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本詩集，在1912年8月出版。這些詩作寫於1916至1912年，而絕大多數創作於1919年至1920年，即五四運動的高潮時期。
《女神》甫一問世，便以其情感的大解放、詩體的大解放，宣告詩壇上“胡適時代”的結束，真正的現代自由體新詩時代的到來。郭沫若廣泛接受了泰戈爾、雪萊、歌德、波德萊爾、海涅等外國詩人的影響，通過創造性借鑑形成了自己的獨特詩風。《女神》以浪漫主義為基調，把對於現實的揭露、批判與對於未來理想社會的樂觀想象、殷切盼望巧妙地融合到了一體。
作者用火山般的熱情、華麗繁複的語言、大膽的誇張渲染了詩歌的浪漫激情。而與中國詩歌和早期白話新詩相比，《女神》 的突出成就與特點就是創造了一個極具五四精神的現代的“自我” 形象。
本文旨在從對於具體詩作的分析解讀入手，探討貫穿於《女神》中的現代“自我”形象。
泛神論的人學觀與“我即上帝”
《女神》之中現代的自我形象建立在泛神論的基礎之上，在中國現代詩歌史上第一次把人和自我提高到和本體與神平等的層面上。泛神論是東方最古老的思維，其認為神就是萬物的本體，“自然法則”是神的化身，同時宇宙間只有一個長住不變、絕對永恆的“本質”。同時泛神論認為“本體即神，神即自然”，否認神的創造性。
郭沫若在五四期間深受泛神論思想的影響，在他看來：“泛神即是無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現，自我也是神的表現，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現”。
在郭沫若的泛神論思想與創作中，他尤其強調了“我”的重要性，將“我”與自然等同。也可以說，郭沫若的泛神論也可以理解為“泛我論”，是一種五四時期典型的人學觀。這種源於作者的典型的泛神論思想，對《女神》中現代自我形象有重要的影響。比如《地球，我的母親！》這首詩：
我揹負著我在這樂園中逍遙。你還在那海洋裡面，奏出些音樂來，安慰我的靈魂。地球，我的母親！
我過去，現在，未來，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我要怎麼樣才能夠報答你的深恩？地球，我的母親！
在這首詩裡的自我形象把地球當做母親、草木當做同胞，宇宙中的一切均為地球的化身，這便是“本體即神，神即自然”思想的藝術體現。對地球的讚美，其實也是對自我的肯定，“我的靈魂便是你的靈魂，我要強健我的靈魂”，也就是自覺鑄造現代自我，以應對新的時代。
《在梅花樹下醉歌》中如此歌頌：“我讚美這自我表現的全宇宙的本體!”。全宇宙成為我的自我表現，我與萬物合一，你、我、古人、名勝渾然不分，我即是神。
《湘累》中，他借屈原之口自道：“我的詩便是我的一切！我效法造化精神，我自由創造，自由地表現我自己。我創造尊嚴的山嶽、宏偉的海洋，我創造日月星辰，我馳騁風雲雷雨，我萃之雖僅限於我一身，放之則可氾濫乎宇宙。”
這裡借屈原展現的詩中的自我形象是及其浪漫而理想主義的，“我”把象徵著精神世界和理想生活的詩歌視為生命的第一要義，熱切地讚頌大自然，追求自我在精神上的超脫與實現。
類似的作品也在《女神》中很多，如《天狗》、《我是個偶像崇拜者》等，將偶像徹底地破除，將“自我”的概念神化，“自我”既內在於一切，又超越一切，由此完成了對於無視自我與個體的存在價值的封建社會的徹底批判。
由於詩人把自我提高到本體和神的地位,又經過主觀精神的擴張,達到主客交融、人與自然合一的境地,而 且萬事萬物都被賦予了生命和感情,超越時空、永恆、無限,自我既內在於一切個別事物,又超越了一切個別事物。這樣就為詩人個體的心靈自由和情感馳騁提供了極為廣闊的天地。
可以說，郭沫若藉助泛神論, “展開了一 個遼闊而豐富的新的世界”,開拓了新詩寬廣的領域,加強了新詩“自我表現”和反封建的力度。
具有超凡毀壞與創造力的現代自我形象
郭沫若的“二十世紀的動的和反抗的精神”,就是“不斷的毀壞,不斷的創造,不斷的努力”的激越的五四時期的精神。這在他的詩歌中集中表現在個性與情感解放的深厚度與震撼力上。
郭沫若的詩歌在衝破束縛人的藩籬中表現出一種勃發的創造活力與對於人性的歌頌。在對人的自由、個性、權利、尊嚴的追求與嚮往中,表現出前所未有的“人的解放”的深度、強度與廣度。那種被幾千年傳統文化所壓抑而喪失殆盡的人的慾望、人的要求，在郭詩中得到了空前的大解放。
在《女神》中,大多數詩篇都充滿緊張的動盪感和強烈的情感風暴。在《立在地球上放號》中，作者情不自禁地吟誦到：“不斷的毀壞，不斷的毀滅，不斷的努力喲！”，顯示出破舊立新的志向與個性。《鳳凰涅槃》中，鳳凰“集香火自焚”體現了徹底破壞舊世界的精神，新生後的圖景是作者對於五四後中國的創造性想象。
