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大學畢業生“包當官”
有人認為大學體制是西方人創造，其實不然。中國古代即有高等學府，只是辦學的理念和模式不同，而且不興叫“大學”。商時的中國大學叫“太學”；周時叫“國學”，國學是周王辦的，諸侯辦的則叫“泮宮”；西晉時稱“國子學”，北齊易名“國子寺”；隋則改稱“國子監”，一直到清末都是這叫法。
真正把大學叫“大學”的，在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當年，中國誕生了第一所現代意義上的大學——京師大學堂，即今北京大學的前身。
與大學不叫“大學”一樣，中國古代的大學生也不稱為“大學生”。以明代稱謂來說，通稱“生員”，在國子監讀書的學生叫“監生”，學生可享受“助學金”，由國家財政支出，因為是用於學生改善伙食，故稱為“廩膳”。
國子監是朝廷的中央宮學，用現代人的話說，它是中國古代的國家級重點大學，學生比現在博士的水平還高，其學術地位遠勝於今國務院“211工程”中確定的全國重點大學。現在的大學生連個工作都難找，但國子監的畢業生可沒這擔心，不僅包分配工作，很多時候還“包當官”。明代便規定，“入國學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換句話說，上了國子監就能當官，上不了便別想往上爬。
明代的國立重點大學 “南大”“北大”
古時的入學名額叫“員”，生員就是這意思，即今“招生指標”。所謂花錢上大學，就是購買到這種招生指標。招生指標並不是每個朝代都買賣的，最瘋狂的年代，是明朝。明朝廷曾經明碼標價，以收取“贊助費”的方式，公開出售招生指標，這種行為叫“官倒”。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雖是布衣出身，無文憑缺學位，但卻很重視教育。元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時全國尚未統一，朱元璋便在應天府(今南京市)的集慶路附近開辦了明朝第一所國立重點大學——國子學；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又及時恢復了中斷多年的“全國統考”(鄉試)。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三月國子學改稱“國子監”。明成祖朱棣奪位後，將首都從南京遷到北京，於是明朝有了兩所國立重點大學，即南京國子監(或“南雍”)和“北京國子監”(或“北雍”)。南雍和北雍，可以看成是明朝的南京大學和北京大學。
國子監是古代出“賢人”的地方，現在南京、北京的明國子監遺址附近都有“成賢街”就是這原因。招生指標是不應該成為商品的，但是隨著明朝國力下降，中央財政嚴重虧空，朝廷急於搞錢，便開始“教育亂收費”了：凡想上大學、到國子監讀書者，不論成績優劣，不問家庭出身，“軍民子弟”只要肯出“贊助費”，就發給“錄取通知書”！有意思的是，明朝時收取的贊助費不要現金，只收當時短缺的糧食或是馬匹等。
“官倒”烏紗帽，在古代中國屢見不鮮，但像明朝這樣“官倒”招生指標的，實在少見。國子監的學生，本來因為出身和入學方式不同，叫法便不少，如舉監、貢監、廕監、恩生等，自打招生指標可以買賣後，叫法又多了一種“例監”，這是給通過買指標入學學生的專有稱呼。
朱祁鈺首開“納粟納馬” 入監讀書先河
明代的“招生新政”，出現在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力主實施的，竟然是當朝的皇帝、史稱代宗的朱祁鈺。
朱祁鈺是明宣宗朱瞻基的次子，繼位前封為郕王。這皇位本來與他一點關係也沒有，因為大哥朱祁鎮御駕親征侵犯北方邊境的蒙古瓦剌部落遭生俘，天上掉餡餅砸到朱祁鈺的頭上，當上了“代理皇帝”。但當時邊境戰事遠未結束，軍費開支龐大，中央財政卻入不敷出，搞錢成了朱祁鈺的當務之急！從哪搞錢？臣僚給朱祁鈺開出的妙方之一是，“納粟納馬者入監讀書”。這話什麼意思？就是給國家多上繳糧食，便能獲得進國子監讀書的機會。
這個口子一開，包括重新坐上龍椅的朱祁鎮在內，後來的皇帝差不多都學著幹過，國庫一沒錢，邊防糧餉一沒著落，地方一鬧饑荒，就會這樣幹。明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南京及周邊大鬧饑荒，時當地主政官員便上書北京，要賣“南大”的招生指標創收。
行將滅國前一年的崇禎十五年(公元1642年)，朝廷也賣過招生指標。提出這一將國子監入學資格商品化建議的，是時擁有進士“學位”、相當於今副處級幹部的中書舍人陳龍正。他的上書得到了皇帝、後上吊殉國的朱由檢本人的讚許。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明朝亡國當年)，朱由檢乾脆讓陳龍正當了“南大”的校長(南京國子監丞)。
明景泰年間 進國子監需“米八百石”
據《明史·食貨志二》上的數據，要想獲得國子監的入學資格，景泰年間(公元1449-1457年)最高的要800石米，低者300石米。成化年間(公元1464-1487年)，則穩定在100石米。
上面這價格是有“學籍”的，如果不在乎學籍，只當旁聽生鍍鍍金，或是插班生、肄業生什麼的，可以享受“優惠價”。以明英宗天順五年(公元1461年)的標準為例，每個指標需繳納20匹馬。
景泰年間的贊助費算是最高了，800石米的標準是怎麼定下的？原來這是“買方”主動出的價錢。時山東臨清縣，伍銘等幾個在縣學讀書的學生提出願意繳納800石米，求進國子監讀書的機會。山東省主管官員將此情況上報朝廷後，獲皇帝特批，於是“米八百石”遂成標準。但是能出或願出800石贊助費的，還是很少的，所以後來不斷往下降，以吸引考生、擴大生源。
二品官員一年俸祿 不夠一個“入學指標”
明朝亂收費除了教育領域，司法方面也很糟糕。據《明史·食貨志二》記載，朱祁鈺的老爸朱瞻基(明宣宗)當皇帝期間，可以花錢贖罪，行情是普通死刑犯免死，需60石米；流放的犯人，需40石米。簡單對比便可看出，明朝時花錢上大學，比“撈人”的成本還要高，以“米百石”的低標準來算，也要高出40石。
進一步分析，明朝時米1石等於120明斤，100石就等於12000明斤。明斤比現代斤要重，大約1比1.18，這樣一換算，明朝100石米便是現代的14160斤。
以當下(2012年2月中旬)普通大米每斤零售價2.50元的行情來算，明朝100石米能賣35400元人民幣；即便以最高贊助費800石米來算，也不過28.32萬元人民幣。
表面上看，明朝“花錢上大學”花的並不多，但古代家長的壓力還是相當大的。當時正常年景下單季稻1畝地產量僅在2石左右，不到300斤，一斤稻穀只能出0.7至0.8斤米；而現在，每畝產量已達1500斤，“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則創造了畝產1800斤。
依明洪武二十年九月定的工資標準，相當於今省部級高官的二品大員，年俸祿是576至732石米，如果繳800石贊助費，明朝“省長”一年的工資也不夠；如果是100石米，便輕鬆了，可買5至7個招生指標。
相當於今縣處級幹部的七品官，年俸祿是84至90石米，如果繳800石的贊助費，明朝“縣委書記”想花錢讓子女成為國子監這所全國重點學府的大學生，要花去10年左右的全部工資收入；即便是100石，也要用掉近一年的工資收入。如果是普通人家子女，面對“米百石”的贊助費，想都別想，能念個私塾認幾個字，已是燒高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