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刘逸星
感谢在座的各位听众以及线上的各位朋友，今天下午我们将围绕着中资企业如何应对世界银行制裁这一法律实务展开研讨。在开讲之前我先做一个引言。今天这样一个话题和主题尽管是聚焦法律实务，但严格意义上是一个经济话题。
我们当下比历史上任何时间点都更加关注国际问题。不只是因为疫情问题，而是因为中美交恶问题。所以说国内任何一个国民未来的日子好过不好过，完全取决于国际环境或者说中美环境，或者说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在国际化这个文章上是不是做的好，或者说我们国家在经济走向上对国际化这个话题会不会犯低级错误。但是在我看来中国的很多政治家、学者和经济学家经常会犯基础性的低级错误。尤其是当我们把经济话题过于政治化之后，往往会剑走偏锋。那实际上当我们思考或者考虑经济问题的时候或者考虑国际化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作为国民一定要清楚一个基本的事实和概念，也就是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之所以能崛起、实现民族复兴、取得经济经济高速增长，所有的功劳，除了伟大共产党的领导之外，应该当归功于国际化。
实际上，我们这四十年来，我们中国人只做了一件事情叫“改革开放”，而所谓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国际化。“开放”的目的和主轴就是“引进来”，把国际上先进科技、管理经验、思维理念、资金引入中国，将中国打造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这样中国才实现了发展。那么未来的十年或者四十年我们中华民族要实现繁荣富强或者走向伟大，需要做好另一篇文章就是“走出去”，以及“一带一路”和我们国家如何做好海外投资。所以我想把这两个伟大的工程概括为，四十年前的工程叫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工程叫海外投资。
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崛起，无论是殖民时代的大英帝国还是二战后的美国，任何国家崛起都要做好“走出去”——也就是海外投资这篇文章。当你的技术比别人强大的时候，当你的制造业比别人强大的时候，你要技术输出、要产品输出，必须要走出去，也就是说这就是我们国家为什么要不遗余力的推进“一带一路”。当然，对于“一带一路”我本人在网络上和媒体上提出过反思性的批评：我不大赞成完全由国有企业主导的“一带一路”。我更加希望由全民参与，让民营企业参与进来。在我看来中国这一经济体做海外投资在当下是有绝对优势的。围绕今天这个话题，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因为依靠国内庞大的市场，在过去的四十年无论是科技力量、团队形成，还是建设经验，至少在性价比上是世界一流的。虽然德国、日本、美国在很多基础设施产业领域是难以比拟的，但在“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领域我们是主力军。
那么就今天这一话题来讲，就基础设施海外投资而言，从一个简单的数据，我们就能看出来它的体量有多大——以中国交通建设集团为例，2019年中交建在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总产值约9218万亿人民币，接近一万亿人民币。根据安永的报告，去年中交建在海外承揽的增量工程达到1958亿人民币。这意味着即便是我们国内基础施领域这一主导产业的龙头企业，其20%的营收是依赖于海外工程的。尽管现在我们不能妄议所谓的“经济内循环”，我的观点是国内的内循环可以做，但是根本解决不了我们的发展问题和经济稳定问题。所以，中国的经济要稳健唯独要靠国际化。
2019年我们中国所有基础设施公司在海外的工程承包额将近两万亿人民币，也就是说在2019年我们国家GDP达到近百万亿的情况下，单单一个基础设施建设在海外的GDP就斩获了我们国家GDP 2%的份量。那么可见这块领域有多重要、可见海外投资有多重要！
谈到海外投资对中国人而言、对中国的企业而言，在我看来最缺乏经验，也就是说中国这个群体国际化程度最低——会计师事务所国际化程度低，律师事务所国际化程度低，企业的国际化程度更低。因为在过去的四十年，国内的市场太好做了，国内的市场太容易经营了。尽管我们培养了几百万的留学生，但是没有去聚焦海外投资，很多优秀的会计师和律师都在国内帮外国人来中国做FDI，很少走出国门外。
