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的崛起，到底靠的是什么？
说实话，靠的不是政策，作为一个地级市苏州没有多少过硬的政策，靠的就是自力更生，自加压力，担当作为，以及在这个精神状态基础上的“方法论”：开放和包容。
这也是深圳成功的最大秘诀之一。
上世纪90年代，苏州盛泽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一位在苏州土地上当了 15年乡镇企业“一把手”的厂长，经不起浙江人五万元的年薪诱惑，带着10多名骨干，跨过一道10来米的小河，在对岸浙江嘉兴的一家私营纺织厂安营扎寨。
结果不到半年，这个厂长就获得了20万元分红，那10多个“叛逃”的骨干每人也拿到了4万元奖金。
“一河之隔，人家的原材料，销售成本低了又低，利润高出我们几倍，而且老板可以当场付现，甚至十万百万的钞票出手也没违规违纪一说，可我们呢？厂长请客商吃一顿饭因为没有发票却弄不好被说成是贪污……别无选择，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浙江人俘虏过去了……”那位厂长无奈地说。
一条小河可以隔开两种经营制度，但却隔不断吹过来的体制变革之风。能不开放吗？
但彼时的开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又是何等艰辛。
于今在苏州高新区工作的人，环境是何等舒适，可曾想到几十年前，初到苏州高新区工作的人，都曾领到过一双雨鞋——因为当时大水灾刚过，位于苏州三元一村老房子的办公区四周皆是一片汪洋。
有时候，路，确实是要淌着水而过的。
苏州经常被叫做“人间天堂”。但苏州人比谁都清楚，“人间天堂”并非上帝给的，“天堂”同样要靠人的奋斗和辛勤的劳动。
1984年8月，昆山在县城东边的老工业区里划出了一块大约3平方公里的地。
就在这个地方，建起了后来彻底改变昆山命运的一个经济开发区，当时叫做“工业新区”。
成立之际，既没有举行盛大的仪式，更没有请任何上级领导，因为这是当时的县委书记蔡长林、县长吴克铨“擅自”做出的决定——像昆山这样的县级市，当时一是不允许成立“工业新区”和开发区一类的东西，另则，也不会有哪一级会批准他们的这种做法。
有了新区，就需要招引企业。第一个客户是日本人，想在这里建个手套厂，考察时看着眼前的一片庄稼地，日本人说：三个月这里的路修好，我就在这里投资办厂。
别说修路的过程有多复杂艰苦，主要是时间紧，但更主要的是昆山手里没钱。为了修路，县长吴克铨把当副县长时手里“留下”的300万技术改造费给全用光了。
三个月后，道路如期修好。
当年27岁的胡志明，正当着昆山皮件厂生产厂长，负责接待日本客户。在陪同客户考察时，日本人希望皮件厂做几件样品看看。“可需要用什么颜色的料子，他没有明说，他顺手从他同伴手里掐过烟头，弹了三下，烟灰落在白纸上，然后他手指用力一擦，说，就要这种颜色。”
昆山历史上的第一家外资企业“苏旺你”，就在这样的重重考验之下诞生。值得一提的是，它也是苏州和江苏的第一家外资企业。
我看过当年苏旺你在昆山开业的现场照片，很简陋，在一个工棚里，有几十个人，大多数是建筑工人。
苏旺你的老板叫三好一郎，是位小二麻痹患者，也许是生活带给他太多的辛酸和磨难，他的情感十分敏感，开业现场他哭了。
后来好几个场合他又掉了眼泪，这在企业家中间并不多见。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仅这家企业就能为昆山创汇1000多万元！
渴望发展，即使只有1%的希望，也要付出100%的努力。老一辈昆山人敢想、敢做、敢当的精神，最终把不确定、不可能变成了现实，变成了苏州三大法宝之一的“昆山之路”。
国家不让搞，我们就自己悄悄干。这是冒着多大的风险啊！
当时昆山有一个县委书记，提出为了招商，干部就应该上台跳舞。现在听起来，干部们为了工作，学跳舞有什么大错呢？但当时有人就写“人民来信”，告这个县委书记是“资产阶级作风”，“用腐朽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腐蚀广大干部和昆山人民”，结果这个非常年轻有作为的县委书记被告下了台。
天上不会掉馅饼，昆山之玉是昆山人用心血铸造而成，甚至伴随着牺牲，苏州之光是全体苏州人用勤劳、汗水，以及无比的勇气造就出来的。
现在不一样了，大苏州今非昔比，成为“中国最强地级市”了，成绩亮眼、夺目：
今天的苏州，一小时可以创造2.1亿元的GDP、4000万美元的进出口，新增49家市场主体，吸引1.5万游客，一天创造的地区生产总值相当于上世纪80年代初一年的总量；
今天的苏州港，集装箱吞吐量达628万标箱，成为世界内河第一大港；
今天的苏州企业，上市公司总数达151家，其中境内上市120家、位居全国第五，科创板上市6家、仅次于北京和上海，位居全国第三！
腰板硬了，口袋里的钱多了，人当初那股精气神会不会还保持不变呢？
有位哲人说过，任何一种创新的产物都早晚会僵化，会走向自己的反面。绝对吗？未必绝对。有道理吗？绝对有道理。
成事之要，关键在人，而人是必须要有一点精神的。苏州在新时代“开放再出发”，说到底是人的“再出发”，是人的精神状态的“再出发”。苏州，未来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