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华尔街日报》刊登发文，指：新冠肺炎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
再联系之前领导人的战略预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不管你承认与否，旧秩序正在逐步瓦解，新秩序有待建立。旧秩序的瓦解意味着现存势力的衰败，新秩序的建立意味着新崛起势力的兴起。
每一次新旧秩序交替之际，都极容易发生战略误判，这种误判将导致新旧双方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对双方都是极大的战略损耗。
这种战略误判是什么呢？新兴势力对现存势力的低估，对自身的高估，导致新兴势力没有战略定力，过早挑战现存势力而被扼杀。
新旧秩序交替最成功的方式应该是，现存势力的自然衰落，新兴势力自然增长，待旧势力衰落到极点，形势陷入混乱，全世界全部期待新兴势力承担领导责任之时，才是新兴势力自然接过领导地位的时刻。
在这个过程中，只要新兴势力早于旧势力衰落的极点做出战略误判，战略冲突便不可避免。
正如中国朝代交替的历史告诉我们的，第一个造反势力的往往都成了烈士，积蓄力量伺机而动的后发势力往往问鼎中原，夺得天下。
秦朝末年，陈胜吴广起义，天下响应云集，可惜他们攻占了大泽乡、蕲县和成县等几个县城之后，兵马才几万，就自立为王，国号张楚，于是引起秦将章邯率大军镇压，起义迅速失败。
很多人以为秦末很腐朽，随便一推就倒，事实并非如此。秦末只是政治、经济陷入危机，军事实力依然很强悍，秦将王离、章邯皆乃名将，兵锋所指无人能敌。
而极具战略眼光的高祖刘邦，攻入咸阳后，宽待秦王子婴，对外不称王，对内约法三章，百姓秋毫无犯，最终赢得天下民心，打败项羽，创建汉朝基业。
刘邦势力在崛起过程中，和秦朝这个旧秩序始终没有正面对抗，待到陈胜、项羽等起义军消耗掉秦朝所有力量后，他只需摘取最后的果实。
同样地，元朝末年，天下大乱，黄巾军起义反元，红巾军的实际控制人刘福通被元末名将察罕帖木儿（即倚天中的汝阳王）一击溃败，之后又有陈友谅、张士诚等军阀势力，而朱元璋是刘福通的名义属下，在其庇护之下不仅可以高枕无忧避元军的锋芒，甚至能够利用其势力跟已经投靠元廷的张士诚抢夺地盘。
朱元璋采纳朱升的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既躲过了元军的正面攻击，又积蓄了自己的力量，最终等他打败对手和元朝正面对阵时，元朝早已耗光了元气，直接被摧枯拉朽地赶到了漠北。
不只是在中国古代，在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时，美国同样采取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
美国于1894年在GDP方面超过英国了。不过在综合国力，英国还是第一，但是没过几年就被美国追上了。
这时，美国一直奉行孤立主义政策，不当头，直到二战爆发，美国坐等欧洲惨不忍睹后，强势介入，摘取胜利果实。
二战后，美国终于在GDP，科学技术，军事力量等方面全面超过了英国，经济总量，综合实力已是世界第一。
由此可见，在新旧秩序交替之际，新兴势力应当奉行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不到现存势力土崩瓦解，绝不主动发起战略进攻。
高筑墙，便是做好自身的防御工作，包括国防安全、战略物资等。在新旧秩序交替之际，世界变得更加动荡不安，不安定因素陡增，高筑墙就是不让自己陷于被动状态，使自己免受世界风云变幻的负面冲击。
广积粮，积极发展经济，全力发展，提升自身实力，在秩序不稳定之际，很多势力都陷入无法发展的境地，越是这个时候，越是弯道超车的机会，全力发展生产力，提升自身，壮大自己。
缓称王，对外保持韬光养晦和统一战线，不做出头鸟，不成为众矢之的。在旧秩序坍塌之际，自己不能过早成为新秩序的制定者，否则只会增加自己的战略包袱。例如，在美国日益咄咄逼人和战略收缩之际，新兴大国不能成为反美先锋，而是成为众多不堪霸权的普通一员，一起推动旧秩序的瓦解。若新兴大国过早战略反攻，其他国家必定把站队作为筹码，获取自己的利益，从而给新兴大国带来战略负担。
需要注意的是，当旧秩序完全消失，全世界必定希望稳定的新秩序，此时，实力最强的新兴大国必然众望所归成为新秩序的领导者。这种领导者不应当是自己强迫或者勉强支撑得来的，而应当是众多国家的拥戴和推动，而顺理成章成为领导者。
当世界发现只有这个新兴大国才能带来繁荣和安定时，它必定成为新秩序领导者。
此过程，必定水到渠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