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染30萬美國民眾的疫病卻鮮為人知,只因它是一種窮人病

撰文: 黛西·埃爾南德斯

翻譯: 王曉波

我小時候聽信了一種說法:我朵拉姨媽因為在南美吃了個蘋果,差點死掉。

根據家族裡的故事,那個果子染了毒,抑或有隻蟲子爬在上面,咬了蒂亞·朵拉。

無論事情的緣由是什麼,我們家人都知道這個 :一名紐約醫生給我姨媽查出了恰加斯病。這意味著她可能會死。我們當時沒多問——英語不是我們的母語。

我爸媽在工廠上班。幾十年裡我姨媽在醫院進進出出,我們照顧著她。到我年紀“奔四”的時候,蒂亞·朵拉在一個晚上被緊急送進醫院,一週後,她過世了,享年 59歲。

我當時以為恰加斯是一種罕見病。我弄錯了。

恰加斯病是隨1909年發現它的那位巴西醫生而得名。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估計,在美國生活且身染此病的人約有 30萬 ;許多人像我姨媽一樣在南美、中美或墨西哥的貧困社區長大,很少人知道他們有恰加斯病,因為致病的克氏錐蟲是種狡猾的寄生性微生物。

把它傳播給人類的是一種獵蝽,俗稱“吻臉蟲”。處於急性發作期的患者通常可被治癒,不幸的是,及時獲得診治的感染者不到百分之一。

這種寄生蟲可以在人類體內一直活著,也許終其宿主一生而不引發任何症狀,但有百分之二三十的感染者會損傷心臟。與恰加斯病有關的心臟問題包括心律不齊、左心室動脈瘤甚至心衰。

同樣可怕的是,克氏錐蟲能穿過胎盤。


感染30萬美國民眾的疫病卻鮮為人知,只因它是一種窮人病

ILLUSTRATION: MARC BURCKHARDT

獵蝽叮咬的另一處靶點 在美國,致命的克氏錐蟲對人類的傳播其實罕有,而狗的易感性似乎更高。最近一項研究為美國政府部門用於執行嗅探炸藥或輔助搜救任務的警犬檢查恰加斯病,雖然它們未顯現任何症狀,但受檢的狗有 7%以上是感染者。“當我們檢查其心臟的時候,就看到了心臟病的跡象。”該項研究主管薩拉·哈默說。她是德州農工大學獸醫與生物醫學學院的助理教授。德州多家動物收容所內的犬隻也被查出了相近的感染率。科學家們說,狗染上恰加斯病的風險可能比人更高,因為狗有時會吃掉攜帶寄生蟲的獵蝽;儘管如此,狗傳染給人類的風險是極低的。

據估計,美國每年攜帶恰加斯病出生的嬰兒多達315個。我把他們視為“無名患兒”,因為衛生官員根本不知道他們是誰。恰加斯病對美國孕婦來說並非例行篩查的項目。

姨媽去世後過了幾年,我於 2014年旅行到哥倫比亞。在位於波哥大的安第斯大學,生物學家費利佩·古爾研究吻臉蟲傳染病已逾四十年。

我在他那裡瞭解到,這種昆蟲習性很“宅”,常待在不需要爬很遠就能取食的地方。獵物可以是人、狗、有袋類動物或浣熊——賊蟲子對叮咬的對象倒是不挑。在拉丁美洲的農村地區,它們白天住在泥房子的裂縫裡,晚上出來吸血。被叮咬處雖不痛,卻會留下一個小傷口。

克氏錐蟲隨獵蝽的糞便排出,如果蟲糞進入傷口就會把錐蟲傳入人體。

古爾說,要想根除恰加斯病,就得消滅野生動物——這顯然不可能。而且考慮到獵蝽類群之下有許多個物種,“就好像棒球比賽,你拿掉一個球員,長凳上還有好幾個後備呢。”

