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說因為曹騰的餘威，雖然京城的權貴紈絝們深恨執法嚴苛的曹操，卻又對他無能為力，是苦不堪言，只能寄希望於任滿後找個遠離洛陽的肥差將這尊大神打發出去，而這一等就是三年，此是後話，暫且不提。因為很快，洛陽就要發生一件大事，將會吸引天下士人的目光，使人們很快忘掉曹操這個不和諧的小插曲。
大家可能不知道，開始於隋唐時期的科舉考試，是我國古代為世界所貢獻的中，不亞於四大發明的又一項偉大創造。到今天，科舉雖然消失了，但是由其演化而來的考試製度，依然讓我們又愛又恨。
恨的理由，想必大家都有親身的體會，不必多說；愛的理由，非常簡單，因為考試至今依然是世界上對幾乎所有人來說都相對公平的，唯一的可以改變出身與階級的方式。要知道在古代西方，一直到19世紀以前依然採用的是賜官制度，在那時即使你再有才華也必須巴結貴族才能被“賞賜”官職。隨著清朝末年，東西方之間“血與火”的交流，科舉制度也隨之被傳入到了歐洲，這才逐漸發展出現代西方的文官制度，讓普通人也能通過考試擔任官職。
我們大多數人可能認為科舉制度是隋唐之後才突然出現，但實際上他真正開始出現的時間卻要早的多。在東漢時，舉孝廉雖然依然是最主要的官員選拔制度，但品行已經不再成為唯一標準，被舉者也必須要通過經籍解析、公文撰寫等對應的考核才能得到任用。而且即使是沒有被選中孝廉的，只要年滿五十歲的儒生就可以參加博士試，成績優異者便會成為五經博士，同樣可以做官。
（作者語，別以為五十歲門檻很高，漢代五經內容龐大，晦澀難懂，從小開始學習，到五十歲能精通已經算是學霸了。在古代，如果能夠讀懂《春秋》，基本上進翰林院是沒有問題的。）
既然有考試，那麼自然也就有標準答案了。東漢早期，朝廷會將經書內容用漆寫在蘭臺（秘書省）作為統一的標準答案，歷史上稱其為“蘭臺漆書”。然而這其中有一個問題，一是因為“焚書坑儒”導致秦漢間文化出現斷層，二是因為那時沒有印刷術，知識傳播全靠口耳相傳，書籍也都是純手抄的，所以難免有錯別字出現，時間長了就形成了各種千奇百怪的版本。
在漢靈帝熹平四年（175年），有一個叫做李巡的宦官在監考時就發現了一個問題。那些考生們為了取得好成績，會洩題徇私，互相作弊。又因為自己所讀的經書版本和蘭臺上的可能不一樣，導致答案“錯誤”。於是那些有錢有勢的考生，甚至會買通蘭臺官員，直接把漆書內容改成自己所學的版本。
真是驗證了有錢就可以為所欲為，雖然我不知道正確答案，但我可以花錢改教科書……這大概就是史上最強作弊術了吧。
李巡將這個情況上奏靈帝，請求將標準答案刻在石碑上，避免作弊。幾乎在同時蔡邕與五官中郎將堂溪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人也上奏，認為現在流行的經籍版本眾多，甚至所使用的文字都有好幾種，其中摻雜的很多所謂新式解讀壓根只是最初抄錯了字而已。
這為很多別有用心者創造了揚名條件，那時有不少的腐儒俗儒，就如今天的“傳統武術大師”“科普營銷號”一樣，穿鑿附會，肆意曲解，卻吸引一大批粉絲。針對這種情況，蔡邕等人便建議對六經文字進行全面的校正，然後刻於石碑之上作為天下統一標準。
該建議很快得到了漢靈帝的同意，於是從這一年開始，一場全天下大儒基本上都參與的，持續了整整九年的校經運動開始了。眾人收集天下各種版本的經文，逐字逐句進行反覆對比校驗，裁選出最佳的標準文本，然後由蔡邕以筆沾硃砂“自書丹於碑”，最後工匠依文鐫刻在統一的巨大石碑上。
公元183年，當高達3米多，寬1米多，共計記錄了二十餘萬字的46塊巨大石碑樹立於洛陽太學時，天下為之震動。“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後漢書·蔡邕列傳》
據王國維先生考證，熹平石經的內容可能包括《詩》、《書》、《禮》、《易》、《春秋》五經，並《公羊》、《論語》二傳。不過據史書記載，蔡邕上書內容為正定六經文字，同時研究現存的石經殘片，發現其中很可能還包含了傳說中失傳了的《樂經》。
