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詩《哭宣城善釀紀叟》雲：“紀叟黃泉裡，還應釀老春。夜臺無曉日，沽酒與何人？”清人王琦解釋說：“老春”是紀叟所釀酒名，唐人為酒命名多帶“春”字。這提示我們注意到中國酒文化中一個有趣而奇特的現象：“以春名酒”。
我國的酒文化源遠流長，酒器、酒名、酒禮、酒令等構成了豐富悠久的酒文化史。酒的命名方式也五花八門，常見的是以產地、原料、水源、配方、香型以及名人典故來作酒的名字，也有的以善釀者的姓名來命名。如曹操《短歌行》中的“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杜康”便成了酒名；又如白居易《問劉十九》中的“綠蟻新醅酒”，“綠蟻”，原是指米酒中浮著的微綠色米粒，後來也成了酒名。“春酒”，又作“酎酒”，有兩種解釋：一是指春天釀造、秋冬之際醇熟的酒；另一是指去秋釀造，經冬至第二年春天醇熟的酒。《詩經·豳風·七月》中已經出現了“春酒”的名稱：“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張衡的《東京賦》中有“因休力以息勤，致歡忻於春酒”的句子，大致可以推測，漢代以後的“春酒”釀製的習慣，比較接近第一種解釋。
“春酒”後來也泛指酒，甚至“春”也成了酒的代名詞。李肇《唐國史補》卷下“敘酒名著者”雲：“酒則有郢州之富水（春），烏程之若下（春），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李肇是中唐人，可見“以春名酒”在中唐以前已經大為流行。清人郎廷極《勝飲編》中列舉唐人以“春”名酒的，就有甕頭春、竹葉春、蓬萊春、洞庭春、浮玉春、萬里春等近二十種。如同唐詩的無窮魅力一樣，唐代的“以春名酒”也充滿了詩情的浪漫和美的想象。除李白上述詩外，從《全唐詩》中再舉幾例：
但令千日醉，何惜兩三春。
———王績《嘗春酒》
堂上三秋珠履客，甕中百斛金陵春。
———李白《寄韋南陵冰，餘江上乘興訪之遇尋顏尚書笑有此贈》
惟有門人憐鈍拙，勸教沉醉洛陽春。
———李紳《七年初到洛陽寓居宣教裡時已春暮而四老俱在洛中分司》
欲就麻姑買滄海，一杯春露冷如冰。
———李商隱《謁山》
春風正飄蕩，春甕莫須傾。
———皎然《和邢端公登臺春望句》
“以春名酒”的風俗，反映在詩作中，有直接使用“春酒”一詞的，如王昌齡的《龍標野宴》：“沅溪夏晚足涼風，春酒相攜就竹絲。”又有使用春醴、春醅、春醞、春酎等詞的，如顧雲的《池陽醉歌贈匡廬處士姚巖傑》：“春酎香濃枝盞黏，一醉有時三日病。”
以“春”字代指酒的習俗歷代相沿，如蘇東坡的“愛有擾龍裔，為造英靈春”（《飲酒四首》之四）；湯顯祖《牡丹亭》第二十三出《冥判》中的唱詞“酴糜花，春醉態”，這裡的“春”是指用酴糜花釀成的酒；第三十九出《如杭》中“沉醉了九重春色”，此處的“春色”仍然說的是酒。明代高啟的著名詩句“恨無百斛金陵春，同上鳳凰臺上游”，“金陵春”則是酒名（《客舍雨中聽江卿吹簫》）；時至今日，仍有五糧春、景陽春等以春名酒的酒類。
其實，王琦為李白詩作注提到“唐人名酒多帶春字”，很可能是引自蘇東坡的記載。《仇池筆記》中說：“退之詩云‘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雲：‘酒有郢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杜子美詩云：‘聞道雲安曲米酒。’裴鉶《傳奇》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東坡志林·仇池筆記》，華東師大出版社，1983）
可見以春名酒在唐代頗為流行，沿至宋代，宋人仍然樂此不疲，似乎上等的酒常常以春為名。蘇東坡的詩文中也多次出現春名酒，除上面的英靈春外，另有“羅浮春”“萬家春”等，不勝枚舉。以北宋為背景的《水滸傳》第三十七回“及時雨會神行太保，黑旋風斗浪裡白條”中寫道：“酒保取過兩樽玉壺春酒，此是江州有名的上色好酒。”
文人的詩文中如此頻繁地出現“春酒”，相當程度上是當時文人生活習俗的寫照。春日是飲酒的好時節，與酒有著難解之緣的文人們面對大好春光，常常思緒盪漾，酒性詩情往往一併勃發。司空圖《詩品·典雅》寫道：
玉壺買春，賞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雲初晴，幽鳥相逐。眠琴綠陰，上有飛瀑。落花無言，人淡如菊。書之歲華，其曰可讀。
載酒遊春，春光悉為我得，此中妙處自不待言。高濂的《遵生八箋·起居安樂箋》亦用清新的文字描述了春季飲酒的樂趣。“溪山逸遊條”寫道：
時值春陽，柔風和景，芳樹鳴禽，邀朋郊外，踏青載酒，湖頭泛棹，問柳尋花，聽鳥鳴於茂林；看山弄水，修禊事於曲水。香堤豔賞，紫陌醉眠，杖錢沽酒，陶然浴沂，舞風菌草，坐花酣矣。行歌踏月，喜鸂鶒之睡沙，羨鷗鳧之浴浪。夕陽在山，飲興未足，春風滿座，不醉無歸。此皆春朝樂事，將謂閒學少年時乎！（《遵生八箋之七·起居安樂箋塵外避舉箋》，巴蜀書社，1985）
春日是飲酒的好時節，春郊是飲酒的好地方。另外，春日的祭祀、修禊等活動，處處離不開酒。春與酒已結下了不解之緣，似乎很少有人再會去認真地追究，是“冬釀春飲”，還是“春釀冬飲”。杜甫的《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詩云：“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王駕的《社日》詩云：“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讀了這些詩句，似乎覺得，春風也有一些酒香味了。
（作者單位：上海師大古籍所）
——本文刊於《文史知識》2001年第10期“隨筆·札記”欄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