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悄悄法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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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視角：檢律協作“新題”與“新解”
□李勇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一種犯罪治理的合作模式，合作主要體現為認罪認罰的合意、協商。由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協商能力和條件的天然缺陷，就要求辯護人或值班律師介入，進而體現為控辯協商、檢律協作。就此而言，檢律協作、控辯協商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基礎。當前，認罪認罰案件中檢律協作還面臨一系列如下難題亟待解決。
1.控辯協作不平衡性問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以檢察機關為主導的，這種主導作用是就程序啟動、把關及案件實質處理而言的，並不意味著檢察官居高臨下進行協商。實踐中，檢律協作不平衡性問題主要表現在：一方面，檢察官處於強勢地位，個別檢察官居高臨下地“通知”“告知”量刑建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律師，要麼接受、要麼不接受，協商餘地極小。另一方面，個別辯護人缺乏協商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認為辯護人具有獨立辯護權，沒有必要順從被告人的認罪認罰意思；值班律師把自己定位為見證人，不願協商。這種不平衡性的風險可能影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的自願性、真實性，甚至出現“認假罪”。
2.律師資源不足及法律幫助形式化問題。我國地區間經濟發展不平衡，律師資源也存在不平衡問題。如江蘇北部某縣全縣只有律師十餘名，而該縣一年刑事案件就有三四百件。認罪認罰案件需要在看守所、檢察院、法院派駐值班律師，律師資源嚴重不足。即使律師資源充分的地區，也存在法律幫助形式化的問題。一些值班律師嫌報酬較低，不願意花太多精力，既不閱卷，也不研究量刑規則，不能按照兩高三部《關於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所要求的就檢察機關認定罪名、量刑建議等提出有價值的意見，甘願淪為見證人的角色，嚴重影響控辯協商、檢律協作的有效性。
3.量刑協商結果預期不確定性問題。認罪協商的基本前提是雙方對各自的利益有確定的預期。特別是對辯方而言，如果不能對量刑有確定的預期，是無法進行真正協商的。實踐中，一些地方檢察機關在聽取律師意見甚至簽署具結書時，量刑建議幅度過大，甚至直接套用法定刑，對於能否緩刑態度模糊，導致律師對協商結果無法預期，影響認罪認罰的適用。同時，控辯協作、協商需要雙方具有大體平衡的信息。針對量刑協商而言，需要對影響量刑的因素及對應的量刑值有大體一致的共識。實踐中，有的檢察機關往往只給予量刑建議的結果，很少就這個結果得出的依據及其計算過程進行說明，“神秘化”色彩較濃。特別是在速裁程序中，辦案時間短、節奏快、程序簡，律師對案件熟悉程度有限，加劇了信息非對稱性，影響量刑協商。
4.不起訴協商瓶頸問題。不起訴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重要內容，《意見》第30條要求充分發揮不起訴的審前分流和過濾作用，逐步擴大相對不起訴在認罪認罰案件中的適用。當前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員額檢察官並無不起訴決定權，相對不起訴決定應當由檢察長或檢委會作出，而相對不起訴案件一般是輕微刑事案件，大多適用速裁程序，期限短、程序繁，檢察官在未提交檢察長或檢委會前，不敢輕易與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師協商，導致控辯雙方無法就不起訴問題進行協商和簽署具結書。
對於上述控辯協商中的難題，筆者提出以下對策建議：
1.樹立平等協商理念。認罪認罰案件中的“平等協商”，與不認罪案件中控辯“平等武裝”具有同樣的旨趣。在不認罪的普通程序案件中，強調庭審的對抗性與“平等武裝”，在認罪認罰案件中應強調協作性，注重“平等協商”。根據哈貝馬斯的商談理論，妥協的談判要確保利益相關者平等參加談判，為所有利益相關者創造大致平等的機會，這樣，所達成的協議才是公平的。正如朱孝清先生所言，控辯協商不是檢察機關單方通知、“我說你聽”，辯方有權提出自己的意見和要求，檢察機關“聽取意見”不是為聽取而聽取，而是為了使擬處理意見考慮得更加全面，更加客觀公正，“聽取意見”的過程，就是協商的過程。檢察官需要轉變觀念，充分聽取犯罪嫌疑人、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的意見，儘量協商一致。《意見》的規定，未採納辯護人、值班律師意見的，應當說明理由。通過強化平等協商，來防止檢察官施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防止認罪認罰出於非自願、非真實，防止“認假罪”。
2.整合律師資源。我國的法律援助制度相對成熟，律師法及相關文件對執業律師法律援助義務進行了強制性規定，很多地方的看守所有法律援助律師駐點，應當將法律援助律師與法律幫助律師合二為一。對於非羈押的認罪認罰案件應當實行以檢察院駐點為主、法院駐點為輔方式，因為認罪認罰案件的具結和協商主要由檢律雙方進行。法院、檢察院相隔不遠的，可以實現駐點共用。案件量較小地區，可一週駐點二三次，也可事先網絡、電話預約。為提高法律幫助的實效性，可以通過增加財政投入、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適度提高值班律師報酬。發達地區可以實行律師所招標制度，司法局每年就法律幫助業務面向律師事務所公開招標，中標的律師事務所承擔本區全年的法律幫助工作，“定所不定人”。
3.建立量刑建議精準化與說理化機制。量刑建議的精準化有助於提高律師對協商結果的預期性，進而促進檢律協作的有效性。量刑建議越精準，控辯協商就越充分，檢律協作就越有效。要對精準的量刑建議進行說理，《意見》對此有明確要求。量刑建議說理有助於控辯雙方的信息對稱，為充分協商創造條件，促成個案處理的共識，實現程序正義。南京市建鄴區檢察院探索“量刑建議計算表”，根據量刑指導意見載明起點刑、基準刑、調節刑等各項因素及其對應的量刑值，作為量刑建議書和具結書的附件，實現量刑建議的公開、透明，既促進了檢律協商，也有助於法官採納，值得借鑑。
4.探索不起訴指南。解決不起訴協商的瓶頸問題，可以借鑑量刑協商中通過量刑指導意見（量刑指南）提高量刑建議的精準性和說理性的做法，探索不起訴指南（指引）。南京市檢察機關在速裁程序試點過程中，制定速裁程序案件不起訴指引，結合本地區實際制定類案不起訴相對統一的標準。承辦檢察官提出擬不起訴的意見有據可循，公開透明，有助於被檢察長、檢委會採納，也有助於檢律雙方協商、協作，還能防範廉政風險，值得借鑑。
正如培根所言，“對於一切事物，尤其是最艱難的事物，人們不應期望播種與收穫同時進行，為了使它們逐漸成熟，必須有一個培育的過程。”而一項新的法律制度的發展、成熟也要經歷類似的培育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