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燈塔去》是通過女性形象拉姆齊夫人的女性意識，揭示了父權社會男女性別角色等級的對立的現狀，顛覆了傳統男權社會對女性形象提出的內化標準。婦女形象多是男性眼中標準的女性形象“賢妻良母”、“聖女”，或者“情人”等，婦女最終逃不脫成為男人的俘虜、犧牲品或附屬品。
拉姆齊夫婦就是代表了男女在當時社會的兩種生活原則，拉姆齊先生代表著當時現實社會的男性原則，即文明、理性和邏輯。他性格乖張，處事刻板，過於強調理性和邏輯。在知識領域由於他想成為天才而未能如願，常常被這種挫敗感折磨，導致了精神上的自私自利和以自我為中心，同時不斷向妻子索求同情、撫慰和崇拜，是典型的家庭暴君形象，更是代表著父權統治下的文化。
與之相反，拉姆齊夫人卻代表了女性原則，即理想、直覺和情感。她具有敏銳的洞察力，對人寬容，樂於助人，在人群中具有凝聚力，表面脆弱而內心堅強，她時刻準備著為丈夫和孩子犧牲，奉獻自己的溫柔和愛，並以此為生活目標，自願扮演著男性社會為她規定的角色，家庭裡的賢妻良母和社交場合的優雅太太，為此就會付出一生的代價，
她是個“聖母型”或“天使型”的女性形象，作為家庭主婦的拉姆齊夫人與周圍的男性相比， 既沒有事業，也沒有高深的學問，但她卻無私地養育著子女，扶持丈夫，幫助朋友。
一方面， 她是男性心目中的“天使”形象，具有強烈的為他人和家人服務的“奉獻”精神；另一方面，她並不是丈夫的依附者，而是擁有自己博大的精神世界和獨立的理性思維，處處發揮著自己的作用，溫暖著身邊的每一個人，並且深懷自己的人生理想，這理想最終也成為了人們共同的追求。
儘管拉姆齊夫人是男性世，界中理想的女性形象代表，但是她在某種程度上依然是追求自我、肯定自我、完善自我、具有強烈女性意識的一位女性形象，並時刻為在二元等級對立中尋求兩性和諧的境界而努力著。
一、“天使”般的拉姆齊夫人
一開始拉姆齊夫婦對同一問題的不同回答，展示了夫婦倆之間的巨大差異和強烈對比，體現了男女兩性之間對於生活和世界的迥然不同思維方式，它不僅是兩種生活原則的對比，也象徵著兩性之間的衝突。
正如伍爾夫在《夜與日》中所寓意的，女性是“夜”，代表著想象、情感和直覺，男性是“日” ，代表的是事實、理性和邏輯。黃昏時分，小兒子詹姆斯想要到燈塔去，拉姆齊夫人回答說：“好，要是明兒天晴，準要你去。”接著又溫柔地加了一句“可是你得很早起床。”
而作為哲學家的拉姆齊先生，認為“理性”和“事實”高於一切，完全不考慮孩子的心情，粗暴地斷言：“明天晴不了。”拉姆齊先生是一位維多利亞時代的男性家長，他崇尚理性和邏輯，他說的事實永遠都是事實，他不會弄虛作假，從不歪曲事實，從不會把一句刺耳的話說得婉轉一點，去敷衍討好他人，更不用說自己的孩子們。
他要他們“必須從小就認識到人生是艱辛的，事實是不會讓步的”，在他的思維模式和心智結構之中，精確的事實、嚴謹的邏輯、清晰的理性是至高無上的，天賦的直覺、細緻的情感、溫柔的愛心和敏銳的洞察力是男性世界所蔑視的。
因此，他不能容忍拉姆齊夫人對孩子的安慰，“那種愚蠢的婦人之見使他勃然大怒，他竟然蔑視事實，讓孩子把希望寄託在根本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上，事實上就是在撒謊。”而拉姆齊夫人代表著一種不同的女性心智結構，正是她丈夫所缺少的細膩情感、溫柔的同情心和敏銳的直覺。
她不願以粗暴的態度對待孩子，即便是溫情的謊言也能給幼嫩的心靈以希望和安慰，這對於孩子的成長具有非凡的意義。那種男性的刻板、教條與女性的寬容和憐憫心形成了尖銳的對立。
在《弗吉尼亞·伍爾夫：存在的瞬間》中，這種不同的立場不僅是“事實”與“假設”的對立，也是“理性”與“想像”，“意志”與“情感”上的對立。從某種意義上說：她否定了以拉姆齊先生為代表的男性價值觀和思維方式。
二、奉獻的拉姆齊夫人
