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爱尔兰作家萨缪尔·贝克特在1940年代末期，用法语写就的第一部剧本。贝克特的作品“以一种新的小说与戏剧的形式，以崇高的艺术表现人类的苦恼。”（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评语），笔者在阅读他的作品时，常常感到新奇，甚至是震惊。
与贝克特的其他著作不同，《自由》并未在他生前出版，他在去世前不久还嘱咐身边的人不要把《自由》收入他的全集里，《自由》的出版是历尽波折的。贝克特本人对于《自由》不甚满意，而在历年来研究贝克特的学者眼里，比起名扬世界的剧本《等待戈多》，他们似乎也一贯忽略《自由》这一部作品。
笔者并未找到非常丰富的关于《自由》这一剧本的中文材料，于是试图用前人在研究贝克特的其他作品时已得出的一些理论观点，如“舞台上的零碎化特点”来看这个剧本。在剧本的一开始，贝克特对布景和次要剧情进行了说明。这在笔者一般所见的剧本中是不常见的，甚至是没有的，笔者找出了三个比较怪异的地方。贝尔特在《自由》的开篇写道：“在前两幕中，这部剧作采用了两处不同场地并存的布景方式，并以此展开了两个同时进行的剧情，即主要剧情和次要剧情。后者除了几句简短的独白之外，在表演方面仅限于单一人物没有明确目的的行为和动作。实际上，这与其说是一幕剧情还不如说是一道风景，常常空无一人。”“在前两幕中，舞台上并存着两处在真实空间中相距遥远的所在，即维克托的卧室和克拉普家小客厅的一角，后者在舞台上仿佛被前者所包围。”在一个舞台上同时并存两个场地，似乎是把舞台分裂开来了，于戏剧而言是比较奇怪的，这是第一点。笔者在电影和电视剧中倒是见过很多类似的设计，但电影和电视剧中的两个画面是各占二分之一，画面中不同的情节是同时发生，同等重要，起到一种对比或者相互关照的作用。而贝克特在《自由》中采用的“两处不同场地并存的布景方式”更为奇怪的一点是“两处场景之间没有隔板隔离。在不知不觉中，维克托的房间过渡到克拉普家的客厅，......维克托的卧室占据了舞台的四分之三，而两种不同的家具布置凸现出明显的不和谐；在维克托的房间里，除了一张折叠式铁床别无其他；在克拉普家的客厅里，则有一张很典雅的圆桌、四把古式椅子，一盏落地灯和一盏壁灯。”这样的布景设计除了两个场地的过渡具有一定的和谐性之外，其他部分都显得相当怪异，维克托的卧室和克拉普家的客厅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即极度的空旷和极度的拥挤对比，场地大小和道具布置呈现出不合理的状态，让人觉得有些莫名其妙，由此产生一种荒诞感。除却以上两点，贝克特又提到：“主要剧情和次要剧情决然不会相互影响，甚至几乎没有相互论及。”毫不相关的剧情却要在同一空间一起上演，着实令人费解。
概括来说，就是两个毫无相关性的剧情（次要剧情甚至可以说不算有剧情）在同一个舞台上的两个空间安排极不合理的场地上演。关于贝克特如此安排的原因，虽然比较怪异，但笔者相信这样的安排一定有着特别的意义。首先，这可以看作一次反传统戏剧的创新实验，完全符合荒诞派戏剧的特点，“没有太多的舞台背景，也没有传统戏剧中的尖锐矛盾和冲突，只是运用支离破碎的舞台场景、奇特怪异的舞台道具、颠三倒四的对白、混乱不堪的思维，展示现实社会的丑恶与荒诞、人生的痛苦与绝望，实现一种抽象的荒诞戏剧效果和黑色幽默效应。”（贺一舟.塞缪尔·贝克特的空间诗学研究[J].新余学院学报,2018，04）“颠三倒四的对白”“混乱不堪的思维”和“黑色幽默效应”在《等待戈多》剧本中更为明显（如两个流浪汉毫无逻辑的对话内容），其余则在《自由》中也有明显的体现。舞台设计在本身所具有的荒诞感和戏剧创新之外，对于人物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占据舞台四分之三的维克托的房间封闭而又空荡荡，让笔者觉得在这样场景里的人必然压抑的、迷茫无措的，空旷的空间和形单影只的人对比表现出一种更大的孤独和痛苦，他的内心世界或许是有所缺失的、虚无的，像这个房间一样等待着被填满。