所以说近三四年来我们兰迪律师事务所在印度、印尼一些发展中国家开设了22个分所，在接触中国一线企业家的过程中发现大多数企业缺乏基本的法律意识，或者说难以和国际经验相匹配。也就是我为什么一直批评和反思“一带一路”。一组数据显示，至少有四万亿美金的资金在“一带一路”过程中投进去，但是你看不到有多少利润回来、到底有多少坏账。如果坏账很多，那么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粮草没有先行。海外投资如同打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你决定投资之前自己的律师要跟出去，自己的会计师要跟出去。美国人来中国投资首要的事情就是让中国人开放律师业，让中国开放会计师行业，让自己的律师和会计师来中国落地生根之后，才会决定来中国投资。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在中国的北上广深一共开设了123家律师事务所及办事处。
所以说谈到经济问题一定和法律问题相关，谈到经济和法律问题尤其是世界银行制裁中国企业这一话题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企业家和法律人一定要明白一个大的法律背景，这个世界的秩序到底谁在主导？
如果没有搞清这个哲学问题或者说基本逻辑问题，那么后面做事的方法方式会发生方向性的错误。我可以非常笃定的告诉大家当今世界的秩序仍然由美国的霸权主导，目前是没办法改变的，过去也从来没有改变过。尤其是围绕着世界银行的制裁话题，就关乎另一秩序问题——国际金融秩序。不管你是承揽政府工程的基础设施投资，还是承揽民营企业的基础设施投资。不是简单的技术出去，还要配套非常多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从投资到结算都和世界的金融秩序相关联，所以说当你决定做海外投资的时候一定要明白，如今是怎样一个金融秩序。
如今的世界金融秩序源于二战末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金融秩序脱胎于两大机构——一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另一个是世界银行，也就是我以及我们团队接下来要讲的世界银行集团，包括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国际开发协会（IDA），国际金融公司（IFC），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5大机构。
至今为止美国在这两大机构中有着一票否决权，尽管股东有189个国家，美国占15%的份额。在早期美国的份额是17%，到了2010年迫于国际压力，便退到了15.83%。第二大股东占6%左右，是日本。中国尽管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的股权占比仅从2.27%调整到4.23%，是第三大股东。后面是英国、德国、韩国这些国家。虽说在股权结构上美国达不到绝对控股，但是这两大组织的章程有一个约定，任何重大事项都必须是85%以上的表决通过，也就意味着美国人掌握了一票否决权，所以说不管欧洲、日本如何强大和复兴，以及当下的中国如何强大和复兴，都无法颠覆美国人从二战后在世界上建构的国际金融秩序。
美国会倾全国之力捍卫这种以美元为中心的金融霸主地位，这样一种秩序没有公平民主，只有强权。所以说我们要理性看待这一问题。我也非常痛恨川普，也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情节，希望中国能把美国打趴下。但是在国际舞台上我们要理性看待——欧洲都打不过美国，德国和日本联手都干不过美国，何况刚刚发展起来的中国。
在当下这么一个环境中，我们不要过于的五毛，不要走“极左”路线。在当今我们要理性看待什么样的国际环境和政治秩序有利于中国的发展。所以，从这样一个出发点我认为我们可以和美国人抗争，但是要认清形势，不要过于对抗。所以说我这段时间比较乐观的看到中国的高层还是很有智慧的。尤其是最近注意到一个很关键的信号，就是美国人的飞机在我们领海的70公里左右盘旋，但是中方并没有过激的行为，说明我们国家还是非常理性与克制，避免产生冲突，还是抱着一个合作共赢的态度推进国家经济发展。
