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愛爾蘭作家薩繆爾·貝克特在1940年代末期，用法語寫就的第一部劇本。貝克特的作品“以一種新的小說與戲劇的形式，以崇高的藝術表現人類的苦惱。”（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評語），筆者在閱讀他的作品時，常常感到新奇，甚至是震驚。
與貝克特的其他著作不同，《自由》並未在他生前出版，他在去世前不久還囑咐身邊的人不要把《自由》收入他的全集裡，《自由》的出版是歷盡波折的。貝克特本人對於《自由》不甚滿意，而在歷年來研究貝克特的學者眼裡，比起名揚世界的劇本《等待戈多》，他們似乎也一貫忽略《自由》這一部作品。
筆者並未找到非常豐富的關於《自由》這一劇本的中文材料，於是試圖用前人在研究貝克特的其他作品時已得出的一些理論觀點，如“舞臺上的零碎化特點”來看這個劇本。在劇本的一開始，貝克特對佈景和次要劇情進行了說明。這在筆者一般所見的劇本中是不常見的，甚至是沒有的，筆者找出了三個比較怪異的地方。貝爾特在《自由》的開篇寫道：“在前兩幕中，這部劇作採用了兩處不同場地並存的佈景方式，並以此展開了兩個同時進行的劇情，即主要劇情和次要劇情。後者除了幾句簡短的獨白之外，在表演方面僅限於單一人物沒有明確目的的行為和動作。實際上，這與其說是一幕劇情還不如說是一道風景，常常空無一人。”“在前兩幕中，舞臺上並存著兩處在真實空間中相距遙遠的所在，即維克托的臥室和克拉普家小客廳的一角，後者在舞臺上彷彿被前者所包圍。”在一個舞臺上同時並存兩個場地，似乎是把舞臺分裂開來了，於戲劇而言是比較奇怪的，這是第一點。筆者在電影和電視劇中倒是見過很多類似的設計，但電影和電視劇中的兩個畫面是各佔二分之一，畫面中不同的情節是同時發生，同等重要，起到一種對比或者相互關照的作用。而貝克特在《自由》中採用的“兩處不同場地並存的佈景方式”更為奇怪的一點是“兩處場景之間沒有隔板隔離。在不知不覺中，維克托的房間過渡到克拉普家的客廳，......維克托的臥室佔據了舞臺的四分之三，而兩種不同的傢俱佈置凸現出明顯的不和諧；在維克托的房間裡，除了一張摺疊式鐵床別無其他；在克拉普家的客廳裡，則有一張很典雅的圓桌、四把古式椅子，一盞落地燈和一盞壁燈。”這樣的佈景設計除了兩個場地的過渡具有一定的和諧性之外，其他部分都顯得相當怪異，維克托的臥室和克拉普家的客廳形成一種強烈的對比，即極度的空曠和極度的擁擠對比，場地大小和道具佈置呈現出不合理的狀態，讓人覺得有些莫名其妙，由此產生一種荒誕感。除卻以上兩點，貝克特又提到：“主要劇情和次要劇情決然不會相互影響，甚至幾乎沒有相互論及。”毫不相關的劇情卻要在同一空間一起上演，著實令人費解。
概括來說，就是兩個毫無相關性的劇情（次要劇情甚至可以說不算有劇情）在同一個舞臺上的兩個空間安排極不合理的場地上演。關於貝克特如此安排的原因，雖然比較怪異，但筆者相信這樣的安排一定有著特別的意義。首先，這可以看作一次反傳統戲劇的創新實驗，完全符合荒誕派戲劇的特點，“沒有太多的舞臺背景，也沒有傳統戲劇中的尖銳矛盾和衝突，只是運用支離破碎的舞臺場景、奇特怪異的舞臺道具、顛三倒四的對白、混亂不堪的思維，展示現實社會的醜惡與荒誕、人生的痛苦與絕望，實現一種抽象的荒誕戲劇效果和黑色幽默效應。”（賀一舟.塞繆爾·貝克特的空間詩學研究[J].新餘學院學報,2018，04）“顛三倒四的對白”“混亂不堪的思維”和“黑色幽默效應”在《等待戈多》劇本中更為明顯（如兩個流浪漢毫無邏輯的對話內容），其餘則在《自由》中也有明顯的體現。舞臺設計在本身所具有的荒誕感和戲劇創新之外，對於人物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佔據舞臺四分之三的維克托的房間封閉而又空蕩蕩，讓筆者覺得在這樣場景裡的人必然壓抑的、迷茫無措的，空曠的空間和形單影隻的人對比表現出一種更大的孤獨和痛苦，他的內心世界或許是有所缺失的、虛無的，像這個房間一樣等待著被填滿。
