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鬧的市井生活、豐碩的文化成果、繁榮的商品經濟、先進的制度設計……近年來，宋史在公眾領域中頗受關注，人們對宋代的瞭解一反“積貧積弱、內憂外患”的刻板印象，更全面、更多元、更具活力的宋代逐漸出現在後人眼前。近日，《清平樂》的熱播也引起了很多觀眾對於宋史的興趣。宋代政治呈現出何種樣貌？四川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王化雨教授近期在澎湃問吧回答了網友們關於宋代政治史的相關提問，特將部分問答摘錄整理如下，以饗讀者。
學界所見之宋朝
永恆的邊緣：宋金對峙時金與南宋在歷史上誰才是正統。歷史學家的爭議在哪些方面？
王化雨：正統論是古代學者為了論證王朝統治正當性而營造出來的話語體系。宋金並存時，各自認為自己是正統。後來宋金皆為蒙元所滅，所以蒙元對於自己到底算是繼承了宋的正統，還是繼承了金的正統，一直舉棋不定，元末修史時爭論過，然無結果，最後決定不爭論了，宋金各修一部正史。明代士人出於民族情感，多以宋為正統，甚至有些極端分子根本不承認有金、元的存在，直接以明繼宋。清代以後學者不太關注這一問題。近現代之後，正統之說更是被拋入了歷史垃圾堆。
小兔兔：請問您，宋朝的研究中外在研究手段和成果上有差異？
王化雨：目前宋史研究，除了中國外，日本、美國、歐洲也都有可觀的成果。日本學者文獻功夫好，研究細緻，同時經常能提出一些很有啟發性的討論框架。比如影響了學界將近一百年的唐宋變革論，就是日本學者提煉出來的。歐洲的漢學積澱深厚，上個世紀，白樂日在法國等地倡導宋史研究計劃，大大推動了宋史研究的發展。美國則屬於後起之秀，經過幾十年的積累，美國的宋史研究目前已經躍居歐洲之上。近三十年在國際上影響較大的一些看法，例如“宋代精英地方化”、“宋元明轉型”，都是美國學者提出的。
說到研究手段、成果，各國內部也不盡相同，比如日本的京都學派和東京學派，就有巨大分歧。而且隨著國際學術交流的日趨頻繁，各國互相取長補短，在風格上也越來越不是那麼涇渭分明。大體而言，日本學者和中國學者相對近似，注重文獻考辯，比較喜歡做政治史問題。歐美則大體偏重於社會史、文化史。對政治史一度不很關注，在史料運用上也不如中國和日本。總體來看，幾家各有所長，沒有絕對的好與不好。
三語掾：王老師，對於史料的考辨如何才能避免“剪貼史學”的出現？現在很多人喜歡個案研究，個案研究能不能具有代表性？如何操作。
王化雨：在進行研究的時候，要儘可能地讓史料“成組”，把關於同一件事、同一個人的各種史料都收集起來，反覆比對，仔細審核，以求去偽存真。對於與自己想法相符的史料，不要過於輕信，對於與自己想法不符的史料，則必須格外重視，不能斷然將之否定，也不能對其視而不見。如果這些史料本身無問題，則必須參考它們修訂自己的看法，而不是為了印證自己的想法而去對史料進行取捨。歷史事實，往往相當複雜，例如制度的實際運作狀況，可能會呈現出很多面相。我們必須將反映這些複雜面相的各種史料予以通盤考慮。同樣，史料本身，往往也存在多層次、多面相的真偽。某些史料看似荒誕無稽，但其背後，卻隱含著當時社會成員的真實心態。某些史料在細節上漏洞百出，但從整體上看，它又折射出以往被人所忽略的史實。這些都是我們需要注意的。關於史料考辯，李燾在《續資治通鑑長編》小注中，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範例。陳寅恪、唐長孺、田餘慶等史學大家，在其論著中也有很多非常精彩的實例，可以參看。
