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劉逸星
感謝在座的各位聽眾以及線上的各位朋友，今天下午我們將圍繞著中資企業如何應對世界銀行制裁這一法律實務展開研討。在開講之前我先做一個引言。今天這樣一個話題和主題儘管是聚焦法律實務，但嚴格意義上是一個經濟話題。
我們當下比歷史上任何時間點都更加關注國際問題。不只是因為疫情問題，而是因為中美交惡問題。所以說國內任何一個國民未來的日子好過不好過，完全取決於國際環境或者說中美環境，或者說取決於中國的經濟在國際化這個文章上是不是做的好，或者說我們國家在經濟走向上對國際化這個話題會不會犯低級錯誤。但是在我看來中國的很多政治家、學者和經濟學家經常會犯基礎性的低級錯誤。尤其是當我們把經濟話題過於政治化之後，往往會劍走偏鋒。那實際上當我們思考或者考慮經濟問題的時候或者考慮國際化這一問題的時候我們作為國民一定要清楚一個基本的事實和概念，也就是我們這個國家、我們這個民族在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之所以能崛起、實現民族復興、取得經濟經濟高速增長，所有的功勞，除了偉大共產黨的領導之外，應該當歸功於國際化。
實際上，我們這四十年來，我們中國人只做了一件事情叫“改革開放”，而所謂的“改革開放”其實就是國際化。“開放”的目的和主軸就是“引進來”，把國際上先進科技、管理經驗、思維理念、資金引入中國，將中國打造為世界製造業的中心，這樣中國才實現了發展。那麼未來的十年或者四十年我們中華民族要實現繁榮富強或者走向偉大，需要做好另一篇文章就是“走出去”，以及“一帶一路”和我們國家如何做好海外投資。所以我想把這兩個偉大的工程概括為，四十年前的工程叫改革開放，四十年後的工程叫海外投資。
因為任何一個民族的崛起，無論是殖民時代的大英帝國還是二戰後的美國，任何國家崛起都要做好“走出去”——也就是海外投資這篇文章。當你的技術比別人強大的時候，當你的製造業比別人強大的時候，你要技術輸出、要產品輸出，必須要走出去，也就是說這就是我們國家為什麼要不遺餘力的推進“一帶一路”。當然，對於“一帶一路”我本人在網絡上和媒體上提出過反思性的批評：我不大讚成完全由國有企業主導的“一帶一路”。我更加希望由全民參與，讓民營企業參與進來。在我看來中國這一經濟體做海外投資在當下是有絕對優勢的。圍繞今天這個話題，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因為依靠國內龐大的市場，在過去的四十年無論是科技力量、團隊形成，還是建設經驗，至少在性價比上是世界一流的。雖然德國、日本、美國在很多基礎設施產業領域是難以比擬的，但在“一帶一路”的基礎設施領域我們是主力軍。
那麼就今天這一話題來講，就基礎設施海外投資而言，從一個簡單的數據，我們就能看出來它的體量有多大——以中國交通建設集團為例，2019年中交建在國內的基礎設施建設的總產值約9218萬億人民幣，接近一萬億人民幣。根據安永的報告，去年中交建在海外承攬的增量工程達到1958億人民幣。這意味著即便是我們國內基礎施領域這一主導產業的龍頭企業，其20%的營收是依賴於海外工程的。儘管現在我們不能妄議所謂的“經濟內循環”，我的觀點是國內的內循環可以做，但是根本解決不了我們的發展問題和經濟穩定問題。所以，中國的經濟要穩健唯獨要靠國際化。
2019年我們中國所有基礎設施公司在海外的工程承包額將近兩萬億人民幣，也就是說在2019年我們國家GDP達到近百萬億的情況下，單單一個基礎設施建設在海外的GDP就斬獲了我們國家GDP 2%的份量。那麼可見這塊領域有多重要、可見海外投資有多重要！
談到海外投資對中國人而言、對中國的企業而言，在我看來最缺乏經驗，也就是說中國這個群體國際化程度最低——會計師事務所國際化程度低，律師事務所國際化程度低，企業的國際化程度更低。因為在過去的四十年，國內的市場太好做了，國內的市場太容易經營了。儘管我們培養了幾百萬的留學生，但是沒有去聚焦海外投資，很多優秀的會計師和律師都在國內幫外國人來中國做FDI，很少走出國門外。
