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飞，1896年生于贵州省安顺县，青年时期投身辛亥革命。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同赵世炎、周恩来等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是我们党早期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1944年11月，中共中央指示王若飞留在重庆主持南方局工作。由此，开启了他生命中最后一段峥嵘岁月。
团结民主人士领导群众斗争
1944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董必武回延安期间由王若飞主持重庆工作的决定的电报，同时指出：在王若飞主持下可组织工作委员会，以刘少文、徐冰、钱之光、熊瑾玎、潘梓年、童小鹏为委员，王若飞为书记。此后，周恩来、董必武参加党中央领导和筹备党的七大等工作，重庆工委的工作由王若飞全面主持。
11月，王若飞在重庆会见刘文辉的代表杨家桢时得知，蒋介石派特务监视刘文辉的行动，二人矛盾很尖锐。不久，王若飞派张友渔到成都同刘文辉研究在日本侵略者继续进攻情况下发动群众、组织抗日力量保卫大西南及同蒋作斗争等问题；转达中共支持刘文辉反对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行为。次年夏，刘文辉再派杨家桢会见王若飞，请求指点。王若飞告诉杨必须坚决顶住蒋的压力，坚持反蒋斗争，要注意斗争策略和方法。杨满意而归。12月，王若飞再派张友渔到成都，向四川实力派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同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研究在日本继续进攻下如何保卫大西南的问题。
对于云南工作，王若飞在听取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汇报后说：云南要准备搞武装斗争，但切勿过早暴露目标。如日军占领广西南宁，进攻贵州独山，云南省工委应即布置滇东南、滇南等地区准备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与此同时，滇军中的地下党员也要做好开辟敌后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
王若飞根据周恩来在延安各界青年纪念一二·九运动9周年大会上作的《大后方青年政治运动的情况》报告精神，指示成都、重庆等地的党组织，动员知识青年到中原解放区、湖南、贵州、川东北地区去工作。
12月上旬，日军侵占独山后，贵州面临全境沦陷危险。为打击日军，王若飞派转移至四川的张立、田伯萍等带领原贵州地下党员30多人回到贵阳，筹建黔东、黔南游击队，开展武装抗敌斗争。不久，日军撤出贵州。王若飞即指示当地党组织留贵阳隐蔽活动。
1945年1月18日，周恩来、董必武电示王若飞：文化人整风只限于南方局文委及《新华日报》两部门，对党外文化人主要引导其向国民党政府要求民主自由，同顽固分子作思想斗争，揭露国民党文化统治政策的罪恶。王若飞按此指示，领导大后方文化人整风，引导大家加强团结，对国民党进行斗争。
周恩来、王若飞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大后方农村工作的指示精神, 即向南方局各直属机关及地方党组织传达贯彻, 详细布置, 动员党的骨干、进步人士及知识青年到农村加强群众工作, 利用合法与隐蔽方式为农民服务, 联系农民及其团体等。王若飞等还在红岩嘴和一些“据点”直接举办了农村工作人员训练班。
20日, 国民党特务枪杀重庆电业工人胡世合, 造成“胡世合事件”。王若飞因势利导开展声援受害者、反对国民党统治, 伸张正义的斗争。他组织指挥宣传队伍深入工人、学生和市民中广泛宣传胡世合被杀真相, 教育群众投身捍卫生存权的斗争, 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民主运动。国民党当局被迫于26日枪毙了特务田凯, 抚恤了胡世合的家属, 斗争取得胜利。
邀参政员访延安，达成反蒋独裁新共识
1945年2月底3月初，中共中央两次致电王若飞，要坚决坚持召开各党派会议、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说服民盟在渝、蓉、昆与我们配合行动。据此指示，王若飞邀请章伯钧、沈钧儒、左舜生、屈武、王昆仑、邓初民、陈铭枢、杨耿光、谭平山、冷遹、郭沫若、许宝驹、黄炎培等各民主党派领袖及无党派人士，在沈钧儒住所举行座谈会。王若飞讲了中共坚持民主、反对一党独裁、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并号召：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中共一起，大力发展民主运动。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等均发言表示赞同，愿与中共采取联合一致行动。
5月30日，王若飞在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工作的电报中说，一般民主人士一面说毛主席《论联合政府》很好，一面却认为蒋介石还有前途，对目前的民主运动表示消沉、观望。对于国共两党尖锐对立的形势，他们很忧虑，认为内战不可避免。6月17日，中央复电王若飞：“美政府现行政策，确实扶蒋抗日反共”，“但结果与其希望相反，日蒋如决战，蒋必再败；日如撤退，蒋必内战，统一无望。只有美扶助中国的民主力量，才能战胜日寇，制止内战，取得最后和平”。“我们反对内战，同时却又表示我们不怕内战，以压蒋之气焰，坚定同盟者对我之信心。”