個案研究，現在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重視。個案的“代表性”，也逐漸成為討論的熱點。在我看來，每一個個案在細節上，都是特殊的，與眾不同的。但是在更高的層次上，每個個案都受諸如權力關係、制度框架、思想觀念等普遍性、結構性因素的制約，反映著這些普遍性、結構性因素的存在、運行方式。所以任何一個個案，都可以說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體。要合理地運用個案研究，我覺得第一，不能侷限於單一個案，在史料允許的條件下，儘可能多地做個案剖析，然後再下結論。第二，在進行個案研究時，儘量拓展自己的思維深度，力圖從個案中提煉出一些更深層次的結論來，而不是侷限於就事論事。關於個案研究，人類學家多有貢獻，可以參考他們的著作。
宋朝君主與皇室
熊：當時統治者為什麼取國號叫“宋”，這有什麼講究嗎？
王化雨：宋朝的開國皇帝趙匡胤，在登基之前，做過歸德軍節度使，歸德軍節度使的治所在宋州，宋的國號就是這樣來的。
小兔兔：請問您，宋朝的皇上有沒有私房錢？從哪裡來的？私房錢是金銀財寶，還是實物？
王化雨：宋代有專門的帝室財政系統，其掌管的就是所謂皇帝的私房錢。皇帝的“私財”數量相當龐大。來源多種多樣，各地“名色”好的稅收、坑冶新出的貴金屬、新鑄的錢幣、新織成的絹帛等，往往都有相當一部分被納入帝室財政。需要指出的是，在實際運作中，皇帝往往會拿出自己私財中的相當部分，來彌補朝廷的財政缺口，而並非將之全部用於自己的私人享樂。
小兔兔：請問您，宋朝皇帝勤勉嗎？能做到按時上班，加班無怨言？
王化雨：整體來看，宋代皇帝還是比較勤政的，每天聽取臣僚奏報的時間大約三小時，審閱文書的時間不清楚，但是所審閱文書的數量是相當多的。甚至部分君主入夜後還要和臣僚議政。宋代皇帝平常基本能做到按時出席朝會。至於加班，當時沒這個概念，反正得把要處理的事做完，才能休息。
小兔兔：請問您，宋朝開國皇帝的奪權方式對國家政治生活的影響有哪些？
王化雨：宋太祖靠兵變上臺，這和五代時期大多數君主沒有區別。不同之處，在於他對軍隊的管控力度，遠強於五代靠兵變上臺的其他皇帝。例如，五代有個慣例，一旦兵變成功，君主必須任由士兵在都城搶劫，謂之“夯市”。而宋太祖堅決禁止了“夯市”之舉。這使得趙宋王朝一開始就避開了五代驕兵跋扈之覆轍。
此外，宋太祖奪權成功後，對後周皇族以及大多數臣僚是比較寬厚的。甚至當時有後周舊臣拍著宮門哭喊，懷念周世宗，宋太祖也不以為忤，沒有對其打擊報復。後面宋代寬鬆政治氛圍的形成，與太祖的這些舉措，有一定關係。
小兔兔：請問您，宋朝皇帝如何壓制太監活動？防止宦官當政？
王化雨：首先說明，宋代是沒有太監這一名稱的。明代和清代才將宦官叫太監。宋代對宦官最大的防範措施就是始終不讓宦官掌兵權，從而徹底杜絕了唐代後期宦官因掌握神策軍而大權獨攬的隱患。此外，在其它很多方面，也有諸多限制，例如不允許宦官介入中樞決策等。士大夫群體也始終盯著宦官，後者一旦有不法舉動，很快就會引發疾風暴雨般的抨擊。在這樣的情況下，宋代宦官的政治影響力是比較有限的。關於宋代防範宦官的舉措，你可以參考張邦煒老師的《宋代皇親與政治》一書。
小兔兔：請問您，宋朝皇上很擔心武將造反，他有密摺和東廠之類方式嗎？
王化雨：宋代的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三個宦官機構，都有承接機密章奏的職能。臣僚經這三個機構投進宮中的章奏，保密性極強，類似於清代的密摺。在地方，君主派駐有走馬承受公事，屬於公開的密探，負責監控文武官員。京師則有皇城司密查官民動向。走馬承受公事和皇城司，在職能上十分類似於後世的廠、衛，只不過氣焰沒有那麼囂張。