之所以说我们不能撼动美国的霸权地位，从历史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从1946年成立世界银行开始到2019年，13任世界银行的行长都是美国人，即便在2007年美国的一任行长沃尔福威茨，发生了一起女友门事件：他安排其在世行工作的女友以近20万美金年薪借调到美国国务院任职。即使这样的丑闻发生后，仍然不能改变美国人主导世界银行的地位，接下来的几任行长仍然一直是美国人。
基于这样的前例和背景、基于这样的国际金融秩序，当我们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到海外去，包括在中国国内，你要承揽世行集团资助和参与的工程的时候，就要明白其游戏规则。如果你不明白他的游戏规则结果将会非常的糟糕。这就是为什么目前世行对全世界所有企业的1200多起制裁中，中国就有200多家企业被制裁，这数字是很可怕的。不是说中国企业天生容易犯罪，滋生欺诈，这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企业缺乏国际化的经验，中国的律师和会计师不具备国际化的格局和视野。
我希望通过今天这样一个研讨会，让我们的律师同行、会计师以及企业家非常清楚的辨别判断这样一个国际金融环境。
首先，需要明白的是：当你参与国际间的项目，这样的秩序下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游戏规则。尽管前面讲到美国人是以霸权主义，乃至不惜动用战争的力量来维护美元地位。每一次海湾战争我们看到美国人为了石油而战，口号是维护伊拉克的民主、自由、人权，根本的动机和目的就是为了捍卫与石油交易结算挂钩的美元地位——石油价格的波动，影响通胀通缩，经由货币政策影响美元走势。所以，美国人的一切力量都在捍卫其美元地位。
在古代任何一个帝国都希望通过战争来掠夺世界财富，但是进入全球化之后最大的掠夺手段是资本为代表的金融工具。所以美国人只要捍卫了美元地位，就意味着其可以不通过战争，通过强实力掠夺世界的财富。无论调整费率、发行债务还是国际结算，美国人每一天都在全世界攫取利润，这是美国人的利益所在并且难以动摇。所以，美国人为了维持这种利益一定会建构其最欣赏的游戏规则，尽管动机是为了霸权掠夺。但是毕竟进入了现代文明社会，美国人一定会创造一套理论和游戏规则让世界认同。其中重要的理论就是普世价值观和法治观念，美国人想蒙蔽全世界人不是用舰船利炮而是其固守法治规则让大家平等的参与游戏。所以说法治的游戏规则让强者蒙蔽了弱者的眼睛，让弱者觉得我们是平等的，用法治的规则来分配利润，用法治来解决纷争。所以说大国间在世界银行斡旋的动机不用管，但是其表现得形式一定是以法律的规则和法治的外在来处理所有的利益分配和纠纷。
所以，当我们参与世界银行项目的时候一定要明白，这些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外交问题，也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这些问题一定是法律轨道中的游戏规则问题。既然是美国人主导的游戏规则，那么我们应该明白美国人主导的法律游戏规则是为谁量身定制的，一定要明白东方社会或者大陆法系国家和西方社会或者普通法系国家是截然不同的。美国人整套法律的规则经常被东方人误解误读，包括90%以上的律师不了解普通法系国家，不了解普通法系的实质。美国人主导的普通法系几大原则颠扑不破，不管是处理小小的纠纷，还是简单的合规，他的法哲学背后这几个原则一定要坚守：1、第一个是权力制衡原则，美国人从国家开始到公司治理都讲究权力制衡。当一个律师为企业做合规的时候没有权力制衡意识，世行委员会会认为所有的合规文件在公司治理过程中缺乏权力制衡意识。2、第二大原则是司法独立原则，在公司纠纷解决委员会中，司法一定要有独立性，如果公司内部的类司法机构没有独立性那也是很糟糕的一个治理架构。3、第三个方面程序正义，美国及所有的欧洲国家任何纠纷的处理，都是程序正义优于结果正义。4、第四个原则是法官的自由心证原则，任何一个裁判者都有自由心证的自主权。5、第五个是尊重先例，不管社会怎么变化，在普通法系国家一定会尊重先例。为什么我们的电商等新兴经济比美国发展要快，就是因为美国这样的社会保护先例、习惯。6、第六个是美国任何的司法和法律秩序都会尊重商业惯例。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把普通法系的这些基本法哲学原则做过于详细的阐述。但是，至少你们要明白：无论你的纠纷、你的利益保障还是世界银行制裁，还是说你未来的纠纷提交到世行下面任意一个组织，或者提交到任何一个仲裁机构，当我们走出国门后以上法律背景一定要明白。