所以說近三四年來我們蘭迪律師事務所在印度、印尼一些發展中國家開設了22個分所，在接觸中國一線企業家的過程中發現大多數企業缺乏基本的法律意識，或者說難以和國際經驗相匹配。也就是我為什麼一直批評和反思“一帶一路”。一組數據顯示，至少有四萬億美金的資金在“一帶一路”過程中投進去，但是你看不到有多少利潤回來、到底有多少壞賬。如果壞賬很多，那麼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糧草沒有先行。海外投資如同打仗，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在你決定投資之前自己的律師要跟出去，自己的會計師要跟出去。美國人來中國投資首要的事情就是讓中國人開放律師業，讓中國開放會計師行業，讓自己的律師和會計師來中國落地生根之後，才會決定來中國投資。這也就是為什麼美國人在中國的北上廣深一共開設了123家律師事務所及辦事處。
所以說談到經濟問題一定和法律問題相關，談到經濟和法律問題尤其是世界銀行制裁中國企業這一話題的時候，我們所有的企業家和法律人一定要明白一個大的法律背景，這個世界的秩序到底誰在主導？
如果沒有搞清這個哲學問題或者說基本邏輯問題，那麼後面做事的方法方式會發生方向性的錯誤。我可以非常篤定的告訴大家當今世界的秩序仍然由美國的霸權主導，目前是沒辦法改變的，過去也從來沒有改變過。尤其是圍繞著世界銀行的制裁話題，就關乎另一秩序問題——國際金融秩序。不管你是承攬政府工程的基礎設施投資，還是承攬民營企業的基礎設施投資。不是簡單的技術出去，還要配套非常多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從投資到結算都和世界的金融秩序相關聯，所以說當你決定做海外投資的時候一定要明白，如今是怎樣一個金融秩序。
如今的世界金融秩序源於二戰末期的佈雷頓森林體系，世界金融秩序脫胎於兩大機構——一個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另一個是世界銀行，也就是我以及我們團隊接下來要講的世界銀行集團，包括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BRD），國際開發協會（IDA），國際金融公司（IFC），多邊投資擔保機構（MIGA），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ICSID）5大機構。
至今為止美國在這兩大機構中有著一票否決權，儘管股東有189個國家，美國佔15%的份額。在早期美國的份額是17%，到了2010年迫於國際壓力，便退到了15.83%。第二大股東佔6%左右，是日本。中國儘管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我們的股權佔比僅從2.27%調整到4.23%，是第三大股東。後面是英國、德國、韓國這些國家。雖說在股權結構上美國達不到絕對控股，但是這兩大組織的章程有一個約定，任何重大事項都必須是85%以上的表決通過，也就意味著美國人掌握了一票否決權，所以說不管歐洲、日本如何強大和復興，以及當下的中國如何強大和復興，都無法顛覆美國人從二戰後在世界上建構的國際金融秩序。
美國會傾全國之力捍衛這種以美元為中心的金融霸主地位，這樣一種秩序沒有公平民主，只有強權。所以說我們要理性看待這一問題。我也非常痛恨川普，也有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節，希望中國能把美國打趴下。但是在國際舞臺上我們要理性看待——歐洲都打不過美國，德國和日本聯手都幹不過美國，何況剛剛發展起來的中國。
在當下這麼一個環境中，我們不要過於的五毛，不要走“極左”路線。在當今我們要理性看待什麼樣的國際環境和政治秩序有利於中國的發展。所以，從這樣一個出發點我認為我們可以和美國人抗爭，但是要認清形勢，不要過於對抗。所以說我這段時間比較樂觀的看到中國的高層還是很有智慧的。尤其是最近注意到一個很關鍵的信號，就是美國人的飛機在我們領海的70公里左右盤旋，但是中方並沒有過激的行為，說明我們國家還是非常理性與剋制，避免產生衝突，還是抱著一個合作共贏的態度推進國家經濟發展。