据此精神，王若飞召开工委领导成员扩大会议，决定指派专门机构和人员领导武装斗争和争取友军工作。会议决定加强同民主党派联系，支持他们开展各种文化科技活动，扩大民主运动宣传，联合争取更多群众参加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
6月30日，王若飞在重庆七星岩同禇辅成、黄炎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等商量去延安与中共领导人研究恢复国共两党谈判办法。次日飞抵延安。他们3次会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商谈民主党派与中共合作问题。在王若飞的斡旋奔走下，双方达成停止召开国民大会进程，从速召开政治会议、结束一党专政、政协会议前释放政治犯等协议。这个协议成为后来中共和民盟在政协会议上联合一致行动的基础，对团结各民主党派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起了很好作用。
陪同毛泽东周恩来在渝谈判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战取得胜利。同月，蒋介石3次电邀毛泽东赴渝谈判。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抵重庆，受到重庆各界民主人士和群众的热烈欢迎。
29日上午，毛泽东等与张治中会谈。下午，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商讨和平谈判的必要性及谈判原则、方针和程序问题。
8月31日至10月10日，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代表进行了一般性的政治、军事问题商谈和10次正式谈判。
1 9 4 5 年, 王若飞 (右一) 陪同毛泽东 (左二) 、周恩来 (右二) 赴重庆谈判
在9月3日的谈判中，继周恩来发言后，王若飞对张群、邵力子不承认中共领导的军队和解放区政权问题发言指出：自抗战以来国共两党由于做法不同与处境各异，彼此许多方面不尽相同。中共在敌后创建了军队、开辟了解放区，拥有120万军队、19个解放区政权。若国民政府不承认其合法地位而用武力解决，则不仅为今日之国情所不容许，亦为中共及其军队、根据地人民坚决反对。
在9月8日谈判中王若飞指出，今天要解决国共两党问题，必须承认现实，我们承认国民政府与军令、政令之统一原则，但政府亦应承认中共解放区政权和军队，彼此相互承认始能求得问题的解决。你等要求中共减少军队、缩小地区，中共皆可考虑。中共同意缩编120万军队为48个师，这怎么算扩充军队？华北五省是中共及军队占领的，故要求此五省由中共负责。江南六省，中共只占领一部分，只要求参政，何谓争夺地盘？
9月11日，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叶楚伧、张厉生就国民大会代表及延期问题商讨。叶楚伧坚持要承认国民党已选出之国民代表为合法代表。对此王若飞指出，过去选出之代表乃国民党一党执政时所产生的，不足以代表各方面；且代表任期6年已满，自然不能再代表国民党。就地方政府人选问题，王若飞在15日的谈判中提出，中央依据法令统一之原则处理各项问题，大可不必否定地方政府之存在的事实。今我方提案，规定解放区各省由中共推荐人员请国民政府任命，并未有违政令统一之旨。
关于解放区施行的制度、政策等，周恩来作了说明。关于军队缩编问题，王若飞严正指出：中共之军队乃历史之产物，即要裁减亦必须采取必要的办法与步骤；且整编后亦非永远为中共的军队，将来全国整编军队，可以按公平合理原则整编为国防军。关于军队集中问题，王若飞强调：中共军队集中于淮北及黄河以北地区是一大让步，现在海南岛、广东、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和京、沪、杭郊区等皆有中共军队，中共将考虑撤出。国民党对中共的忍让求全精神不予顾及，仍坚持只给12个师编数是极不公正的。
13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召开记者招待会，揭露蒋介石在谈判中的阴谋。毛泽东指出“新中国最重要的是和平”。21日和25日，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代表继续商谈。张治中对中共军队整编及驻地问题，仍坚持国民党的一贯立场。周恩来对其予以批驳后王若飞指出，军队要国家化，所谓国家乃人民的国家，而非一党的国家。解放区在抗战中守住了大门，掩护和保卫了大后方安全。却不能取得其应有的承认，其地位反不如汉奸、伪军。人民从敌人手中取得的政权，现在要从人民手中夺走，这是何种道理？
28日，国共双方互相通报了派出参加军队整编技术小组人员，接着就召开政治会议的具体问题商谈。双方同意在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以前设政治会议，由国民党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推举代表出席，协商和平建国方案与召开国民代表大会问题。10月2日和5日，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代表就召开政治会议、解放区政权问题会谈。
