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宣帝自稱漢家天下是王霸之道調教而成，前輩的諄諄告誡並沒有阻止後代的毀敗，當劉秀從一個一文不名的書生轉變為一個新時代的開基者時，他在選擇和他的祖先同一思路的同時卻有著他獨到的
改造，而這種改造因為蒙上了一層溫情的面紗而被後代極為推崇，成為鞏固皇權政漢光武帝劉秀治的另一重要方式。
漢光武帝的出身
光武帝的出身和他的祖宗漢高祖劉邦是截然不同的。光武帝劉秀家門豪強，外祖父一支在當地是富庶的地主階層，這和劉邦的家庭是無法同日而語的。部分兩漢史研究資料表明，劉邦的名字也是他本人後來在軍中起的，至於他的本名，一說就是劉季，劉邦的情況大抵和後來的朱元璋差不多。而且，從劉邦的嫂子敢於公開給劉邦聽刮飯鍋的聲音可見劉邦的家庭成員的關係並非和睦相處，當然這和劉邦本人的無賴性格有關。劉邦很早就出來在社會上游走，結識了很多三教九流，其中不乏一些遊手好閒的流氓無產者。而劉秀的家庭則是上下賢睦，兄弟友愛，給劉秀本人的謹厚寬容製造了必要的家庭淵源。而且，劉秀不同於劉邦，劉秀本人喜好學習，很早就追隨中大夫許子威研究《尚書，通曉大義。我們都知道《尚書》是古代帝王的史書，劉秀對它的研究表明其後他在治理國家過程中已經具備了一定的理論基礎，光武帝喜好讀書在後代帝王將相眼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比如三國的孫權在培養大將呂蒙時就說:“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可見，劉秀的文化素養還是比較高的。此外，劉秀為人比較厚道、勤勞，這和劉邦的好吃懶做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一個人的出身和家庭薰陶、家庭氛圍對他的後天行事和先天性格的形成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所以，光武帝本人雖然也是封建帝王，但是，他的行政特色和用人風格可以說足以獨成一家、垂範後世。即使在開國皇帝中，光武帝也是絲毫不遜色的。
光武帝在處理功臣問題上的態度和治術
漢光武帝劉秀採取了和功臣共始終的辦法來處理一向困擾君主和巨下雙重方面的問題，獲得了後代史家交口的稱讚，究其內裡，是和劉秀長期以來的行事風格分不開的。史書上曾經記載了這樣一件趣事，這是劉秀稱帝之後和家人團聚的一場普通對白，也是一次劉秀的自我政治宣言:
“帝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令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以柔術治天下道出了光武帝治術的本源所在對於這一點光武帝本人並不諱言，他教誨臣下說:“《黃石公記》中說，柔能克剛，弱能制勝。光武帝一反漢高祖劉邦的強硬的舉措，在對待功臣的問題上始終堅持保全他人體面的做法。比如大將馮異威權日重、關中矚目，有人告發馮異準備自稱咸陽王，光武帝就把這個書信交給馮異本人，馮異驚恐異常，上表自辯，光武帝回覆說:“將軍之於國家，義同君臣，恩猶父子，何憂之有也？”大司馬吳漢屠戮成都，而光武出於保護的角度考慮，寧可責備宗室劉尚沒有盡到勸阻的職責，也沒有對吳漢加以刑誅。同時，光武帝還比較喜歡通過旁敲側擊的辦法表示自己真正的政治意圖並且曲意地傳達給功臣。太子問光武帝關於戰守的方略，光武帝回答說:“昔衛靈公問陣，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鄧禹、賈復等人立刻讀懂了皇帝的意思，紛紛解甲歸田。而光武帝本人在達到目的之後，也經常大施恩寵的手段，史稱:“遠方貢珍甘，必先遍賜諸侯，而太官無餘。”光武帝寧可不要外來的進貢去首先滿足功臣們的需求，這也是光武帝儘量擴大和功臣之間的政治距離而縮短和他們親朋故舊的間隔，把親情上升到政治之上，用一種溫情脈脈的面紗籠罩住政治本來的猙獰以及他的柔術治國達到爐火純青的程度的表現形式之一。
在後來宴請功臣中，光武帝和雲臺二十八將的對話就很能說明問題。光武帝自己說:“朕要是不起兵討逆，可能就要終身做學問了”功臣、太傅鄧禹說:“我要是沒有遇到陛下，可能就是一個五經博士了”揚虛侯馬武見皇帝和首相都這麼謙虛，自己就更加謙虛地說:“馬武要是沒有遇到陛下，那麼馬武一定是去做一個縣裡抓捕強盜的差役了。”光武帝說:“你馬武自己不去做強盜就萬幸了，還可能指望著去做抓強盜的頭嗎？”君臣相對大笑，宴會盡歡而散。從這個其樂融融的場面上我們可以看到光武帝在處理和功臣的微妙、複雜的關係時的良苦用心所在了。
