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近300年的歷史上兵制發生過四次變化——開國時靠八旗兵打天下，擴張期靠綠營兵搶地盤，衰落期靠鄉勇續命，快嚥氣時又打算靠西式軍隊救命。像這樣在兵制、尤其是兵役制度上如此多變的王朝，清朝還屬獨一份。
在中國的歷史上，兵役制度大體上以徵兵制、募兵制和軍戶製為主。從西周到唐朝中葉的將近1800年裡，徵兵制始終是兵役制度的主流，只不過在組織形式有所差別而已。比如西周、春秋時的兵農合一（也叫寓兵於農），戰國到兩漢的全民皆兵，起源於魏晉南北朝的府兵制等。徵兵制的特點首先是成本低廉（無需軍餉養兵）、能迅速召集數目龐大且訓練有素的軍隊；其次士兵雖非職業軍人，但都是有正當職業的清白良民，並以“良家子”作為軍隊的骨幹；最後在徵兵制下武將很難擁兵自重、以武亂政。
中國歷史上最具尚武精神、戰鬥力最強的王朝，基本都是實行徵兵制
隨著府兵制度的敗壞，從天寶年間開始，唐朝政府不得不募兵維持基本的國家武裝，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南宋滅亡。募兵制其實並非唐朝的首創，早在漢末黃巾之亂時就曾掀起過一股募兵熱潮，結果鬧得個天下大亂，漢朝因之而亡。唐宋等朝搞募兵也沒逃過這一劫，而且表現得比漢末還不堪——曹操、孫權那些梟雄割據歸割據，但對外能打得四方蠻夷屁滾尿流，而唐朝藩鎮及五代十國的軍閥們卻統統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兩宋則為了消除武將亂國的隱患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非但未能實現天下的大一統，國土還越打越小，最後兩次亡於異族之手。
募兵制與徵兵制最大的區別在於養兵成本高昂，軍隊的戰鬥力卻大幅下降。以兩宋之富，將國家財政收入的七成以上投入養兵，結果空有百萬大軍，卻無論是契丹人、党項人、女真人、蒙古人沒一個能打得過。更要命的是，募兵制下能招來的兵員，大多出身流民、無賴，極大的敗壞了軍隊的形象和名聲。“好男不當兵”這種狀況在徵兵制下幾乎是天方夜譚，在募兵制下卻是常態，其對國防建設和尚武精神上的負面影響，至今也不能說完全消除了。
中國實行募兵制的500年，也是軍隊戰鬥力最為孱弱的時代。
靖康之恥是募兵制失敗的典型例證——花大價錢結果養了一群屁用不頂的廢物
元朝除了蒙古部族兵，對主要由附庸的漢族武裝和投降的宋軍組成的漢軍實行軍戶制，即將其納入兵籍，世代為兵。明沿元制，改稱衛所制，納入兵籍的軍戶分三種，即種從徵（開國時即從軍者）、種歸附（投降的敵兵）、種謫發（充軍的罪犯），均為世襲兵。在軍戶制下，士兵在非戰時需要屯田餬口（還需向官府納糧，儲為軍糧），但在戍邊或戰時，官府予以士兵一定的糧食、食鹽等補貼。
軍戶制在表面上與徵兵制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在兵員素質、組織形式以及戰鬥力上有著本質上的區別，而且極易腐化敗壞。元朝不足百年而亡、明軍也很快失去攻擊能力，均與此有關。
所以清朝建立以後，在兵役制度上開展了與前朝完全不同的探索和嘗試，結果有好有壞。
八旗兵為滿洲人打完天下之後就“刀槍入庫，馬放南山”，還成了國家巨大的負擔。
因為滿洲人的文明程度太低，所以建國入關以後，幾乎全面照搬了明朝的各項典章制度。唯獨在軍事體制上，可能是出於勝利者的驕傲，清朝基本保持了自己的傳統。
在兵役制度上，在清朝開國前期依然以八旗制度為主。八旗兵即滿洲人的部族兵，他們生長在白山黑水的嚴酷環境中，兼做牧獵與農耕，與當年的女真人和蒙古人一樣擅長騎射，有著彪悍的戰鬥精神。同時八旗兵軍法森嚴，作戰時有進無退，往往能以少勝多，所以清軍入關時滿洲八旗兵不過幾萬人，加上蒙古、漢軍旗也不會超過20萬，卻能席捲天下、罕逢對手不是沒有原因的。
