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4月18日，中國區域經濟50人論壇第十五次專題研討會線上會議召開，主題為“疫情對區域發展的影響及對策”。中國區域科學協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研究員楊開忠主持會議並在會上作了題為《因應疫情將加速重塑國家經濟地理》的主題發言。
圖為楊開忠在會上發言
以下為發言實錄：
進入新時代以來，適應經濟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變，我國經濟地理進入重塑進程。疫情對地理經濟發展的影響是巨大而深刻的，疫情期間直接差別化地破壞了地理經濟的正常運轉，長期來看，因應疫情將強化重塑經濟地理中的“韌性”考量，從經濟區位行為、人口城鎮化和經濟數字化轉型等方面，加速國家經濟地理重塑進程。在這裡，由於時間的關係，我主要從經濟區位行為的角度談談因應疫情長期將加速國家經濟地理重塑的認識和意見。
大家知道，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世界經濟秩序進入“十字路口”，人們對此產生了不同看法。此次疫情凸顯了產業空心化的風險和製造業的重要性，使這種形勢更加凸顯。在此背景下，越來越多的人似乎認為全球化終結，世界將歸於各國經濟自給自足的狀態，或歸於以制度差距為基礎的中美兩大陣營。考慮到世界統一市場的優勢和全球公共治理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及本土化的侷限性，我個人認為，全球化不會終結，但在全球公共治理機構中新興國家成分和影響會合理上升的同時，世界經濟本土化和區域化會加強，本土化和全球化之間的平衡點會有一定程度向本土化化方向移動。
經濟本土化、區域化相對加強，將通過影響產業區位條件和行為來影響中觀、宏觀區域經濟佈局，進而加速國家經濟地理重塑，具體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加速世界級產業鏈集群建設。究其原因，一是產業鏈集聚指向性加強。經過疫情的衝擊，增強“韌性”、最大限度降低外部衝擊的威脅將成為經濟戰略行為的重要考量。從區位行為來看，這意味著：在未來的區位調整中，企業將更加強調接近供應商和客戶，政府在經濟發展政策中也將更加重視促進本土化產業鏈發展。因而，在產業佈局中，產業鏈集聚指向性將加強，本土相對獨立的產業鏈集聚水平將提高。在這一過程中，由於無可替代的超大市場規模優勢和規模最大、門類最全、配套最完備的製造業體系，從國際來看，我國將成為本土化產業鏈集群相對發達的世界中心；從國內來看，我國產業鏈區域集群將更加發達；二是疫情對全球產業鏈中斷性影響帶來的動態調整機遇。疫情對全球產業鏈的中斷性破壞，在一段時間內必然給經濟運行帶來了很大的困難，但從動態發展角度來看，也為全球強化本土化產業鏈帶來了戰略機遇。在克服困難中，精準識別補鏈強鏈的戰略機會，強化“四基（核心基礎零部件、先進基礎工藝、關鍵基礎材料和產業技術基礎）”，強化產業鏈核心競爭優勢,必然成為我國本土化產業鏈建設的戰略行為，從而加速世界級產業鏈集群發展。
第二，加速形成國家城市群經濟圈相對獨立的現代產業體系和經濟體系。在計劃經濟時期，我國中觀層面上生產力佈局的基本原則就是地區專業化和綜合發展相結合，基本目標就是在有條件的協作區和省份建立各自不同的相對獨立的工業體系，以形成經濟多極發展的積極局面和滿足國防建設的需要。改革開放後相當長時期內，我國逐步淡化了這方面原則和目標的戰略考量。隨著國內外環境變化，近幾年開始引起人們的重新關注。2017年10月以來，我曾在多種場合，包括在國土資源部和河南省人民政府主辦的有關國土空間規劃會議“構建與新時代相適應的國土空間佈局體系”的演講、中國區域經濟50人論壇第五次專題研討會“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要七管齊下”的主題發言，提出借鑑日本2006年以來規劃建設東北圈、首都圈等八大自立發展的廣域地區的經驗，規劃建設具有相對獨立的現代產業體系和經濟體系的經濟大區，也就是這裡所講的以國家城市群為核心、統籌核心與周邊地區的城市群經濟圈。此次疫情將加速這一戰略的落地和進程。究其依據，一是產業鏈集聚指向性加強發展將推動地區綜合發展。無論是在企業更加接近供應商、客戶的過程中，還是在政府加強產業鏈發展佈局中，那些配套條件比較優越的地區都將獲得額外的優勢。