国共两党代表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于10月10日共同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内容包括：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人民自由、党派合法化、取消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地方自治、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严惩汉奸、受降12个问题。11日，毛泽东在王若飞和张治中的陪同下由重庆回延安。毛泽东离渝时在机场答记者问，说：“中国的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不过困难都可以克服。”12日，王若飞与张治中同机飞返重庆，继续参加国共会谈。
政治协商，为解放区争取地位
1945年10月20日，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邵力子商谈政治协商会议的性质、代表总数和各方应推出的代表数、会议职权、表决方式及由谁出面召集等。此前，9月下旬，就停止进兵、重划受降区、恢复交通、解散伪军和承认解放区等问题多次谈判。关于停止进兵问题，王若飞严肃指出，我方不满意者一是美军不断在沿海登陆，美国帮助国民党空运军队开入解放区已达70余万；二是利用敌伪军作前锋进占城镇和交通线，以阻止中共军队前进。之后，周恩来、王若飞郑重提出：为有效停止内战，国民政府军委会应首先下令所属部队“全面停止向解放区进攻，从进占区全部撤退……取消各地‘剿匪’命令，保证以后不再进攻解放区”。国民党代表“未予明确之答复”，使谈判僵持。
关于恢复交通问题，国民党代表奉蒋介石指示提出中共军队撤出铁路线以外，其占领区域暂维持现状。周恩来、王若飞指出：要恢复铁路交通，必须停止进攻、进兵、利用敌伪，才能有济于事。可国民党代表只同意停止进攻。30日谈判时，周、王提出对国民党方面26日提案的答复意见：为坚决避免内战，迅速恢复交通，停止进兵、进攻、进占和利用敌伪，在平绥等8条铁路线上双方均不驻兵，政府方面如需向平津、青岛运兵须经过协商。11月1日，国民党代表将拟定的对中共代表在10月30日提案的复案交付中共：双方下令所属部队暂各驻守原地，不得对他方进攻；中共在各铁路线之部队，移驻铁路干线10华里以外。关于避免冲突与恢复交通问题，周、王与国民党代表就停止军事问题拟出具体办法，商定分别请示各自的中央后再谈。关于解放区政权问题，周、王也提出相应改进措施。国民党代表均不同意，商谈无果而散。
11月7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王若飞：目前的两党谈判，国民党方面全为缓兵之计，并无诚意解决问题。我们的宣传应当采取哀兵态度，应当照顾中间派，不要剑拔弩张，而要仁至义尽。接到中央指示，王若飞即召开南方局各组负责人会议，讨论研究动员组织各方面力量，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战争的阴谋，教育团结广大群众。
11月中下旬，王若飞配合周恩来就敌伪受降、国民大会、政治协商会议、东北接收问题及外交等同张群、王世杰、邵力子继续会谈。他还主动与各民主党派人士接触，参加联谊活动和集会等，阐释中共的立场和主张。
在政协会议上坚持原则韧性斗争
1946年1月10日，根据《双十协定》，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举行。各方代表36人出席，王若飞为中共代表7人之一，讨论研究的主题是改变国民党一党专制，成立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和实施宪政。因此，坚持民主和专制独裁之间的斗争尤其激烈。国民党代表王世杰据蒋介石意图抛出“扩大政府组织法”，王若飞敏锐地认定改组政府的关键是改变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局面，不同意这个“组织法”。他同本组的民盟代表罗隆基研究对策后提出，必须把这个国民党政府委员会变成有实际政治权力的最高国家机关，用委员的集体政府来代替蒋独裁。罗隆基后来回忆：“王若飞是政治斗争中的一员杰出能将，在小组讨论时他攻的时候总是勇猛，守的时候真是坚强。”“他依据原则坚持条文的立场观点，寸步不让、寸土不让。”每次开会前他总要找我商量今天的战略战术，叮嘱我“不要随便退却、轻易让步啊”。
政府委员会的职权讨论斗争告一段落后，讨论委员的名额问题。原国府委员36人，王世杰提议增加12人。王若飞发言指出，我们讨论的是重新改组政府，不是“扩大”成员。几经争论后，政府委员名额定为40名。王若飞声明：国民党是大党可以占国府委员名额的半数，其余20名由其它党派和社会贤达担任。协商结果：中共和民盟占14名，青年党和社会贤达占6名。国民党认为他们占多数，就同意了。在代表表决法中王若飞和民盟代表一起提出并通过了“国民政府所讨论之议案，其性质涉及施政纲领之更变，须有出席委员三分之二同意始得通过”的规定。有了这条规定使中共和民盟在国府委员中占三分之一以上，这样就掌握了否决权。
