日，鄧小平在審讀黨的十四大報告時指出：
【“農村經濟最終還是要實現集體化和集約化。有的地區農民已經提出集約化問題了。”“僅靠雙手勞動，僅是一家一戶的耕作，不向集體化集約化經濟發展，農業現代化的實現是不可能的。”（《鄧小平年譜 下》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第1349～1350頁）】
（作者：胡新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