因此，生產力中觀佈局原則從改革開放後一段時期比較單純強調地區專業化重新螺旋式迴歸到強調地區專業化和綜合發展相結合上來，培育發展不同層次和尺度的地域生產綜合體自覺不自覺地將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目標，成為制定實施國家城市群經濟圈的戰略目標。二是國家城市群經濟圈之地域生產綜合體必然為相對獨立的現代產業體系和經濟體系。我國京津冀地區、以粵港澳大灣區為核心的粵港澳地區、長江三角洲區域、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長江中游經濟圈等國家城市群經濟圈，人口相當、甚至明顯大於日本人口，面積相當、甚至明顯大於人口和經濟均佔日本90%左右以上的本州島，建設自立發展的經濟體系的條件和可行性遠遠優於日本八大廣域地區，完全有條件在未來的發展中建立相對獨立的現代產業體系和經濟體系。
第三，加速形成世界級多中心網絡型區域協調發展格局。全球性城市是具有全球資源配置能力的城市。為適應和駕馭全球化和本土化趨勢，我國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提出培育發展紮根本土、輻射全球的全球性城市，並從“十一五”時期著手建設以全球性城市為核心的世界級城市群。根據GaWC，到2019年，我國已有香港、北京、上海、臺北、廣州、深圳6個全球性城市（世界一線城市）以及以全球性城市為核心的京津冀、粵港澳、長三角和臺灣海峽4個世界級城市群，但數量和檔次均不及人口不足我1/4的美國。後者擁有紐約、芝加哥、洛杉磯、邁阿密、舊金山、華盛頓、休斯頓7個全球性城市和波士華、芝加哥——匹茲堡、聖地亞哥——舊金山、南佛羅里達、休奧爾良5個世界級城市群，其中，紐約、波士頓——華盛頓城市群為一流的全球性城市和世界級城市群。由此可見，為全面建設現代化強國、實現民族偉大復興，我國應在提升香港、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全球性城市和京津冀、粵港澳大灣區和長三角等世界級城市群的同時，大力培育發展新的全球性城市和世界級城市群，形成世界級多中心網絡型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
世界經濟本土化和全球化再平衡，不僅在需求側意味著國內需求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進一步加強，而且，在供給側會降低產業對外轉移強度。從沿海和內地關係來看，無論是需求側還供給側的這種變化，都將給內陸地區經濟帶來額外優勢，內陸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的機會必然有所增加，作為內陸優勢區域的內陸長江經濟帶、內陸黃河中下游地區經濟發展勢必相對加速。一些人認為，疫情之後，數字經濟轉型加速將使沿海與內陸地區經濟發展差距趨於擴大。我認為，片面地、靜態地從沿海和內陸數字化轉型的差距來講，沿海和內陸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確可能擴大，但由於世界經濟本土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上述產業轉移趨勢有利於縮小沿海和內陸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距，加之疫情之後農民工遠離家鄉外出打工的動力可能減弱，多種力量作用下沿海和內陸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距縮小抑或擴大是相當不確定的。儘管如此，上述產業轉移趨勢無疑是有利於我國進一步形成世界級多中心網絡型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的。在這種趨勢下，在實施長江經濟帶、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重大國家戰略的基礎上，結合全國對疫情之後對湖北省和武漢市的政策支持，加快制定實施長江中游經濟圈等國家戰略是可以預期的。
（楊開忠 中國區域科學協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