当你理解和解读这些法律规则时一定要明白背后的文化背景，中美之所以有冲突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冲突，即新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念冲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孰好孰坏我不去做争论，也没有必要做争论。但是大家一定要明白美国人主导的世界银行，它在宗旨中就明确的告诉世人我世界银行要做的事情就是捍卫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保障个人自由，调解社会矛盾，促进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自由。这是整个世界银行所倡导的最主要的核心宗旨。实际上美国人在国际社会上也是如此。所以说我们在和世行每一个部门交涉的过程中，他们的理念和思维一定会捍卫新自由主义。所以当你是国有企业、当你带着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思维和垄断意识处理纠纷的时候，结果一定会很糟糕，因为你的裁判官与你的思维有着根本冲突。
当你的团队、你的律师和会计师介入世界银行的任何一个纠纷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白所有的参与人员中主裁判官是新自由主义者。你的文本准备、证据梳理、价值追求、表述语气都不要背离新自由主义这样一个走向和逻辑架构。至于我们的内心是否真正捍卫其理念，这是另一回事，但是在国际舞台上不要过多的对抗新自由主义，否则的话制裁结果会很糟糕。
最后一点，中国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我们从农耕社会、封建社会到解放战争、再到改革开放，我们走过了一条和全世界都不一样的道路，所以造成了中国人与世界上很多群体不一样。当中国企业走向国际舞台的时候难免有根深蒂固的陋习，这些陋习直接影响世界银行对你制裁的结果。
第一个陋习是重关系轻市场。我们企业的项目经理出去都希望和业主方、采购方建立很好的关系，但没有通过市场行为实现这一目的，而通过中国人的思维建立情感关系，在应酬和送小礼品的过程中都会留下被制裁的隐患，所以要摒弃这一陋习。
第二个陋习是中国的社会很现实很功利主义，造成中国企业高管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只注重结果不注重程序。前面说到普通法系国家把程序正义看得很重要，当你的团队只急于中标项目、只追求结果，没有考虑到程序的完美和正义性，便又埋下了第二大隐患。
第三大陋习是只注重解决问题的处理方式，不注重事前预防。我们兰迪受12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和上市公司的委托做海外项目，但是很少有企业会做项目前期的尽职调查。这些高管的理解是没有出问题的时候根本不做预防。等出了问题才舍得投入资金人力来解决。这是中国人意识中的第三大毛病。
第四点是中国人太注重变通手段，一方面中国之所以能弯道超车、高速发展，某种意义上也取决于我们经历了一场革命，革命教会我们善于打破陈规陋习，善于接受新鲜事物。但另一方面，你过于变通之后就容易落下非诚信的病根。
很大程度上中资企业受世行制裁的原因都是欺诈、腐败、串通等等一系列违规行为，这些违规行为在中国企业的高管看来属于正常操作——我只是在关联公司借用了一下业绩、粉饰了一下报表。但是在欧美的程序洁癖面前、在整个社会惩罚制度下养成的诚信习惯面前，这是很严重的违规。就如同交通事故，不是中国人愿意闯红灯，而是相较于欧美严厉的处罚，中国处罚过于轻缓。在欧美社会任何一个小的违规都将付出巨大的诚信代价。但中国则不然，违规变通相较于处罚带来的更多是利益。因此中国人养成了一个习惯，能违规尽量违规，能变通尽量变通。
以上四点，正是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的短板，也是为什么中国受到如此多世行裁的原因。因时间关系，现在把时间交给我的团队的其他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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