金朝入主中原不足百年軍隊就敗壞得不像樣子，八旗兵腐化的速度比他們的先祖還快
不過此後八旗兵就轉變為世襲的職業軍人，加上朝廷給予他們優渥的待遇——賜予大量的土地及生產物資，享受豐厚的軍餉。比如一名最普通的八旗兵可授田30畝，月餉銀一兩五錢、每年另得米糧30斛（1斛等於5鬥，約60斤）。在清初，這樣的收入足以讓一個家庭步入“小康”，於是安居樂業的八旗兵很快就失去了昔日的戰鬥精神，開始腐化墮落。尤其是八旗兵大都是隻會打仗的廝殺漢，缺乏耕作及生產的技能與熱情，所以將賜田賣給視土地如生命的漢人成了普遍的現象。到了乾隆朝時，這個問題嚴重到朝廷不得花費鉅額國帑將這些田土贖回、再行配給旗兵，結果沒過多久又被這幫敗家玩意賣了個精光。
這還不是最要命的。要命的是剛出關那陣兒還不夠用的八旗兵，過上好日子以後就開始拼命生孩子，到了嘉慶年間已經繁衍到150多萬人。而清政府的兵額與糧餉支出畢竟有限，這就使得旗兵們的生計日益艱難，然後這幫幹嘛不行、吃嘛不剩的傢伙就跑去找旗主甚至皇帝去訴苦。於是在康熙、乾隆兩朝皇帝和朝廷都絞盡腦汁試圖恢復八旗兵的戰鬥力，起碼也要讓這幫功勳之後儘量做到自食其力，不過這些努力統統歸於失敗。
當年驍勇善戰的勇士後代只會提籠架鳥和抽大煙，八旗子弟甚至成了紈絝、廢物的代名詞
最後這幫連養活自己都費勁的八旗兵，非但再也沒有保家衛國之力，反倒成了需要朝廷和百姓揹負的沉重負擔。於是每逢清廷遇到內外戰事，大家都非常默契的不提八旗兵這茬兒，而是依賴主要由漢人組成的綠營兵。
半軍戶、半募兵的綠營兵，才是清朝中前期絕對主力部隊。
綠營是清朝入關以後，通過招募或接收俘虜而來的職業兵，其中大都由漢人組成。因為八旗兵已經將各種常用的旗幟顏色搶光了，所以這些後孃養的漢兵只能打綠色的旗幟，故稱“綠營”。在乾嘉朝時綠營達到了極盛，總員額大概有60萬左右，分駐各省和邊疆要地，成為清初到中葉期間最為重要的武裝力量。在各種平定內亂、征討外夷的戰爭，如平定三藩之亂、征討準噶爾、回疆、金川等，綠營都是絕對的主力部隊。
我們看到胸前有個碩大的“兵”字的清兵，大都是綠營兵
在康雍乾三朝，清朝的領土一口氣擴張了約700萬平方公里，綠營兵在其中居功至偉。
綠營名義上歸兵部直接統轄，但在實際上受駐地總督節制。帶兵官最高為提督和總兵，以下有副將、參將、遊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等，以千總和把總為最下級基本軍官。其營制分標、協、營、汛四種——總督、巡撫、提督、總兵所屬稱“標”（分別稱督標、撫標、提標、鎮標），副將所屬稱“協”，參將、遊擊、都司、守備所屬稱“營”，千總、把總所屬稱“汛”。原則上以“營”為基本作戰單位，標、協管轄一至五營不等，營以下分若干汛。
此外還有一部分駐紮在京師、隸屬於禁軍系統的綠營（其中有部分漢軍旗人），稱“巡捕營”。巡捕營在康熙年間僅有馬步兵三營，共3000餘人，到了乾隆年間已經擴充到了萬人以上，說明綠營在清朝軍隊中的重要性不斷提高，並得到了皇帝與朝廷的信任。
不過在兵役制度上，綠營堪稱一朵“奇葩”，與前朝的任何一支軍隊都有所不同。綠營兵的兵員以招募為主，是職業軍人，屬於募兵，但同時又實行世兵制，強制軍人世代當兵、父死子繼，看起來像是軍戶。但與軍戶制相比，綠營兵不但按月發軍餉（待遇低於八旗兵），而且實行軍事化管理，基本不從事屯田等民業（駐紮在新疆等邊遠地區的綠營除外），與明朝的衛所制又有很大的差別。看起來綠營像是清廷在吸取明朝衛所制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深（拍）思（腦）熟（門）慮後的結果。