而問題的另一方面則是功臣自身的組成性質和他們配合的程度，也是不容忽視的一個重要的角度。光武帝功臣如鄧禹、李通、吳漢、寇恂、賈復、耿家父子等基本都是知書會義、出身豪強，和劉邦的功臣蕭何、曹參等人出身販夫走卒截然不同，而且，也和韓信、彭越出身草莽有所區別。再者，光武帝本人對軍事指揮權一直嚴加控制，很少對功臣假以此方面的事權，功大者如耿弇、吳漢，光武比之韓信周勃，但是，一俟戰事結束立刻收繳兵權，這樣一來就避免了他們“尾大不掉”局面的形成。這也是光武帝所謂以柔制剛的道理所在。
再者，光武帝的功臣們很知道謹慎、謙遜和配合，皇帝的意圖一旦被明瞭，很快就付諸於行動，頭號功臣鄧禹，“內行淳備，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號稱賽曹參的賈復“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就是長期典兵在外的大司馬吳漢也是“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他們的謹慎小心厚自奉養直接導致了光武功臣政策的貫徹始終。否則，很難想象光武帝與功臣們居然能以喜劇收場。即使是這樣，光武帝對王侯的防範還是不減的。建武二十八年（52年），光武帝藉故搜捕王侯賓客，“坐死者數千人”。據《後漢書》記載，光武帝一朝，“時內外群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捶撲牽曳於前，群臣莫敢正言。”由此可見，光武的柔術也有不柔的一面。
寬嚴相濟、恩威並用，君臣的共同努力終於形成了一個難得的政治格局，所以，後代在評論光武帝“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有其小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的同時也等於肯定了功臣們的自知之明。
光武帝的軍事才能
光武帝的直接軍事指揮和遙控軍事指揮才能不僅在兩漢二十多位皇帝中是首屈一指的，即使在其他開國的馬上皇帝中也是上乘的，和以武功著稱的唐宗宋祖相比絲毫不遜色。
昆陽大戰期間，光武帝一人率領少數人殺出重圍，而後到達定陵一帶，以大義感召手下人，他親自衝鋒，以三千敢死之士大敗王莽的精銳，不能不說其人的膽略和勇武。漢高祖除了斬白蛇之外，似乎再沒有動過刀劍。問題還不在於此，而是這個昆陽大戰是王莽和起義軍較量的轉折點，王夫之說光武帝:“一戰而宗廟得全，未幾光復天下，（光武帝）誠不世出之也。”可以說這次戰役和李世民擊敗王世充、竇建德的意義相同。
大司馬吳漢進攻公孫述時，光武帝給吳漢遙控說:“成都十餘萬眾，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忽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然而，吳漢沒有聽從光武帝的建議，反而命令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為營相去二十餘里。光武帝得報大驚，指責吳漢說:“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眾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然而，這封信還沒有到，公孫述就果如光武所預測的那樣，“使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將眾十許萬，分為二十餘營，出攻漢，使別將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如果不是吳漢臨陣不、殺敵奮勇，漢軍失敗得會更慘。吳漢上表自責，光武帝卻並不責備吳漢，而是繼續指示方略:“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矣！”後來，吳漢聽從光武帝的指揮，“八戰八克，遂軍於其郭中”。