而事实上，维克托也确实表现出作为人的碎片化和不完整。也许是因为在贝克特看来，人就是分裂的、不完整的、支离破碎的，所以他呈现给读者的人物形象也是如此。与笔者以前接触到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相比，维克托不算是一个饱满丰富的人物形象。他出现的场景单一，行为和语言也相似。在读完整个剧本以后，笔者脑海中关于维克托的印象是一个痛苦的、颓废的、迷茫的样子，自身带着一种极大的悲哀。第一幕的次要剧情发生在维克托的卧室，原文中有这样的描写：“从窗户到舞台的成排脚灯，从房门到与主要剧情之间隔着的看不见的隔栏，缓慢地，没有明确的目的。”“他的动作常常没有明确的目的，但依然遵循着清晰的节奏和图案。”这样的描写让笔者想起马丁·艾斯林在《荒诞派之荒诞性》一文中将贝克特戏剧中的人物概括为“动作机械的木偶”，这用来形容维克托是很贴切的，他的行为就很机械，总是没有目的、毫无意义地重复。第二幕发生在维克托卧室的是主要情节，看起来一切剧情都是围绕维克托的，但维克托更像是一个局外人，看着来来去去的人暴躁地、痛心疾首地发表长篇大论。配玻璃的人和儿子米歇尔、卡尔太太（房东）、梅克太太和保镖、克拉普太太（维克托的母亲）、斯昆克小姐（维克托的未婚妻）等人轮番上场，集中在狭小的房间里，对维克托进行劝说。但无论这些人有何表现，维克托似乎始终是冷淡漠然的，面对他们咄咄逼人的质问，维克托语气平淡地给个简单答复，如“是的。”“不。”“什么？”和“我不知道。”等。维克托并不在意他们所说的，也不在意他们来的目的，他表现出一种极度的敷衍和不耐烦，一直让来到他房间的人离开，几乎是别人每说一句，维克托就会回一句：“您走吧。”或者“走啊。”笔者以为，维克托缺失的也许是生命中鲜活的那一部分，他总是死气沉沉的，不像一个活生生的人。就如梅克太太说：“生活？什么生活？您已经死了。”“您完全没有人性。”比乌克大夫说：“这一切现在对他来说都死了，就好像他本人从来没有存在过。”他失去了生活的热情，对周围的一切保持着一种漠不关心。他是干瘪的、空洞的，将自己与家庭和社会隔绝，浑浑噩噩地在空荡荡的小屋里活着。但维克托也并非全然没有追求地活着，维克托离开家，将自己困于出租屋中是为了寻求“自由”——“什么都不做的自由”，关于维克托的内心独白在第三幕的最后有充分而集中的体现。维克托说：“我一直想要自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自由到底意味着什么。你们就是把我的指甲全掀掉我也无法告诉你们。不过，如果不用语言来表达，我还是知道它是什么的。我以前一直渴望着它。我现在依然着。我所渴望的只是它。”他要的自由是可以不作为的自由，是绝对的自由，在他对这种自由的追求中，又陷入了自己在卧室中的生活，他还是不自由。维克托陷入了一种绝望的境地，在他“漫长而可怕”的生活里，他深知自己永远也不会自由。但他会不停地感到，他将变得自由，这又像一种理想主义。他沉浸于什么都不做的宁静和虚无里，急于逃脱“他人生活”，厌恶并且否认理性、爱情、死亡和社会生活里的种种。维克托的这种无望的状态，让笔者想起了贝克特的另一部戏剧——《等待戈多》里的两个流浪汉。他们所处的环境也很像，维克托的卧室里只有一张折叠式铁床，两个流浪汉所在的地方只有一棵树和一个流浪汉坐着的石头。同样的空旷和寂寥，同样的无望，同样的偏执，自由和戈多是什么，在哪里，会不会出现都无从知晓，但维克托和两个流浪汉似乎机械地将寻找和等待的状态一直持续下去，他们荒诞不经的行为里蕴含着极大的悲哀和难以排解的绝望。将现实和他们于无意义中寻找生命的意义的积极理想的面目对比，又凸显出更大的悲哀。
《自由》和《等待戈多》诞生于20世纪中期，结合作品产生的年代背景，我们或许可以从两个剧本的主人公身上看到当时社会人群的生存状况。南京大学赵晶辉在博士论文《多丽丝·莱辛小说的空间研究》一文中对那个时代作出这样的说明：“20世纪初开始, 欧洲就历经磨难。两次世界大战摧毁的不仅仅是欧洲文明, 更重要的是摧毁了人类的信心。欧洲的社会秩序受到大战及其引起的政治风波的冲击, 秩序所赖以生存的意识形态及文学价值观也相应受到了冲击。传统宗教与信仰的权威 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和信仰上的空白,生活因此失去意义, 生存意味着痛苦与空虚。”
人们缺失的、想要寻找的或许就是一种信仰和生存的意义，维克托和两个流浪汉这样看似行为荒诞的人和创作他们的作者是那个时代的先行者，他们孤独又悲哀，但闪着理想主义的光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