小兔兔：請問您，南宋皇帝有沒有收集消息的機構？這個是權臣管理，還是皇帝直管？
王化雨：宋代君主收集信息的渠道非常多。有常規渠道，比如各級官員的奏報，也有非常規渠道，比如皇城司密探的偵視、少數臣僚經宦官機構呈遞的密奏等。原則上，這些信息渠道都直接對皇帝負責，但是由於宰輔位高權重，所以經常能影響到常規渠道的運作。至於非常規渠道，通常宰輔插手的可能性不大，但南宋情況有些特殊，少數權相，例如史彌遠，其實在一定程度上已經算是代行皇權了，他們執政時，自然可以一手遮天。
oxford：宋朝皇室日常精神文化娛樂活動都有哪些？
王化雨：格調低的聲色犬馬有，格調高的書法、繪畫、詩詞也有。相對而言，趙宋皇室在中國古代各皇室中算是文化造詣最高的，所以很多皇室成員的日常娛樂還比較高雅。
宋朝吏治與科舉
oxford：宋朝的專業技術官僚是怎樣選拔、培養的？晉升路徑怎麼樣？科舉失意者或者官場失意官僚們對轉型專業技術官僚有沒有興趣，能不能轉型？
王化雨：宋代的專業技術官員被成為“伎術官”，在官場上地位不高。選拔、培養的途徑，可以參考張邦煒、包偉民老師寫宋代伎術官的專文，不過大體來說，朝廷對這類人並不十分重視，沒有下很大功夫去培養。伎術官的晉升也比一般官員要艱難得多，沒有進入朝廷關鍵崗位的機會。一般而言士大夫對轉型為伎術官不感興趣。
小兔兔：請問您，宋朝的有沒有東林學黨這樣的政治派系？自宋朝以後，清流好像是很大的影響力。宋朝崇文的成果好像很久長！
王化雨：任何一個王朝，朝堂上都必然存在派系。明代東林的特點有二：第一，自下而上。即它首先是一個民間士大夫講學議政的群體，後來慢慢發展，聲勢影響到朝堂之上。第二，人數眾多，且內部的凝聚力空間強大。以此二者來衡量，明之前與之類似的士大夫派系並不很多。東漢之“黨人“，算是一個。南宋中後期的理學派士大夫，也與之相似，不過實際影響力不如東林。某種意義上，南宋理學派士大夫可以視為明代東林的鼻祖。
文官治國，可以說是任何一個正常國家、王朝的必由之路。中國古代文官的特點，在於士大夫多兼有文人學者與官吏二重身份。因此，士大夫在考慮問題時，往往不僅只注重當下的現實情況，更有更加高遠的理念。此外，士大夫的學養，尤其是儒學素養，也令其敢於以衛道者自居，而並不一味屈服於權勢。清流就由是而生了。
小兔兔：請問您，水滸裡面描寫的基層有影響力的是保正，小吏這樣的角色。現實中宋朝如何管理呢？皇上關心基層治理？
王化雨：總體而言，宋代基層治理，是在官府主導下，由士人、吏人等多元力量聯合參與進行的。水滸中所描述的保正，就是一種吏。這些吏人，有部分是由百姓按戶等輪差充任，有部分則是職業吏人，甚至家中世代為吏。吏既接受官府的指揮，同時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地方基層的利益。可以說是非官非民、亦官亦民的角色。又，很多事務官府也會放手讓地方士人來作，由地方士人協助自己管治基層社會。地方士人包括在當地有名望的讀書人，也包括寓居當地的退休官員。士人在協助官府之餘，也能覓得鞏固擴大自身利益的空間。除此之外，富民、僧道等，有時也能參與到地方治理之中。皇帝肯定關心基層治理，但是“天高皇帝遠”，朝廷的意志，未必總能不折不扣地在基層得到落實。
oxford：宋朝各級政府都辦學，為什麼還有書院，難道是對政府所辦學校質量不滿意嗎？
王化雨：宋初就已經有一些有名的書院了，州縣普遍辦學則是在仁宗慶曆年間的事。所以嚴格來講不能將書院視為讀書人對官學不滿意的產物。當然，官學的確存在諸如教學質量不高、官府重視不夠等弊端，而書院常能聘請當時最有名的士人執教，吸引力常常在官學之上。
oxford：影視作品中的君臣議政情景，是皇帝面南背北坐在龍椅上，堂下站著兩排或者數排大臣，真實的情景真的是這樣嗎？