從東漢滅亡公孫述的這場關鍵的最後一戰來看，光武帝的軍事眼光是非常敏銳的，即使在千里之外，還有燭照一切的洞察力，這和同屬軍旅出身，“每戰必臨陣授以方略於諸將”的宋太宗趙光義相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後代史家每每詬病這種遙控的指揮，殊不知，也是因人而異的。
光武帝的軍事指揮才能的另一重要的表現形式在於光武帝非常善於使用著名將領和發揮著名將領的指揮才能，甚至在必要時放手發揮他們的本領。當初，留守河內時，劉秀徵求鄧禹的意見鄧禹推薦寇恂，劉秀毅然授以全權，比之為蕭何，而後，蘇茂等人進攻溫地，諸將皆以為當去，獨寇恂不然，寇恂說:“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決定堅決反擊。史稱:“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土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強。茂兵自投河死數千，生獲萬餘人。恂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閉”徹底扭轉了敵我雙方的戰局，難怪劉秀聽說之後，大喜過望地講:“吾知寇子翼可也！”而正是由於寇恂的這一戰役的勝利最終導致了劉秀決心稱帝，可謂定鼎之功。
另一位東漢的開國名將賈覆在出任破虜將軍之後因為其人的性格問題被屬下參劾，光武帝卻說:“賈督有折磨千里之威，方任以職，勿得擅除。”不僅如此，光武帝時刻關注賈復的生命安全，當他聽說賈復傷重時，就許諾說:“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後來，諸將多次自矜功勳，而賈復不言，光武帝說:“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光武帝早年有“做官須做執金吾、娶妻當娶陰麗華”的志向，後光武即以執金吾一職許之賈復，足見親任。人君器識如此，部下豈能惜命？光武帝得人死力，絕非虛言。名將耿弇素有權謀作戰勇猛，嫻熟兵機，光武帝謂之韓信，然而，光武帝有言:“朕終不使耿弇為淮陰也。”很早解除了耿弇的兵權讓他得以頤養天年，而一旦四方變亂，光武帝必定招耿弇入對，問之對策，君臣始終無欺。寇恂執法森嚴，殺死賈復故舊，賈復揚言報復，光武帝親自為之調節，以至於寇恂和賈覆成為莫逆。凡此種種，不一而足，無不說明了光武帝的軍事和統帥才能非同一般。
光武帝終有侷限性
漢光武帝和其他封建皇帝一樣具有不可避免的侷限性，而這個侷限性表現在執政後的比較討厭直言、迷信讖緯（被秦漢人所假託的一種感應證驗。讖緯神學流行於西流）、親近外威等方面，其中讖緯和外戚對後代有著深遠的影響。王莽就是依靠讖緯上臺的，而在西漢末年讖緯的力量是很大的，光武帝本人也是它的忠實信徒。光武帝劉秀的姐夫鄧晨、好友李通等人都是製造讖緯的能人，當時蔡少公制造讖緯
說:劉秀當為天子。一般人都以為是王莽的國師公劉秀（也叫劉歆，劉向的兒子，此公後來就是迷信這個讖緯起兵謀反王莽被殺頭了的）劉秀自己說，怎麼知道不是我呢？大家都鬨堂大笑，唯有姐夫鄧晨認同。此後若干年，當劉王莽秀終於做了皇帝之後，鄧晨見到劉秀還說起這段往事，鄧說，你終於辦成了這件大事了。劉秀大笑。這句讖緯如果沒有劉秀後天的努力也是白費，然而，劉秀即位之後一直對此信任有加、迷信異常。
東漢的開國功臣李通的下場也是一個旁證，李通是製造“劉氏天子李氏為輔”的讖緯人之一，他的從弟李松、李軼都是後來更始政權的核心人物。李軼更是殺害劉秀兄長劉縯的兇手儘管劉秀後來施行韜晦之策但是一直對李軼不原諒，終於藉助朱鮪之手殺掉李軼，然而對於李通，劉秀始終親任，後來功臣退出，參與朝政的只有鄧禹、賈復、李通三人，而前兩者和劉秀以及東漢王朝的關係是不言而喻的，唯獨李通的出現比較滑稽，而唯一能夠解釋得比較通順的理由除了光武帝厚道之外，更主要的恐怕就是當年的這個“李氏為輔”的著名讖緯了。李通本人多次告退，但是光武帝不允許，而且加封李通的小兒子為侯爵，這在功臣中是不多見的，而每次光武帝回到南陽，還派人專門祭祀李通的父親（李通一家為東漢王朝殉難的很多，其父可以說是東漢的“先烈”），雖說李通有首創大謀的功勞但也比不了鄧禹等人，光武帝的此種做法也正是他相信讖緯的一個說明。
