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簡史》中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八卦理論”，它認為我們的祖先正是因為學會了講八卦、嚼舌根，才有了現代語言的發展。這聽上去有點荒唐，但已有大量的研究結果支持這種說法。就算到了今天，我們仍對各種娛樂八卦情有獨鍾。
就有一位名人因為小時候非常喜歡聽大人講八卦，痴迷於人性的複雜，從而當了心理學家。他矢志不渝，從未轉行，一生都在研究心理學，但他卻在2002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從來沒有上過一門經濟學課程，算是個徹底的“門外漢”。比起那些顛覆了經濟學發展的研究，他還做了很多貼近生活的有趣研究，揭露了我們大腦在演化過程中形成的機制。他就是我們文章中常提到的老朋友丹尼爾·卡尼曼。
一
在以色列一所軍官訓練學校，一群入伍新兵正緊張地排著隊，他們接下來跟面試官聊十幾分鍾，就會決定他們分配到了哪個兵種。21歲的卡爾曼看到這一幕後眉頭緊鎖，因為他覺得這些新兵的命運不該只是由面試官的直覺來決定的。彼時的卡尼曼已經剛拿到心理學學士學位，並當上了陸軍中尉，負責給全軍建立心理評測體系。
為了幫新兵選擇最適合的兵種，卡爾曼開發了一套全新評估的方案，裡面包含責任心、社交能力、男子氣概等六項個性特徵以及特定複雜的公式。然而當他把新的評估表給面試官看時，卻招到了一致的抗議，被看作很不近人情。無奈之下，卡尼曼只好一邊讓新兵測試新的評估方式，一邊讓面試官繼續靠聊天的直覺判斷。結果令卡尼曼大吃一驚，他沒想到直覺得出的結果竟和自己新方法得出的結果基本一致。因此，卡尼曼得出了他一生中第一個重要的結論：不能輕易拋棄直覺。
除了入伍新兵的測試，卡尼曼還做過軍官培訓項目的評估。有一項任務大概是讓八名士官共同完成一個難度較大的任務。這項任務必須合作才能完成，但他們彼此互不認識，沒有任何階級劃分。卡尼曼想通過觀察誰在指揮，誰在服從，誰不聽服從等來判斷他們的潛能，這形式有點類似我們職場中的無領導小組面試。任務完成後，卡尼曼也認真地預測他們的發展前景。然而幾個月後，他收集到的反饋卻證明，那些預測比憑空猜想強不了多少。
原因不難理解，一個人在模擬的場景中所做的判斷，與現實中遇到的場景存在著很大的差異。
因此，卡尼曼提出了一個概念叫做有效性錯覺，指的是我們自認為判斷力可靠的一種虛假信念。它最典型的表現便是人們在事成之後總以為是某種東西在起作用。比如現在很多人喜歡考前燒香拜佛轉錦鯉，考完後就覺得它們起了作用。可為什麼我們的大腦在進行決策時會出現這樣的錯誤呢？為了弄清楚這個問題，卡尼曼決定放棄軍隊裡安逸的生活，前往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攻讀心理學博士。等畢業後，他又回到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邊當講師，邊做研究。一段時間後，卡尼曼失望地發現，不管是自己還是學生，直覺判斷能力都相當差，但卻又不能不忽視它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大多數時候人們喜歡依靠某些直覺來處理信息，做出判斷。
二
經過大量研究後，卡尼曼也發現了我們大腦中存在的認知偏見。
比如我們最熟悉的錨定效應：當我們做出判斷時，會過分依賴最初接收到的信息或者是熟悉的的信息。舉個日常的例子，我們找工作談薪資的時候，最先被提出來的offer往往會成為雙方的參考，最終結果都是基於這個offer做出。
早在1976年，卡尼曼就首次發現了這個效應。只不過他要求被試估計有多少非洲國家是聯合國成員。在估計之前，要求被試將其估計值與一個在0%和100%之間隨機選取的數字相比較。結果顯示，被要求與10%比較的被試者平均估計為25%；而那些被要求與60%比較的平均估計為45%。其實大家知道這些初值是隨意選取的，但還是免不了受這些無關初始信息的影響。
又比如信息的先手效應，人們更容易採用先接收到的信息，對隨後出現的和已知相悖的信息會有抗拒，接受的速度慢很多。這也是為什麼某些熱點事件出來忙著站隊，後面反轉的時候又會感到唏噓不已。再比如聚類錯覺，即是一種在隨機事件中看出規律來的偏見，比如覺得連著好幾把麻將都贏了，下一把多半也能。
三
如果丹尼曼將心理學引入經濟學領域，顛覆了整個經濟學領域。那麼他首創的“雙系統過程”，則對我們每個人都有啟發。
一直以來，我們都自認為都是非常聰明和理性的，總能清醒地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任何時候都會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但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是很懶的，能不用腦子就不用腦子。
