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漢相爭發生在公元前206年-公元前202年，是劉邦和項羽為爭奪封建統治權而進行的一系列的戰爭。最終在垓下之戰中，項羽烏江自刎，劉邦獲得最後勝利建立漢朝。項羽和劉邦最初都是反抗暴秦的起義軍，而秦帝國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國家，何以落得暴秦之稱，最後二世而亡呢？
話說自三皇五帝之後，夏、商、週三朝皆是君王統治，諸侯臣服，以王國威信定天下，諸如是，一旦王國威信勢微，諸侯並起，始有春秋後有戰國，戰亂紛起，豪傑並出。
秦本為附庸，不在五等之內（公、侯、伯、子、男），偏居西戎（隴濟及涇洛一帶，今陝西以西地區），遊牧民族，周平王東遷時，秦襄公護駕有功，升位為伯，後又掃平犬戎，得岐、豐之地，始成一方大國，得為諸侯國。後經七公（文公、寧公、出公、武公、德公、宣公、成公）傳至穆公，修德政，興武力，重人才，稱霸西戎，自此秦國始強，其後百年，得孝公，商鞅君臣竭力，變法圖強，國力大增，加以崤山、秦嶺、黃河、長江之險，得以攻守兼備，後經惠文王，武王之治到昭襄王時，秦滅周取九鼎，實力已冠絕諸侯。傳至秦王嬴政，重用李斯，託以國政，又借王翦、蒙驁、恆齮(yǐ )之武力，先滅韓、魏，次滅趙、燕，再滅楚齊，遂統一全國，號始皇帝。
秦國統一六國後，建立了中國第一個統一的封建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國家，在法家思想的基礎之上，秦始皇逐漸形成了大一統的治國方略，在政治上，統一中央集權，建立三公九卿制，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在社會生活上，統一度量衡、統一文字、統一車軌；在經濟上，統一貨幣。然而秦並天下之後，便更百姓為“黔首”，又以始皇推崇五德之傳（金、木、水、火、土），而秦代周德（火德），遂為水德，改年始，立十月為歲首。對外北築長城以抵抗匈奴，南鑿靈渠以征戰百越，對內焚書坑儒，修建阿房宮，驪山陵。同時始皇又為了壓服六國的反抗之心，彰顯秦國的武力和威風，親領百官僕從，大規模出遊，巡視東方。無一不是勞民傷財之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怨聲載道，加之始皇晚年篤信方術，發方士徐福率童男童女千人前去海內尋找蓬萊、方丈、瀛洲三座神山，以得見得仙人，尋得長生不老之藥。後又派侯生、盧生再次入海，覓求仙藥。仙藥未得，丹藥常服，終在巡遊期間身染重病，沙丘病死。傳至二世時，胡亥為了鞏固帝位，假借罪名，互相株連，大肆殺戮大臣和諸公子，逮捕近侍之臣，始皇子女幾乎無一倖免盡被處死，既安葬始皇於驪山陵後，便加緊修築阿房宮，又效仿始皇東巡天下，橫徵暴斂，刑法增酷，於是乎天下硝煙再起，六國群雄紛紛復辟。秦二世而亡，恰在情理之中。
何以二世幾乎盡殺始皇子女，蓋因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也就是始皇最後一次出遊，左丞相李斯與少子胡亥相隨，在轉道返回咸陽時，行至平原津（今山東平原），始皇重病，至沙丘病死，臨終前立璽書，賜公子扶蘇說“與喪會咸陽而葬”，其言即立公子扶蘇為帝，然而趙高得蒙恩寵，添為中車府令，卻不授使者，聯合李斯，詐立胡亥為帝，其之所以要立胡亥為帝，只因為趙高精通獄法，被始皇責令教導胡亥學習訟獄、法度等，深受胡亥的寵幸。而公子扶蘇，與大將軍蒙恬交好，當此時尚於上郡固守邊疆防備匈奴。趙高便與李斯言“在才能，謀慮，功高，無怨和取信於扶蘇這五個方面，你比蒙恬如何？”李斯言“我不如他啊”，於是乎篡改遺詔，立胡亥為太子，又以誹謗始皇，損士卒而不見功之罪，賜死扶蘇，同時以蒙恬不能矯正扶蘇之過，一併賜死。是此，胡亥得立為帝，為秦二世，其得位不正是也。
秦，二世而亡，除暴政之外還在於其政治上發生瞭解體，以至於在發生人民起義的前後無法及時的進行有效的干預和平叛，為什麼會發生政治上的解體，我們不得不提到趙高，胡亥得立，不得不講，趙高功不可沒。在始皇沙丘病死時說服李斯，矯立詔書，從而在獲得了名義上繼位的合理依據，同時篡改始皇給扶蘇的書信，賜死長子扶蘇，解決了胡亥繼位的最大的競爭對手，後又力勸胡亥殺死蒙氏兄弟，消除了一定的不穩定因素；胡亥繼位後，年二十歲，趙高被拜為郎中令，得以掌理國家大事，利用胡亥年幼，在其效法始皇東巡期間密謀排斥異己的心思，獻計借東巡之機，憑藉嚴法苛刑，獲罪連坐的策略，假借罪名，使得諸公子，近侍、中郎、外郎、散郎等大臣無一倖免盡遭屠戮，群臣勸諫卻被以誹謗論處，以至於宗室恐慌，群臣們只好獻媚奉承，整個朝堂烏煙瘴氣，人心惶惶。趙高依仗恩寵與信任，準確把握了胡亥人生短暫，及時行樂的想法，勸諫胡亥天子高貴，應深居禁宮，自此二世不再臨朝，一切大事都由趙高裁決，離間李斯與胡亥的關係，汙衊其恃功而驕，意欲封王，其子李由勾結陳勝，意圖謀反，二世不辨真偽，腰斬李斯，夷滅三族，隨後任命趙高為丞相，自此趙高專權，指鹿為馬，一方面大肆捕殺秦始皇時期的大臣，另一方面加重徭役賦稅，激化了民間與朝廷的矛盾，就是因其胡作非為，從中央到地方，官吏無一不是人人自危，只求保得性命，拿得俸祿，哪還有心思穩固政令，因此秦朝的統治機構遭遇瓦解，政治上已然解體，否則單從軍事力量講，且不講各郡皆有郡兵，僅北原有蒙恬所率領的三十萬防禦匈奴的精兵，以及南征百越五十萬大軍，便足以安定天下，然而政治解體，朝局崩塌，南有趙佗自立為王，偏安一隅，後有章邯鉅鹿之戰後降楚，二十多萬秦國精兵盡遭項羽坑殺。
秦之暴政，根源在於何方？在於任法而治，賈誼《過秦論》中言“夫併兼者高詐立，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就是講實行兼併，要重視詭詐和實力；安定國家，要重視順時權百變：這就是說奪天下和保天下不能用同樣的方法，而秦之過錯在於自始至終未曾變也，非廢封建，興郡縣之過，其本是跨時代的大變革，然而宜慢不宜快，需循序漸進，不可急功近利。操之過急則埋患深矣，加之二世得立後“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以致天下多事，百姓困窮，當此時“自君卿以下，至於眾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鹹不安其位”，奸偽並起，蒙罪者眾多，乃至陳勝吳廣，振臂一呼，天下響應，原因何在？蓋因天下苦秦久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