而錐蟲本身也是寄生界的老手了,古爾和一支國際科研團隊在秘魯、智利的沙漠裡發現,9000年曆史的木乃伊身上已經有克氏錐蟲的蹤跡了。

我小時候聽著恰加斯病的故事長大,知道一隻嚇人的蟲子就能讓人喪命,恨不得有生之年不要看見獵蝽。

但我後來還是見到了。

也許我想要直面自己的恐懼。也許我想超越那些家族故事的認知,看到真相。

我跟著古爾的科研助手出發,去看他們飼養的蟲落。天氣冷冽,但當那個研究生打開一道門、現出一個跟步入式衣帽間差不多大的斗室,我就步入了溫暖而燈光昏暗的蟲類世界。就像北卡羅來納州小樹林裡的溫柔夏夜。

房間裡有一排排架子,擺滿安置吻臉蟲的玻璃罐,它們在折成風琴狀的濾紙上爬動。

其中幾隻體色較深,腹部邊緣帶有漂亮的琥珀色和黑色花紋。有些個體比如長紅錐蝽身長約 2釐米,另一些如彎節錐蝽要長一些。

吻臉蟲飢餓的時候就想飛起來,此刻它們開始匆匆忙忙地踩著濾紙爬向覆蓋玻璃罐口的棉紗。那個研究生朝我淡淡笑了一下,說 :“它們以為我們要來餵食。”

它們吃什麼?雞血。

吻臉蟲在美國也有原生物種。德克薩斯州農工大學卡城分校的昆蟲學系前些年收集了近百隻標本。事實上德州正是美國獵蝽多樣性最高的地區,CDC在此資助創立了“德州恰加斯病特別行動組”來向公眾普及相關知識。

然而CDC估計稱得上“自產恰加斯病”的病例最多隻有 75個,這些患者才是被美國原生獵蝽感染的。既然德州獵蝽繁盛,而美國上下約有 30萬人感染錐蟲,那為什麼恰加斯病如此鮮為人知呢?

“它是一種窮人病。”心臟病專家謝巴赫·梅曼迪說。

她在加州聖費爾南多谷的團隊已為約 9000名拉美裔民眾篩查了恰加斯病。許多被感染的患者除了病情還有其他問題要擔心 :他們的移民狀態,糖尿病,突如其來的失業。

患者等到心臟撐不住的時候才來找她。由於恰加斯病不容易人際傳播,很大程度上被侷限在拉美裔社區內——這就助長了它不為人知的狀況。

經別人口頭介紹,我在華盛頓見到了來自南美的法學院畢業生珍妮特(應本人要求不披露全名)。她嫁給了一名美國公民,以前從未接受過恰加斯病篩查,但父親和姐姐都是感染者。

2015年,腹中懷著第二個兒子的她被送進急診室。她的寶寶懷了 30周後早產,並且攜帶克氏錐蟲。

感染這種寄生蟲的嬰兒往往不會顯現任何病狀,但珍妮特的早產兒體重不到 1.8公斤,心臟上已有疤痕組織。

“我得知這個病會傳給寶寶時真是心驚肉跳。”她對我說。

醫生們有辦法治療珍妮特的兒子,但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提供的新生兒疾病篩查指南中沒有納入先天性恰加斯病,即使它的估計病例數多於指南中收錄的至少 15種其他疾病。

這種現狀尤其使人嘆息的原因在於,藥品苄硝唑常常能清除患兒體內的寄生錐蟲,2017年美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批准該藥物用於兒童。聽起來確實是好消息,只是開發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苄硝唑對慢性恰加斯病恰加斯病患者可產生不良副作用。

另一種可用藥品是硝呋莫司,同樣具有這些侷限性。針對這一疾病的研究資金始終稀缺。

從以為我的姨媽吃一個毒蘋果就得了傳染病的孩提時代起,我成長了許多,但關於恰加斯病的真相——跨越國界坐落在貧困與移民等科學、社會問題的交叉點上——也變得比我兒時的任何想象都遠為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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