更有意思的是，《後漢書·儒林列傳》中說：“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然而根據現存的殘片考證發現熹平石經其實只用了隸書一種字體，很可能是范曄將熹平石經和曹魏時期用三種字體所刻的正始石經弄混了。
雖然我們常說秦始皇統一了文字，但是在漢朝實際至少還有三種字體在日常生活中被廣泛使用。一種是存在小篆之前的古文，就是傳說中的蝌蚪文，因為孔府壁中的先秦典籍是由這種字體書寫，所以學習這種字體成為研究儒家古經的必備技能。
第二種即是秦始皇統一天下後，由李斯在秦國原有的大篆籀文基礎上簡化而來的小篆，因為字形優美很受文人的喜愛。然而這種優美其實主要是由於中國古人崇尚天人合一，認為文字是倉頡俯仰天地之際，從鳥獸的蹄跡中感悟而來，所以文字要“象天法地”才具有魅力。與其說這是一種文字，還不如是一種圖畫，其中發展出的一種極致字體便是蟲鳥篆，這種小篆書寫複雜，對普通人並不友好。
至於隸書，顧名思義最初是由徒隸書寫的“低級”字體演化而來的，相對於篆書已經捨棄了其“優美”的圖畫部分，成為了成熟的抽象文字。兩者之間的關係，就像是今天繁體字和簡體字的區別，所以不要以為簡化字只是建國後的產物，我們的老祖宗從很早以前就開始不斷的對文字進行簡化了。
至於當時蔡邕為什麼只用了士族眼中最“低級”的隸書？我們就要參考簡體字推廣的意義了，那麼其背後的政治想法便可以一目瞭然。
正是東漢官方對“隸書”這種簡化文字的推廣，打破了當時士族門閥對知識的壟斷，降低了普通人獲取知識的成本，培養出了更多的寒門學子，為後來科舉制度能夠出現，打破門閥政治的壟斷創造了必要條件。
同時熹平石經的樹立，為漢朝的儒家派系之爭定下一個官方標準，之後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儒生來到太學摹寫石經的內容。至魏晉時期，更有人借看管的漏洞，拓印石經內容進行販賣，想不到這一舉動竟然又無意間促進了印刷術的發明。
只是可惜石經立後不久，到了漢獻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亂政焚燬洛陽，石經遭到了第一次毀壞。之後又經歷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亂世，石經不斷受到破壞，先是北齊高澄將石經從洛陽遷到鄴城，結果半路掉到水中，最後能安然到鄴城的僅剩下一半。隋朝建立後，石經又被從鄴城遷到了長安，結果到了長安後，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反而被營造司拿來做了柱子的基石。一直到唐貞觀年間，終於又有人又想起了這些石碑，可是當魏徵去收集時，石經已經損毀殆盡只剩下一些殘片了。如今，我國現存石經僅有不到萬字的數十片殘石，分別藏於西安碑林博物館、洛陽博物館以及北京圖書館。
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於石經上蔡邕書法的興趣更加超過了對內容本身的關注。所以逐漸的也越來越少的人知道和關心熹平石經在中國歷史發展中起到的重要意義，連很多介紹後漢三國曆史文章也懶於談及，或者是一筆帶過。
可是國恆以弱滅，唯漢以強亡，這其中的興亡關係其實不是用簡單的強弱就可以概括的。一個國家，尤其是一個帝國的滅亡，始終離不開政治、經濟、軍事，以及於文化等等其他各方面因素的綜合作用。
熹平石經樹立在大漢帝國最後的餘暉之下，即是其文化強盛的表現，也是統治者最後自救的一次奮力掙扎，背後包含的是漢王朝內部早已經不可調和的思想衝突，文化對立，以及階級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