清初與其領土極盛時的對比。綠營兵雖然後來成了廢物，但不能磨滅他們的功績
不過到了乾隆末年，綠營已經開始盛極而衰，原因有幾個方面。首先是綠營兵已經成為清廷最為依賴的武裝力量，但在加官進爵、薪餉待遇等方面卻遠不如八旗兵，嚴重影響了士氣；其次是隨著大規模戰事結束，軍紀開始敗壞，剋扣軍餉、喝兵血等現象愈演愈烈；此外就是綠營兵的訓練、管理開始鬆懈，武器朽壞、馬匹缺乏。這就導致綠營兵的戰鬥力急劇下降，到了咸豐年間太平天國興起時，已經淪為觸之即潰的散兵遊勇，此後逐漸淘汰，至清末時已經名存實亡。
因人而成也因人而散的鄉勇，註定了只能曇花一現。
鄉勇就是鄉兵，本是地方民眾的自衛武裝。在中國的鄉村，百姓普遍淳樸，又是為了保家衛土，所以其戰鬥精神往往高於不知為何而戰的官兵。因此鄉兵受到清廷的青睞，早在雍乾時期就曾徵募過鄉勇助戰，嘉慶朝時平定川楚教匪之役，鄉勇也出力甚多。太平天國興起後，因其信仰、主張與中國鄉村的傳統截然相悖，因此洪楊北上期間與當地民眾屢屢發生衝突，殺戮甚重，各地多組鄉團以自保。而清廷因八旗兵和綠營兵皆不可用，因此鼓勵各省之在籍大臣（即現居本鄉的朝廷大臣）督辦團練，意在擴大鄉勇的規模、提高其戰鬥力，以平匪患。
胸前寫著個碩大的“勇”字的傢伙，就是鄉勇
從此本為民間武裝的鄉勇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了“官勇”，鄉團成了“官團”。
當時各省編練的鄉團中，以湖南最見成效。先有新寧（今湖南邵陽）人江忠源組建楚勇並屢建功勳，又有湘鄉知縣朱孫詒與諸生羅澤南、李續賓、王鑫等組建湘勇。到了咸豐二年（公元1852年）曾國藩奉旨以在籍內閣學士、兵部侍郎的身份督辦團練，他採用儒生領軍、鄉民（以山農為主）為主要兵員的方式，將湖南各地團練整合在一起，形成後來赫赫有名的湘勇。湘勇與李鴻章的淮勇成為平定太平天國和捻軍的主力，楚勇則在編入左宗棠的新楚軍後，為平定回亂、收復新疆做出了重大貢獻。
像湘勇、淮勇、楚勇等戰鬥力較強的鄉團，後來都被清政府接收為正規軍。
鄉勇的糧餉並非來自國家的軍費，而是直接取自地方上的徵收的“丁（稅）”、“漕（糧）”、“釐（金）”、“（雜）捐”。因其待遇優厚，使得許多綠營兵都紛紛“棄暗投明”，導致鄉團與綠營間產生了尖銳的矛盾，屢屢發生衝突。同時，也正是因為有了經濟上的保障，像淮勇等鄉勇武裝能夠聘請西方顧問傳授近代戰術、採購西式武器，進一步增強了戰鬥力。
淮軍在後來的中法戰爭、甲午戰爭中，表現有好有壞
鄉勇的優勢類似明朝的戚家軍，兵員的素質和訓練水平較高，作戰勇敢，沒有傳統軍隊的沉暮習氣。不過鄉勇因人成事，具有強烈的地域性、宗族性，忠於將領遠勝於忠於國家，有著濃厚的私人軍隊色彩。比如在湘軍中，曾國藩的地位形同一個大軍閥（雖然這不是曾願意看到的），他麾下的將領形同小軍閥，比如鮑超有“霆字營”（鮑超字春霆）、劉銘傳有“銘字營”、楊鼎勳有“勳字營”等。士兵均以將領作為效忠對象，軍中袍澤關係深厚，其他軍隊以及外鄉人都要遭到排斥，堪稱針插不進、水潑不入。
既然因人成事，就免不了因人而散。天京之戰後，曾國藩逐漸從軍界脫身，湘軍的士氣人心就散了，其骨幹大部分解甲歸田。比如鮑超很快就因為與李鴻章的矛盾稱病引退，其麾下的霆軍30營就只能遣散，畢竟除了鮑超根本沒人能指揮得動他的這些子弟兵。
鮑超及其霆字營的命運是鄉勇因人而成又因人而散的一個縮影
剩下的鄉勇也很快失去了銳氣，最後變成了跟八旗兵、綠營兵一樣的廢物兵。
再一次無兵可用清廷，又被洋人揍得七葷八素，只能再次變革軍制、模仿西法編練“新軍”。結果錢沒少花，練出來的兵要麼像鄉勇一樣成了軍閥的私軍，要麼乾脆等於替革命黨練兵，最後革了清廷自己的命。
鑑於本人只專注於古代史，今天寫的有點“超綱”，所以就不細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