在国民大会代表人数问题上，国民党坚持保留10年前他们选出的一党代表1200名，再补选部分其它党派的代表组成国民大会。民盟和其它民主党派坚决反对，使政协会议进入僵局。周恩来、王若飞劝民盟代表不要为此问题把民主、统一的协商会议弄破裂了。经再三协商，最后同意承认国民党已选出的1200名代表，增加“党派和社会贤达代表700名、台湾省和东北几省的代表120名，代表总额为2020名”。商定中共和民盟的代表占代表总数的四分之一，坚持会议讨论的提案，须获得出席代表四分之三的同意，才能形成决议。这个棘手问题达成协议，有效防止了蒋介石把国民代表大会变成他个人的表决机器。
在中共和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共同努力下，会议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5个决议。规定的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改组国民党政府等方针措施，实质是对国民党专政的否定，对人民有利。
王若飞在同国民党、各民主党派谈判协商中表现出来的坚持中共原则立场与灵活的妥协让步，同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精神，受到多方赞扬。沈钧儒说：“若飞先生分析事理之强，记忆头脑之清，对人恳挚，一片真诚，吾无间然，尤其是每次会谈或是会议，那一种韧性的辩争，众口纷驽屹然不动，虽有责难弗避，真不愧为民主战士的先导。”
事业未成身遇难
1946年1月16日至20日，政协陪都协进会在沧白堂举行第4次会议。政协代表郭沫若、王若飞等介绍政协会议情况、作讲演等，千余群众到会听讲。国民党特务起哄捣乱，使会议中断。引起各方的愤怒和强烈抗议。目睹现场的记者在报道中说：王若飞怒斥特务暴行，充满着坚定不拔的气概。20日，重庆各界在沧白堂举行庆祝实现国内停战和平大会，王若飞同冯小平、陈铭枢、郭沫若、罗隆基等相继发言。一致指出中国必须实行和平建国，政府应实现诺言，释放一切政治犯，解散一切特务机关，保障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
27日，该协进会请政协代表王若飞等和中共代表团顾问李澄之作报告。王若飞首先报告了政协会议各组讨论的经过及已获得之部分协议情况，他说，在国家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一些基本问题上，协商的许多共同意见，将可能获得进一步的结果。但在保证人民基本权利这一最重要的问题上，至今还未得到政府的答复……希望国民政府迅速兑现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诺言。
2月10日，王若飞同董必武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13日，回到政治气氛继续恶化的重庆。22日，国民党借东北问题煽动不明真相的学生举行反苏反共游行。混在游行队伍中的特务分子趁机捣毁重庆《新华日报》营业部和民盟《民主报》报馆，打伤工作人员。王若飞接见青年学生，揭露国民党制造行凶事件的阴谋真相，用事实教育了受蒙蔽被裹胁的学生，争取了大批群众。
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召开。在蒋介石公开号召下，改变了政协关于修改宪法草案的民主原则，从而推翻了政协决议，通过了多项反共决议。在政协综合小组30日举行的会议上，王若飞代表中共发表声明：鉴于政府四项诺言迄未切实履行，国民党二中全会造成违反政协决议之混乱情形尚未澄清，宪草修改原则之争端未解决，国大代表名额总数国民党又提修改之议，而中共应有国府委员及行政院政务委员之名额，政府未作最后之肯定。在此情况下中共目前实无提出国府委员名单之可能。只有在上述各项问题确定后，方能考虑参加国民政府及行政院人选。
4月1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共代表团：近日来我党代表坚决斗争的立场是对的，只有如此方能保卫政协决议，务望精心研究，密切注意。王若飞等在政协综合小组的斗争立场，得到中央的肯定嘉许。在第二天继续讨论国大和宪章等问题的会议上，青年党代表陈启天提出，“省议会制定省自治法经立法院通过后，中央法令不得变动之”，企图以此取消地方自治。王若飞当即指出“其观念糊涂”。陈启天、曾琦恼羞成怒退席而走。5日，政协综合小组继续开会。政协秘书长雷震宣读陈、曾在2日会议上受到王若飞严厉批评后拒不出席当天会议的抗议信，以此要挟中共代表团。王若飞严正指出：“民主国家各个政党不同意见，在会上展开激烈争辩与严肃批评，是正常习见之事。青年党代表如因重大原则不同意而不出席会议是可以的，如因受到严正批评而不出席会议，殊失政党应该保持的民主讨论风度。曾、陈二人此种态度，完全是对政治协商会议综合小组工作之威胁与破坏。”
4月8日，王若飞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同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中共委员秦邦宪（博古）、新四军军长叶挺、中共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发、著名教育家黄齐生等由重庆飞延安。途中因天气骤变，浓雾笼罩，飞机在晋绥解放区晋西北兴县境内不幸失事，连同4名机组人员在内的机上17人全部遇难。
王若飞等遇难后，延安、重庆都为其隆重举行追悼会。在重庆追悼会上，周恩来号召大家继续烈士未竟事业，为实现真正的和平民主而奋斗！
来源：《党史文汇》2019年08期，作者倪良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