而事實上，維克托也確實表現出作為人的碎片化和不完整。也許是因為在貝克特看來，人就是分裂的、不完整的、支離破碎的，所以他呈現給讀者的人物形象也是如此。與筆者以前接觸到的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相比，維克托不算是一個飽滿豐富的人物形象。他出現的場景單一，行為和語言也相似。在讀完整個劇本以後，筆者腦海中關於維克托的印象是一個痛苦的、頹廢的、迷茫的樣子，自身帶著一種極大的悲哀。第一幕的次要劇情發生在維克托的臥室，原文中有這樣的描寫：“從窗戶到舞臺的成排腳燈，從房門到與主要劇情之間隔著的看不見的隔欄，緩慢地，沒有明確的目的。”“他的動作常常沒有明確的目的，但依然遵循著清晰的節奏和圖案。”這樣的描寫讓筆者想起馬丁·艾斯林在《荒誕派之荒誕性》一文中將貝克特戲劇中的人物概括為“動作機械的木偶”，這用來形容維克托是很貼切的，他的行為就很機械，總是沒有目的、毫無意義地重複。第二幕發生在維克托臥室的是主要情節，看起來一切劇情都是圍繞維克托的，但維克托更像是一個局外人，看著來來去去的人暴躁地、痛心疾首地發表長篇大論。配玻璃的人和兒子米歇爾、卡爾太太（房東）、梅克太太和保鏢、克拉普太太（維克托的母親）、斯昆克小姐（維克托的未婚妻）等人輪番上場，集中在狹小的房間裡，對維克托進行勸說。但無論這些人有何表現，維克托似乎始終是冷淡漠然的，面對他們咄咄逼人的質問，維克托語氣平淡地給個簡單答覆，如“是的。”“不。”“什麼？”和“我不知道。”等。維克托並不在意他們所說的，也不在意他們來的目的，他表現出一種極度的敷衍和不耐煩，一直讓來到他房間的人離開，幾乎是別人每說一句，維克托就會回一句：“您走吧。”或者“走啊。”筆者以為，維克托缺失的也許是生命中鮮活的那一部分，他總是死氣沉沉的，不像一個活生生的人。就如梅克太太說：“生活？什麼生活？您已經死了。”“您完全沒有人性。”比烏克大夫說：“這一切現在對他來說都死了，就好像他本人從來沒有存在過。”他失去了生活的熱情，對周圍的一切保持著一種漠不關心。他是乾癟的、空洞的，將自己與家庭和社會隔絕，渾渾噩噩地在空蕩蕩的小屋裡活著。但維克托也並非全然沒有追求地活著，維克托離開家，將自己困於出租屋中是為了尋求“自由”——“什麼都不做的自由”，關於維克托的內心獨白在第三幕的最後有充分而集中的體現。維克托說：“我一直想要自由。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也不知道自由到底意味著什麼。你們就是把我的指甲全掀掉我也無法告訴你們。不過，如果不用語言來表達，我還是知道它是什麼的。我以前一直渴望著它。我現在依然著。我所渴望的只是它。”他要的自由是可以不作為的自由，是絕對的自由，在他對這種自由的追求中，又陷入了自己在臥室中的生活，他還是不自由。維克托陷入了一種絕望的境地，在他“漫長而可怕”的生活裡，他深知自己永遠也不會自由。但他會不停地感到，他將變得自由，這又像一種理想主義。他沉浸於什麼都不做的寧靜和虛無裡，急於逃脫“他人生活”，厭惡並且否認理性、愛情、死亡和社會生活裡的種種。維克托的這種無望的狀態，讓筆者想起了貝克特的另一部戲劇——《等待戈多》裡的兩個流浪漢。他們所處的環境也很像，維克托的臥室裡只有一張摺疊式鐵床，兩個流浪漢所在的地方只有一棵樹和一個流浪漢坐著的石頭。同樣的空曠和寂寥，同樣的無望，同樣的偏執，自由和戈多是什麼，在哪裡，會不會出現都無從知曉，但維克托和兩個流浪漢似乎機械地將尋找和等待的狀態一直持續下去，他們荒誕不經的行為裡蘊含著極大的悲哀和難以排解的絕望。將現實和他們於無意義中尋找生命的意義的積極理想的面目對比，又凸顯出更大的悲哀。
《自由》和《等待戈多》誕生於20世紀中期，結合作品產生的年代背景，我們或許可以從兩個劇本的主人公身上看到當時社會人群的生存狀況。南京大學趙晶輝在博士論文《多麗絲·萊辛小說的空間研究》一文中對那個時代作出這樣的說明：“20世紀初開始, 歐洲就歷經磨難。兩次世界大戰摧毀的不僅僅是歐洲文明, 更重要的是摧毀了人類的信心。歐洲的社會秩序受到大戰及其引起的政治風波的衝擊, 秩序所賴以生存的意識形態及文學價值觀也相應受到了衝擊。傳統宗教與信仰的權威 不復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政治上的無政府主義和信仰上的空白,生活因此失去意義, 生存意味著痛苦與空虛。”
人們缺失的、想要尋找的或許就是一種信仰和生存的意義，維克托和兩個流浪漢這樣看似行為荒誕的人和創作他們的作者是那個時代的先行者，他們孤獨又悲哀，但閃著理想主義的光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