雖然伍爾夫對“房子裡的天使”拉姆齊夫人進行了批判性的審視和反思，認為這類人物的自 願奉獻是否定自我的表現，甘心掩飾自己來突出男性的生活價值觀，這是不足為取，但她同時認為女性的自我奉獻是為了在二元等級對立的世界裡，力求破除絕對的男女對立的局面， 試圖尋求兩性和諧的境界，女性可以通過擁有自己的獨立人格和生活目標來實現自我價值、體現自我意識。
拉姆齊夫人為了家庭生活的和諧，孩子的單純和快樂，而悄悄隱瞞日常生活中的瑣事。事實上，她的丈夫卻是一個理性、嚴謹和保守之人，面對抽象的理論他可以高談闊論，而面對，生活中的瑣事卻往往束手無策。
而且，拉姆齊先生是個精神上以自我為中心者，他不斷地擔心自己是否處於生活的中心，是否具有不可忽略的社會地位。他需要同情和保護，拉姆齊夫人變成了他作為男性自卑自憐的安慰者。
她就像一個保姆拿著一盞燈穿過一間黑屋，來使一個倔強的孩子安心，不時向他保證一切都是真實的。為了愛丈夫，她把自己的一切都慷慨大方地貢獻給他，而不得不違背自己實事求是的天性，以試圖維持家庭的和諧，力求達到兩性和諧平等的境界。
她感到“他的思想像一隻舉起的手一樣，遮蔽了她自己的理想”。她完全成了他的影子， “她實際上成了他的影子”，她實際上成了波伏娃筆下的“第二性”。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寫到:“他(丈夫)是一個具有男子威望的，註定要取代他父親的半神，所以是保護人、供養人、老師和指導者；妻子的生存要在他的庇護下展開，他是價值的監護者、真理的創造者和夫妻倫理的維護者。”
男權社會植根於男性中心論，壓制女性以維持男性的優勢，男性為了保全面子不得不依賴虛假，同時使女性的自由發展受到嚴重侷限。所以在當時的男權社會中，無論她的內心有多麼強烈的慾望、反抗精神和正當要求，她都不可能獨立地去掌握自己的世界、追求自己的未來。儘管在男性社會中她扮演著“奉獻”和“ 天使”的角色，但她仍然懷有自己的遠大理想，擁有自我的獨立意識，這些卻只能通過丈夫、孩子和家庭來實現自己的價值。
比如，她渴望成為一名解釋社會問題的調查者，面對貧窮，面對倫敦的牛奶供應等問題，她都想有所作為，但是社會卻不允許女性介入，只能在飯桌上發表評論，結果卻招來一陣嘲笑。她的能力無處發揮，只好控制他人，撮合婚姻，以證明她的社會價值，後來的結果卻事與願違。
再比如，他們的婚姻家庭一直備受讚揚，丈夫是她全心全意地關愛、崇拜和自我犧牲的核心， 她甚至不喜歡自己哪怕有一瞬間比丈夫優越，希望家庭氣氛和睦。對於孩子，她的情感也是複雜的：一方面，她不希望小詹姆斯長大，可以免受生活的苦難；另一方面，她的母性支配欲希望他永遠為她所有，所以書中反覆出現的寓言《漁夫和金魚的故事》就是她心境的寫照。
由此可見，拉姆齊夫人的內心其實也存在著某種對生活目標的渴望，而這種渴望源自於她需要對自我價值的肯定，只有在遊離於男權統治社會以外，她悄然獨處或夜闌人靜的時候，她的自我意識才能得以浮現，思索自我，思索生活。
她“作為人的自我，作為楔形的內核，才能獲得休息。拋棄了外表的個性，就拋棄了那些煩惱、匆忙、騷動；當一切集中到這種和平、安寧、永恆的境界之中，她的思想就停住了。”她常常凝望燈塔，那長長的、穩定的光柱述說了她心底的煩惱，她思索自己的婚姻，困惑與丈夫的關係，迷茫自己愛上他的原因。她的頭腦並非平庸，她是具有明晰的判斷力的，她認
為女性應該在婚姻中尋求庇護，但在潛意識中卻不得不承認，到了40歲，就只有女人獨特的品質才不會像美貌一樣隨著歲月退化，只有具備獨立的女性意識才能使女性真正擁有自己的生活。
《到燈塔去》從社會背景下的角度來看，揭露了父權社會二元等級對立的社會現狀以及女性受排斥、受歧視的社會地位。拉姆齊夫人將心靈、情感、本能、直覺的女性精神氣質和自然天性的體現，以對照了男性理性主義的缺陷，我們透過表面的“物質主義”，可以看到人物心靈中不為人所知的隱秘之處，以及遵循“精神主義”的原則，因為人物內心生活的經驗更能代表生命的本質。
因此，那樣的生活環境下，拉姆齊夫人徹底顛覆了父權社會對女性形象所提出的內在標準， 從而塑造了具有獨特女性意識，即奉獻的拉姆齊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