此外，另一個功臣王梁的使用也多少和讖緯有關。當時，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玄武是主北方戰神，光武帝起於河北，所以，以玄武佑己，對王梁也是另眼看待。
當然，以上這些只能說明光武帝對於讖緯的相信，還談不上迷信，特別是光武帝早期的用人都是以能力為衡量標準的，讖緯還是退居其次的，王梁等人如果不是因為軍功也不能由於讖緯而封侯的。關鍵是劉秀稱帝之後，尤其是多年之後，居然提出用讖緯決決斷國家大事時，就顯得比較荒唐了。
史書曾經記載了這樣一段光武的往事:帝好圖讖，與鄭興議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對日:“臣不為讖。”帝怒曰:“卿不為讖，非之邪？”興惶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
光武帝一聽鄭某人不喜歡讖緯，不禁撕去了開明的面紗而且還勃然大怒，直到鄭某人糊弄皇帝老子說他沒有學過而不是非議讖緯，光武帝這才消氣。這是發生在光武帝建武八年之前的事情可見，那時光武帝雖然還沒有完全徹底定天下，可對讖緯的迷信已經拔高到相當的程度了。而後，著名儒家學者桓譚的命運就更加能說明問題了。
桓譚是大司空宋弘推薦給光武帝的大儒，他看到光武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又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就專門上書給皇帝提倡正學，“帝省奏，愈不悅。”終於在一次對話中，光武帝得以總爆發了，他問桓譚:“吾欲以讖決之，何如？”桓譚說:“臣不讀讖。”光武帝問其故，桓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光武帝大怒:“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死於途中。光武帝此前還對桓譚的新論大加讚賞，而一旦桓譚說出對讖緯的反對意見之後，光武帝立刻把這件事上升到非難聖賢的高度，甚至要處死桓譚，一反仁君聖主的風範。而東漢一朝讖緯氾濫和光武帝的迷信有著非常直接的關係。
大臣韓歆的結局也說明了劉秀在建立東漢之後逐漸脫離了他原來的本色，走向封建集權和專制。“大司徒韓歆免。歆好直言，隱諱，帝每不能容。歆於上前證歲將飢兇，指天畫地，言甚剛切，故坐免歸田裡。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歆及子嬰皆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眾多不厭。”這件事連司馬光都說這是劉秀的“仁明之累”。所以，嚴子陵終於不奉光武帝也有一定的道理，一旦皇帝老兒翻臉，不要說同學做不得，連命也保不得了。
在處理豪強土地兼併問題上，光武帝也因為不能脫離自身的侷限性而導致一次大的土地改革的全面失敗。
有關資料表明:“建武十二年（36年），全國統一。建武十五年（39年），下詔書檢查墾田與戶口實數。豪強霸佔大量土地，州郡官不敢去查問，對廣大農民和某些缺少勢力的地主，官吏卻以查田為名，大肆訛詐，逼得全國農民和某些地主到處起兵反抗。青徐冀等州曾是農民起義軍的發源地，反抗尤為劇烈。光武帝面對著這個事實，採取什麼措施呢？當然，他同州都官一樣，也不敢查問豪強。他追究大司徒歐陽歙做汝南太守時查田不實、貪一千餘萬錢的罪行，下獄處死。又用同樣罪名殺死河南尹及郡太守十餘人這算是對農民表示那些贓官已經受到懲罰了。他用五人共殺一人五人一起免罪的分化法，很快把反抗平息下去。從此以後，東漢朝廷向豪強勢力完全屈服，不再檢查墾田與戶口的實數。”
光武帝為了改變軍隊方面威脅皇權，採取削弱地方軍隊，加強中央軍隊的措施，然而矯枉過正，豪強地主在東漢中後期迅速發展，中央政權的離心力加大。當然，這和後來的統治者本身也有相當大的關係。
光武帝本人對外戚的問題也要承擔一定責任，他愛屋及烏地先後以輔導太子的功勞增封外戚陰家，甚至在吳漢死後提出由陰興擔任舉足輕重的大司馬，後由於陰興自己懇求作罷。東漢前面三位皇帝在外戚問題上除了明帝稍好之外，光武帝和章帝做得都很一般，只是因為他們本人的威權還不至於讓外戚形成專政的局面，但是給後來的執政者帶來的麻煩也是顯而易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