之所以說我們不能撼動美國的霸權地位，從歷史上也可以看得出來。從1946年成立世界銀行開始到2019年，13任世界銀行的行長都是美國人，即便在2007年美國的一任行長沃爾福威茨，發生了一起女友門事件：他安排其在世行工作的女友以近20萬美金年薪借調到美國國務院任職。即使這樣的醜聞發生後，仍然不能改變美國人主導世界銀行的地位，接下來的幾任行長仍然一直是美國人。
基於這樣的前例和背景、基於這樣的國際金融秩序，當我們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企業到海外去，包括在中國國內，你要承攬世行集團資助和參與的工程的時候，就要明白其遊戲規則。如果你不明白他的遊戲規則結果將會非常的糟糕。這就是為什麼目前世行對全世界所有企業的1200多起制裁中，中國就有200多家企業被制裁，這數字是很可怕的。不是說中國企業天生容易犯罪，滋生欺詐，這裡面最大的一個問題是中國的企業缺乏國際化的經驗，中國的律師和會計師不具備國際化的格局和視野。
我希望通過今天這樣一個研討會，讓我們的律師同行、會計師以及企業家非常清楚的辨別判斷這樣一個國際金融環境。
首先，需要明白的是：當你參與國際間的項目，這樣的秩序下到底是怎麼樣一個遊戲規則。儘管前面講到美國人是以霸權主義，乃至不惜動用戰爭的力量來維護美元地位。每一次海灣戰爭我們看到美國人為了石油而戰，口號是維護伊拉克的民主、自由、人權，根本的動機和目的就是為了捍衛與石油交易結算掛鉤的美元地位——石油價格的波動，影響通脹通縮，經由貨幣政策影響美元走勢。所以，美國人的一切力量都在捍衛其美元地位。
在古代任何一個帝國都希望通過戰爭來掠奪世界財富，但是進入全球化之後最大的掠奪手段是資本為代表的金融工具。所以美國人只要捍衛了美元地位，就意味著其可以不通過戰爭，通過強實力掠奪世界的財富。無論調整費率、發行債務還是國際結算，美國人每一天都在全世界攫取利潤，這是美國人的利益所在並且難以動搖。所以，美國人為了維持這種利益一定會建構其最欣賞的遊戲規則，儘管動機是為了霸權掠奪。但是畢竟進入了現代文明社會，美國人一定會創造一套理論和遊戲規則讓世界認同。其中重要的理論就是普世價值觀和法治觀念，美國人想矇蔽全世界人不是用艦船利炮而是其固守法治規則讓大家平等的參與遊戲。所以說法治的遊戲規則讓強者矇蔽了弱者的眼睛，讓弱者覺得我們是平等的，用法治的規則來分配利潤，用法治來解決紛爭。所以說大國間在世界銀行斡旋的動機不用管，但是其表現得形式一定是以法律的規則和法治的外在來處理所有的利益分配和糾紛。
所以，當我們參與世界銀行項目的時候一定要明白，這些問題不是政治問題、外交問題，也不是簡單的經濟問題。這些問題一定是法律軌道中的遊戲規則問題。既然是美國人主導的遊戲規則，那麼我們應該明白美國人主導的法律遊戲規則是為誰量身定製的，一定要明白東方社會或者大陸法系國家和西方社會或者普通法系國家是截然不同的。美國人整套法律的規則經常被東方人誤解誤讀，包括90%以上的律師不瞭解普通法系國家，不瞭解普通法系的實質。美國人主導的普通法系幾大原則顛撲不破，不管是處理小小的糾紛，還是簡單的合規，他的法哲學背後這幾個原則一定要堅守：1、第一個是權力制衡原則，美國人從國家開始到公司治理都講究權力制衡。當一個律師為企業做合規的時候沒有權力制衡意識，世行委員會會認為所有的合規文件在公司治理過程中缺乏權力制衡意識。2、第二大原則是司法獨立原則，在公司糾紛解決委員會中，司法一定要有獨立性，如果公司內部的類司法機構沒有獨立性那也是很糟糕的一個治理架構。3、第三個方面程序正義，美國及所有的歐洲國家任何糾紛的處理，都是程序正義優於結果正義。4、第四個原則是法官的自由心證原則，任何一個裁判者都有自由心證的自主權。5、第五個是尊重先例，不管社會怎麼變化，在普通法系國家一定會尊重先例。為什麼我們的電商等新興經濟比美國發展要快，就是因為美國這樣的社會保護先例、習慣。6、第六個是美國任何的司法和法律秩序都會尊重商業慣例。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沒有辦法把普通法系的這些基本法哲學原則做過於詳細的闡述。但是，至少你們要明白：無論你的糾紛、你的利益保障還是世界銀行制裁，還是說你未來的糾紛提交到世行下面任意一個組織，或者提交到任何一個仲裁機構，當我們走出國門後以上法律背景一定要明白。