王化雨：宋代絕非如此。宋代制度，視朝聽政採用分班奏事制度，官員按所屬機構、身份，被安排為不同的班次，每班多則四五人，少則一人。某一班奏事時，其餘班次都必須在殿下等候，不僅不能參與討論，連旁聽的資格都沒有。等到這班奏完下殿，次一班才能上殿。影視作品中一大群人在殿上七嘴八舌地和皇帝討論的場景，在宋代歷史上是很難看到的。
澎湃網友2uyUz2：王教授，如何看待南北之爭對宋代政治的影響？
王化雨：大體而言，宋代南北士人的關係還算和諧。南北士人之間的矛盾，主要發生在三個時期，第一是太宗、真宗朝，隨著南北統一，一大批南方士人憑藉自己的文化優勢在官場上脫穎而出，引起了部分北方士人的不滿。第二是王安石變法時期，支持新法的王安石、呂惠卿等，多出自南方，反對新法的司馬光等，則較多為北方士大夫，所以此時南北士人的矛盾也顯得比較尖銳。第三是南宋初年，隨著宋室南渡，南北士人難免產生利益爭奪，加之秦檜等人“南自南，北自北”的說法，南北矛盾又浮現了出來。不過從根本上看，南北之爭並不是宋代政治領域中的最主要矛盾。當時士人頭腦中雖確有地域觀念，但並不象前人想象的那麼強。影響士人政治立場，政策選擇的因素非常多，地域觀念、同鄉關係等並不是決定性因素。例如，新法派固然多南人，但也有北人。反之，舊法派雖以北人為核心，但亦有不少南人。所以，很多時候南北矛盾並不是政治上種種問題的根源，而是被其它問題“帶”出來的。南北矛盾的存在，的確會對政治上既有的種種爭鬥、衝突產生推波助瀾之效，卻不足以從根本上左右政局的走向。
宋朝百姓生活
oxford：宋朝人的世界盡頭到哪裡？
王化雨：往西北，最遠到過今天的吐魯番；往東北，到過朝鮮半島和日本，東南到過今天蘇門答臘一帶。此外，可能還有極少數人到過阿拉伯半島和非洲。
oxford：宋朝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是不是超過任何一個王朝？
王化雨：這個問題其實很複雜，首先，普通老百姓也分不同層次，有錢人和窮人的生活水平有天壤之別。其次，衡量生活水平高低的指標很多，不同的學派，往往各有側重，所以經常出現因評價標準不同而產生的爭議。其三，要衡量生活水平，必須要藉助準確可靠的經濟數字，而中國古代史料中對於經濟的計量記載，往往問題極大，很不可信。因此我不敢斬釘截鐵地說宋代民眾的生活水平是中國古代各朝代中最高的。不過從最基本的生活資料——糧食來看，宋代的人均糧食佔有量，至少不會低於宋以前的任何一個朝代。
oxford：宋朝人口不過一億，財政收入達一億貫以上，晚清人口三億，財政收入不過8000萬兩白銀，宋朝老百姓的稅務負擔是不是遠遠超過晚清？
王化雨：要確切比較宋和晚清哪個時代百姓的稅負更重，是非常困難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古代文獻在相關問題上的記載，本身就有侷限。比如我們可以通過官方史料，大致瞭解到最終落入朝廷囊中的錢物有多少，但是收稅過程中，地方官吏變相強加給老百姓的額外負擔，往往就說不清了。事實上，最讓老百姓痛苦的，往往是這部分。第二，不同時代的計量單位也不一樣，比如，晚清以白銀“兩”來計算，宋代則籠統地將絹、錢、糧、銀稱為“貫石匹兩”來作為計算收入的基本單位，相比於較簡明的“兩”，“貫石匹兩”本身就比較模糊，不太好將兩者做精細的對比。第三，不同時期的社會生產力、物價、貨幣購買力、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也很不一樣，難以一概而論。例如上世紀七十年代，要大家交兩元錢的稅，大家就會覺得非常重，而今天要大家交個二三十元，大家也不會認為是太大的問題。這還只隔了四五十年而已。