《女神之再生》中，他借女神高唱：“我們要去創造個新鮮的太陽，不能再在這壁龕中做甚麼神像”，表現出了強烈的歷史責任感與創造新世界的自信的意識。詩中表現的是中國古代神話中煉五色石以補蒼天的女媧的再生。
她曾補天以匡正世界，為萬世開太平，成為人類景仰的女神；然而在“浩劫要再”的今天，她卻不願再在壁龕中做偶像，而是毅然決定去創造 “新的光明”、“新的溫熱”，去創造“新鮮的太陽”。
詩中的自我形象，自由地行走在文本世界裡不斷地聲稱“我要去創造些新的光明”、“我要去創造些新的溫熱”，即便是共工、顓頊、牧童等也具有自我行動的力量， 也是以第一人稱言說、張揚自我。
《匪徒頌》對於一切政治革命、社會革命、宗教革命等“匪徒們”高呼萬歲，實際上是對於歷史上具有進步意義的破壞與創造力的讚美。郭沫若的熱情奔放、“昂首天外”的氣魄,在當時無人能與他相比,他以前無古人的情感力量,衝擊著封建精神大廈,他那洪鐘大呂般的詩歌,奏出了不可遏止的撼人心魄的調,真正體現了人類情感解放在中國的實現。
在《電火光中》，詩人如此讚美貝多芬：“哦，貝多芬！ 貝多芬！你解除了我無名的愁苦！你蓬蓬的亂髮如象奔流的海濤，你高張的白領如象戴雪的山椒。你如獅的額，如虎的眼。 ”，“貝多芬喲！你可在傾聽什麼？我好象聽著你的音調了！ ”在詩中的現代自我形象熱烈地讚美以創作精神聞名的音樂家貝多芬，顯示出了熱烈的情感與自我意識。
在《天狗》中，詩人寫道：“我是一切星球的光，我是X光線的光，我是全宇宙底能量的總量！ ”借西方現代文明意象的力量，張揚自我精神。《晨安》一詩，展示了一種超越性的宇宙視野與世界胸襟。
詩人不僅向大海、白雲、山峰、曠野、晨風道一聲“晨安”，不僅向祖國、同胞、揚子江、黃河問好，不僅向 印度洋、紅海、蘇彝士運河、金字塔道一聲“晨安”，而且將視線轉向西方，向俄羅斯、愛爾蘭、比利時、大西洋畔的新大陸問好，向達芬奇、“沉思者”、華盛頓、林肯、惠特曼道一聲“晨安”，“我所畏敬的Pioneer呀！”一句表現了詩人的“畏敬”心境。
郭沫若在《女神》中以第一人稱方式表達對於當時社會的看法，以主體性姿態發抒自我意願，要去創造新的世界，自主地創造著。因而在《 天狗》、《我是個偶像崇拜者》、《立在地球邊上放號 》等詩中,都毫不遮攔地表現了偉大,表現了一 切不在話下、一切不足懼的氣魄。這 種“動”與“力”正是改造自然和社會的動力,是那個時代的進取精神。
對於故國、五四後新生的中國的無限眷戀與熱愛
郭沫若創作《女神》的時候身處異國他鄉，詩人有感於泱泱大國的戰亂四起，貧窮落後，東西方列強無不時刻想吞噬、瓜分祖國，所以從沒有放棄對祖國的熱愛和擔憂。
《鳳凰涅槃》中的“鳳凰更生歌”是祖國的新生之歌，新生的鳳凰是《女神》中的現代自我的化身，他不僅想象、描繪了新鮮、華美、和諧、自由、芬芳、美好、理想的新中國，而且為之歡唱、讚美，愛國之情自由沉鬱而激越。
詩中山右有枯薧了的梧桐，山左有消歇了的醴泉，山前有浩茫茫的大海，山後有陰莽莽的平原，山上是寒風凜冽的冰天。這部分詩描述出了一種萬物凋零，寒風凜冽的蕭索景象，象徵了風雨飄搖的黑暗苦難中國的真實寫照。
人民無法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在這個腐敗混沌的社會中東躲西藏，真是“茫茫的宇宙，冷酷如鐵！茫茫的宇宙，黑暗如漆！茫茫的宇宙，腥穢如血！”而身處這樣的境況，他們憤怒地發出自己的聲音：
啊啊！生在這個陰穢的世界當中，便是把金剛石的寶刀也會生鏽！宇宙呀，宇宙，我要努力的把你詛咒：你膿血汙穢著的屠場呀！你悲哀充塞著的囚牢呀！你群鬼叫號著的墳墓呀！你群魔跳梁著的地獄呀！你到底為什麼存在？
其實不難將鳳凰的質問與五四時期的社會狀況相連，對照來看，當時那個水深火熱的社會確實為此詩的創作提供了現實依據。正是因為社會的黑暗腐朽並且越陷越深，才讓鳳凰”絕望，從而毅然決然的走上了浴火重生之路。鳳凰自焚的壯舉，不僅體現出作者對現實的極端痛恨，同時也折射出了作者內心的希望。希望有一條烈火之路，燒燬舊物，改造祖國，給我們以新氣象，新面貌。
《晨安》中，詩中的自我形象形象熱情地向年輕的祖國、新生的同胞、揚子江、黃河、萬里長河等問候“晨安”。
《爐中煤》則是他的愛國戀歌，在《創造十年》中，郭沫若將祖國比作“年輕的女郎”，自己為“爐中煤”，為了心愛的人，他“燃到了這般模樣！”。由此可見，這個現代自我現象，自覺地將自我與祖國聯繫在一起，具有傳統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的精神。
總之，《女神》中的現代自我形象鮮明而獨特，具有極大的藝術魅力。詩中的“自我”想象豐富，天馬行空，氣勢如虹，是“自由”、“強力”的化身，表現出與傳統士大夫截然不同的現代品格，他是五四時代精神的體現者，是現代新人的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