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日，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在《華爾街日報》刊登發文，指：新冠肺炎大流行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
再聯繫之前領導人的戰略預判：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不管你承認與否，舊秩序正在逐步瓦解，新秩序有待建立。舊秩序的瓦解意味著現存勢力的衰敗，新秩序的建立意味著新崛起勢力的興起。
每一次新舊秩序交替之際，都極容易發生戰略誤判，這種誤判將導致新舊雙方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對雙方都是極大的戰略損耗。
這種戰略誤判是什麼呢？新興勢力對現存勢力的低估，對自身的高估，導致新興勢力沒有戰略定力，過早挑戰現存勢力而被扼殺。
新舊秩序交替最成功的方式應該是，現存勢力的自然衰落，新興勢力自然增長，待舊勢力衰落到極點，形勢陷入混亂，全世界全部期待新興勢力承擔領導責任之時，才是新興勢力自然接過領導地位的時刻。
在這個過程中，只要新興勢力早於舊勢力衰落的極點做出戰略誤判，戰略衝突便不可避免。
正如中國朝代交替的歷史告訴我們的，第一個造反勢力的往往都成了烈士，積蓄力量伺機而動的後發勢力往往問鼎中原，奪得天下。
秦朝末年，陳勝吳廣起義，天下響應雲集，可惜他們攻佔了大澤鄉、蘄縣和成縣等幾個縣城之後，兵馬才幾萬，就自立為王，國號張楚，於是引起秦將章邯率大軍鎮壓，起義迅速失敗。
很多人以為秦末很腐朽，隨便一推就倒，事實並非如此。秦末只是政治、經濟陷入危機，軍事實力依然很強悍，秦將王離、章邯皆乃名將，兵鋒所指無人能敵。
而極具戰略眼光的高祖劉邦，攻入咸陽後，寬待秦王子嬰，對外不稱王，對內約法三章，百姓秋毫無犯，最終贏得天下民心，打敗項羽，創建漢朝基業。
劉邦勢力在崛起過程中，和秦朝這個舊秩序始終沒有正面對抗，待到陳勝、項羽等起義軍消耗掉秦朝所有力量後，他只需摘取最後的果實。
同樣地，元朝末年，天下大亂，黃巾軍起義反元，紅巾軍的實際控制人劉福通被元末名將察罕帖木兒（即倚天中的汝陽王）一擊潰敗，之後又有陳友諒、張士誠等軍閥勢力，而朱元璋是劉福通的名義屬下，在其庇護之下不僅可以高枕無憂避元軍的鋒芒，甚至能夠利用其勢力跟已經投靠元廷的張士誠搶奪地盤。
朱元璋採納朱升的建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既躲過了元軍的正面攻擊，又積蓄了自己的力量，最終等他打敗對手和元朝正面對陣時，元朝早已耗光了元氣，直接被摧枯拉朽地趕到了漠北。
不只是在中國古代，在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霸主時，美國同樣採取了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策略。
美國於1894年在GDP方面超過英國了。不過在綜合國力，英國還是第一，但是沒過幾年就被美國追上了。
這時，美國一直奉行孤立主義政策，不當頭，直到二戰爆發，美國坐等歐洲慘不忍睹後，強勢介入，摘取勝利果實。
二戰後，美國終於在GDP，科學技術，軍事力量等方面全面超過了英國，經濟總量，綜合實力已是世界第一。
由此可見，在新舊秩序交替之際，新興勢力應當奉行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戰略，不到現存勢力土崩瓦解，絕不主動發起戰略進攻。
高築牆，便是做好自身的防禦工作，包括國防安全、戰略物資等。在新舊秩序交替之際，世界變得更加動盪不安，不安定因素陡增，高築牆就是不讓自己陷於被動狀態，使自己免受世界風雲變幻的負面衝擊。
廣積糧，積極發展經濟，全力發展，提升自身實力，在秩序不穩定之際，很多勢力都陷入無法發展的境地，越是這個時候，越是彎道超車的機會，全力發展生產力，提升自身，壯大自己。
緩稱王，對外保持韜光養晦和統一戰線，不做出頭鳥，不成為眾矢之的。在舊秩序坍塌之際，自己不能過早成為新秩序的制定者，否則只會增加自己的戰略包袱。例如，在美國日益咄咄逼人和戰略收縮之際，新興大國不能成為反美先鋒，而是成為眾多不堪霸權的普通一員，一起推動舊秩序的瓦解。若新興大國過早戰略反攻，其他國家必定把站隊作為籌碼，獲取自己的利益，從而給新興大國帶來戰略負擔。
需要注意的是，當舊秩序完全消失，全世界必定希望穩定的新秩序，此時，實力最強的新興大國必然眾望所歸成為新秩序的領導者。這種領導者不應當是自己強迫或者勉強支撐得來的，而應當是眾多國家的擁戴和推動，而順理成章成為領導者。
當世界發現只有這個新興大國才能帶來繁榮和安定時，它必定成為新秩序領導者。
此過程，必定水到渠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