在心理學上，就有一個“認知吝嗇鬼”的概念來人思想上的懶惰，無論我們的智力如何，都試圖避免花費腦力的方式來思考和解決問題。
有人可能會好奇為什麼會這樣做呢？這是基於有限理性的基礎，即我們生活中大多數時候的決定和判斷，都以有限的信息為基礎。比如有些人會列出理想伴侶的種種條件，但最後找到的愛人可能一條都不符合。在這個基礎上，卡尼曼認為我們的大腦有兩套系統，系統一能快速憑直覺、不假思索地處理信息，做出決定。當我們得出“1+1=2”這個結論，在熟悉的路上開車，理解別人的面部表情都是由系統1來完成的。
當我們總是使用這種“不費力”的認知方式，就很有可能會出現問題。比如，在人際中用這種方式處理信息，會讓我們容易根據對人的第一印象，做出過多、過絕對的結論。
而系統二就沒有那麼迅速，但是它會更為理性，考慮更多的事情。比如，當我們計算一個複雜的數學問題、報稅或填寫複雜的表單時，都會用到系統2。又或者是像23乘以17大數乘法這樣複雜的運算則需要調動系統二，使用一個程序算法才能求得。
再進一步地來看，我們平時的生活主要是被系統1，還是被系統2進行支配的呢？卡尼曼會給出的答案是兩個系統在共同支配我們。但如果要說誰占主導地位的話，那就會是系統1了。卡尼曼通過一系列實驗和研究發現，人其實更願意用直覺而不是用理性做判斷。不恰當地說，就是冷靜理性的系統2總是容易被衝動行事的系統1牽著鼻子走。就算那些以為自己是理性的人，但其實我們的大腦並沒有太多的機會去真正使用系統2，在生活中非理性的系統1才是主角。
作為主角的系統1又是如何工作的呢？卡尼曼研究得出，以直覺為主的系統1幫助我們產生熟悉感，分析為主的系統2就用這種熟悉感去判斷是非和價值。
正所謂謊言說多了也能成為真理，就是因為我們聽多了系統2就做出這樣的判斷：系統1覺得熟悉的東西，一定有它的道理，系統2就懶得管了。從這個角度，那些瘋狂的洗腦行為可能離我們並不遙遠。不過，卡尼曼認為系統1並非一無是處的，它幫助我們在認知資源和時間有限的情況下，快速做出判斷。
除了熟悉感以外，系統1會尋求信息間的連貫性，而系統2會給這個連貫性尋找甚至編造因果關係。比如有老人天天喝酒活到了一百歲，就認為喝酒能延年益壽。
我們有沒有什麼方法能判斷出系統2正處在運行狀態呢？卡尼曼通過反覆測試發現瞳孔的變化能反映大腦系統2的努力程度。
具體說來，當人們接觸到一系列不得不記住的數字時,他們的瞳孔有規律地變大。而當他們背誦完了這些數字時,他們的瞳孔又會有規律地縮小。瞳孔大小會逐秒發生變化，並且數字越多，難度越大，瞳孔擴散得越大；當瞳孔擴散最大的時候也正是努力付出最多的時候；
他們很快發表了這些研究成果，其中兩篇文章發表在國際知名刊物《 科學》上。這些早期的研究向我們展現了用可操作的、客觀的標準來判斷思維類型的可能。
四
卡尼曼做了一系列的心理學研究後得出的結論都是人是非理性的生物。然而，他卻在偶然發現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即是我們每個都是絕對理性，無論何時都追尋利益最大化。
於是，從1968年開始，卡尼曼和他的合作者特沃斯基在一起將心理學引進經濟學當中研究,包括對那些獲得諾貝爾獎的研究。
他們在合作的高峰期(1971-1981年)共發表了八篇文章,截止到2002年他有5篇文章都被引用超過1000次。
這當中，兩人最經典的發現便是損失厭惡，它指的是人類面對同等的收益和損失時，損失更加令他們難以接受。因為人類對於避害的考慮，是遠大於趨利的。損失厭惡也反映了人類對損失和獲得的敏感程度的不對稱。
人類對損失的厭惡感（負效用），大大地超過對收益的愉悅感（正效用）。換句話說就是，在路上撿到了一百塊，然後再丟了一百塊，你的心情一定比原來更糟糕。
基於損失厭惡，他們引出了著名的前景理論。該理論認為，一是大多數人在面臨獲得時是風險規避的；二是大多數人在面臨損失時是風險偏好的；三是人們對損失比對獲得更為敏感。他們的研究採用實驗的方法，在長期被忽視的領域向主流理論發起攻擊，關注到人類行為有非理性的一面。這使經濟學界開始修正關於人類行為是絕對理性的主流經濟理論，以更加逼近真實世界的人類行為，從而提高了經濟學對現實的解釋力。
卡尼曼也因此獲得了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只是作為合作者特沃斯基在1996年便不幸逝世，不然他也將與卡尼曼一起分享這份榮譽。2002年10月9日，當他接到自己獲獎消息後，十分激動，以至於把自己反鎖到屋外，後來不得不破窗而入。他坦言自己從來沒有期望過自己成為經濟學家，當榮譽就這麼來的時候，他更堅定了自己對探索人類認知發展的熱愛。
好啦夥伴們，歡迎評論留言！
我是憨貓@憨貓說歷史 更多精彩趣事期待一起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