不過兩宋時期，尤其是南宋，官府的苛捐雜稅確實非常多，讓老百姓苦不堪言。
再讀王安石變法
Freezing fog：請問，王安石變法失敗後，“將兵法”、“保甲法”、“均輸法”等在軍事、經濟、社會等領域取得良好成效的措施，是否也被廢除，還是繼續發揮作用？
王化雨：將兵法未被廢除。保甲法中的保甲組織大體得到保留，但是保丁進行軍事訓練、校閱的內容未被後世堅持。均輸法的名目在元祐後被取消，不過朝廷的很多舉措中，還是可以看到其影響。
小兔兔：請問您，王安石變法對金遼的影響大嗎？成果得以用新的方式留存宋朝朝野爭論大嗎？
王化雨：王安石新法對遼金並無直接影響。新法的內容比較多，朝野上下對每一項具體法規的看法很不一樣，有過不小的爭論。即便是舊法派士大夫，也有人認為某些新法是值得保留的。
小兔兔：請問您，王安石新法有多少是針對宋朝的問題，有多少是針對克服中國封建王朝共性問題？
王化雨：王安石可沒有“中國封建王朝”這個概念。他所定的新法，全都是針對北宋當時的社會經濟問題，具有很強的現實色彩。當然，趙宋王朝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視為傳統社會結構性矛盾的一種折射。例如，青苗法在一定程度上含有抑制土地兼併的意圖，而土地兼併則是中國傳統社會一直存在的弊病。但是這些結構性矛盾，在不同時代，具體的表現方式、程度又很不一樣，所以決策者的應對策略都是有差異的。宋以前的決策者，可能會硬性規定每個人能擁有的土地數量，以此來抑兼併，而王安石所處的時代，這條路已經徹底走不通，所以他採用的策略是官府放貸，幫助小生產者渡過難關，以免其出賣土地。優秀的決策者，一定是針對具體的社會背景來執定政策的。
Lething：王安石變法為什麼在執行中出現很大的偏差，是王安石用人不當嗎？
王化雨：這個問題非常複雜。涉及對王安石變法的整體性評價。首先，新法在執行過程中究竟出現了多大的偏差？學界是存在爭議的。部分學者認為並未出現所謂偏差，神宗和王安石的意圖是得到了貫徹的。其次，史書中關於新法所造成的種種負面影響的記載，是真有其事，還是舊法派刻意編造出來汙衊王安石的？現在也存在爭議。當然，從辯證法的角度講，有利必有弊，新法執行過程中免不了會出現問題。但是這些問題的程度有多重？波及範圍有多廣？學者的意見也很不統一。總之，目前關於王安石變法，學界還遠未形成定論，所以我也很難提供一個非常權威的意見給你。我自己覺得，新法在推行過程中，的確出現了一些問題，主要原因有三：第一是神宗、王安石有些急於求成；第二是對不同區域的差異性關注不夠，利於南方之法，未必利於北方；第三則是你提到的用人問題。當然，我的意見也不具備權威性，我姑妄言之，你姑妄聽之。
薦書
傷別時那回眸：王老師你好，我是一名化學專業的研究生，對歷史，歷史地理，考古學等很有興趣，讀過一些專業書籍和文獻，但是感覺書目很紛雜，自己不能好好總結，形成系統的知識，因此我想問一下王老師作為一名歷史愛好者，有沒有推薦的讀書順序，或者比較推薦的書。
王化雨：我不瞭解你到底對歷史知識掌握到何種程度，所以很難有針對性地推薦書。如果你對古代史感興趣，同時歷史知識又積累得很不夠，不妨先看一些脈絡比較清楚的通史入門著作，以作為基礎。比如張帆老師的《中國古代簡史》就不錯。初步形成整體認識後，再根據自己感興趣的朝代或專題，去選擇相應的讀物。對於初學者而言，形成比較清楚的時空觀，即能夠從時間、空間兩方面，對古代史形成大體清晰的認識，就很不錯了，至於知識的系統性，可以慢慢來，不必強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