當你理解和解讀這些法律規則時一定要明白背後的文化背景，中美之所以有衝突很大程度上是文化衝突，即新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理念衝突。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孰好孰壞我不去做爭論，也沒有必要做爭論。但是大家一定要明白美國人主導的世界銀行，它在宗旨中就明確的告訴世人我世界銀行要做的事情就是捍衛新自由主義的價值觀，保障個人自由，調解社會矛盾，促進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自由。這是整個世界銀行所倡導的最主要的核心宗旨。實際上美國人在國際社會上也是如此。所以說我們在和世行每一個部門交涉的過程中，他們的理念和思維一定會捍衛新自由主義。所以當你是國有企業、當你帶著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思維和壟斷意識處理糾紛的時候，結果一定會很糟糕，因為你的裁判官與你的思維有著根本衝突。
當你的團隊、你的律師和會計師介入世界銀行的任何一個糾紛的時候，你一定要明白所有的參與人員中主裁判官是新自由主義者。你的文本準備、證據梳理、價值追求、表述語氣都不要背離新自由主義這樣一個走向和邏輯架構。至於我們的內心是否真正捍衛其理念，這是另一回事，但是在國際舞臺上不要過多的對抗新自由主義，否則的話制裁結果會很糟糕。
最後一點，中國人是一個特殊的群體。我們從農耕社會、封建社會到解放戰爭、再到改革開放，我們走過了一條和全世界都不一樣的道路，所以造成了中國人與世界上很多群體不一樣。當中國企業走向國際舞臺的時候難免有根深蒂固的陋習，這些陋習直接影響世界銀行對你制裁的結果。
第一個陋習是重關係輕市場。我們企業的項目經理出去都希望和業主方、採購方建立很好的關係，但沒有通過市場行為實現這一目的，而通過中國人的思維建立情感關係，在應酬和送小禮品的過程中都會留下被制裁的隱患，所以要摒棄這一陋習。
第二個陋習是中國的社會很現實很功利主義，造成中國企業高管處理任何問題的時候，只注重結果不注重程序。前面說到普通法系國家把程序正義看得很重要，當你的團隊只急於中標項目、只追求結果，沒有考慮到程序的完美和正義性，便又埋下了第二大隱患。
第三大陋習是隻注重解決問題的處理方式，不注重事前預防。我們蘭迪受120多家世界500強企業和上市公司的委託做海外項目，但是很少有企業會做項目前期的盡職調查。這些高管的理解是沒有出問題的時候根本不做預防。等出了問題才捨得投入資金人力來解決。這是中國人意識中的第三大毛病。
第四點是中國人太注重變通手段，一方面中國之所以能彎道超車、高速發展，某種意義上也取決於我們經歷了一場革命，革命教會我們善於打破陳規陋習，善於接受新鮮事物。但另一方面，你過於變通之後就容易落下非誠信的病根。
很大程度上中資企業受世行制裁的原因都是欺詐、腐敗、串通等等一系列違規行為，這些違規行為在中國企業的高管看來屬於正常操作——我只是在關聯公司借用了一下業績、粉飾了一下報表。但是在歐美的程序潔癖面前、在整個社會懲罰制度下養成的誠信習慣面前，這是很嚴重的違規。就如同交通事故，不是中國人願意闖紅燈，而是相較於歐美嚴厲的處罰，中國處罰過於輕緩。在歐美社會任何一個小的違規都將付出巨大的誠信代價。但中國則不然，違規變通相較於處罰帶來的更多是利益。因此中國人養成了一個習慣，能違規儘量違規，能變通儘量變通。
以上四點，正是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過程中的短板，也是為什麼中國受到如此多世行裁的原因。因時間關係，現在把時間交給我的團隊的其他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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