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要談的是中國的譯名，也就是China和一些歐洲語言裡類似的譯名。而針對這個問題，桃花石雜談覺得：China的確是一個有些問題的譯名，它最大的問題就是不準確，而且這個譯名的來源眾說紛紜，可以說在近代爭論了200年也沒有定論。所以雖然China這個名字已經在世界各國被廣泛接受，但卻著實不算是一個特別好的名稱，因此在未來某個合適的時機對其進行修正也未嘗不是一件值得做的事。
來歷不明又與汙名化相關的詞彙
桃花石雜談說China這個譯名不準確的原因很簡單，因為China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成為過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稱呼。就算是按照目前比較流行的說法，China源自周邊一些國家對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王朝秦朝的稱呼，它也只是一個朝代名稱，也就是在特定歷史時期和特定政權關聯的名稱，而不是對於這塊土地以及在這塊土地上生活的民眾的稱呼。而其實對於自己生活的這片土地，中國人其實是很早就開始將其稱為“中國”或是“華夏”了。所以即使China是秦朝的譯音，用它來代指是現代中國也是很不準確的。打個比方，把中國稱為China就好像因為英國曆史上曾經有過一個金雀花王朝，所以現在世界各國就把英國稱為金雀花王國。
用“華夏”或“中國”指代中國（原）開始的很早，例如東漢時的《說文解字》對夏字的解釋：夏，中國之人也
而且嚴格的說，China這個詞是不是秦朝的音譯也還有很大的爭議。因為現代研究發現，China這個詞最早是出現在古印度的梵文文獻中（Cīna），而且時間是公元前五世紀，也就是說是在秦朝統一中國之前200多年。有人認為當時雖然中國沒有統一，但當時的秦國仍然是離古印度比較近的中原政權之一，所以名稱是翻譯自秦國的國號。但這種說法應該說基本上是基於推測，並沒有真正過硬的令人信服的證據來證明，而且在現代這個詞的起源爭議很多。有人認為它是翻譯自“夜郎”一詞，還有人認為它是翻譯自“荊”或者“楚”，所以說它來歷不明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1924年中國書局的出版物：外人稱我國叫支那
而且在另一方面，China這個詞在起起源時並沒有任何負面含義，所以它在唐朝和清朝都曾在一些特定環境下，得到了中國人的接受，其譯名“支那”甚至在中國國內得到使用。但在後續的歷史發展進程中，China一詞，特別是其中文譯名“支那”一詞卻因為一些大家都知道的歷史原因帶有了非常鮮明的汙名化色彩。所以在二戰結束之後日本政府曾經發布專門的公文《關於迴避使用支那稱呼之事宜》，明令禁止在日本國內再使用“支那”一詞。
1914年日本印製的“滑稽時局世界地圖”，之後幾十年“支那”一詞與日本侵華形成了密切聯繫
而另一個曾經有過排華歷史的國家印尼，也在2014年3月發佈的“2014年第12號總統決定書”中正式廢除在印尼語中使用“支那”（Cina和China兩種拼寫）一詞，將中國在印尼語中的譯名正式改為中國（Tiongkok）。而其原因也非常簡單，因為“支那”一詞在印尼和排華思維與行為是密切關聯的，所以在進入21世紀後，在法律層面完全廢除了各種排華政策的印尼在官方層面也廢除這個在印尼代表著排華的中國譯名也是非常合理的。
而在這裡桃花石雜談要再強調的一點是，無論是China、Cina、Chine還是Kina，都是不同語言裡對同一稱呼的翻譯，它們之間除了拼寫的些許差異外，沒有任何區別。所以China一詞的不同寫法在近代曾被染上汙名化色彩是沒有什麼疑問的。
歷史上類似的“正名”案例
而其實在近代歷史上，因為各種原因要求別國修改自己國家的譯名或者城市譯名的情況也並不是非常罕見的現象。比如在2005年，韓國就要求在中文中將其首都Seoul的譯名從“漢城”改為“首爾”，理由是“漢城”的發音和這座城市在韓語/朝鮮語裡的發音並不相符。
朝鮮王國地圖，其中今天首爾所在位置被稱為“漢城府”（한성부）
應該說漢語裡“漢城”這個詞彙翻譯其實也是有明確而且合理的來源的。在公元1395年，朝鮮王朝將漢陽府改稱漢城府（Hanseongbu），因為當時朝鮮王朝的官方文字也是漢字，所以從那時起“漢城”就成為了這座城市正式的漢字名稱。在1946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一週年之時，二戰後從日本手中接收了漢城的美軍發佈命令將漢城的名稱改成了Seoul（서울）。這個詞彙在韓語/朝鮮語中的意思就是首都，但因為這個詞彙並沒有對應的漢語詞，所以這座城市的漢字譯名在當時仍然保持不變，所以它在中文中就繼續被稱為漢城。
而這種情況就一直持續到了2005年，韓國人自己根據Seoul的發音創造出了“首爾”這個譯名，後來在其要求下，“首爾”這個中文譯名也得到了中文地區的接受。所以這就是在一國要求下別國更改譯名最生動的一個實例，而且這還是在原譯名有理有據的前提下更改的。而除此之外，在近代歷史上，在中文裡還發生過另外一次影響更大的名稱變更，而這次變更甚至是通過列強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才實現的。
中國古代的世界觀，“夷”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方位
大家知道，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把中原周邊的一些民族稱為“夷”。其實“夷”這個稱呼最早只是代表特定方位的少數民族，也就是位於中原東方的少數民族（“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在早期的“夷”字其實是並沒有負面含義。後來隨著“華夷之辨”等觀念的出現，“夷”在漢語裡才逐漸有了一些負面含義。但這種負面含義也並不是絕對的，比如在《孟子》裡就曾說：
舜……東夷之人也……（周）文王……西夷之人也。
而在清朝前期，雍正帝也曾以此為據說過“夷”是“方域之名，自古聖賢不以為諱”。所以在近代西方人來到亞洲之後，早期中國人也曾將他們稱為“夷”。但因為“夷”的部分含義有貶義，所以這個稱呼很快就引起了歐洲人的不滿。從公元1852年開始，英國任命的第三任香港總督兼駐華公使文鹹就多次向兩廣總督柏貴提出抗議，要求中國中止將英國人稱為“夷”。而當時柏貴和其它一些中國官員都曾對此百思不得其解，不明白為什麼英國人會對這一在他們看來只是代表方位的中性稱呼如此反感。
明文規定不許再將英國人稱為“夷”的《天津條約》簽署現場
所以在之後的幾年間，中國仍然繼續使用了“夷”這個稱呼，而歐洲人則持續對此表達了不滿。而這種情況直到公元1858年才做了個了結。在這一年，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再次吃了敗仗的清朝，被迫與英法美俄四國分別簽訂了《天津條約》，而在與英國簽訂的《天津條約》中，第51款中明文規定：
嗣後各式公文，無論京外，內敘大英國官民，自不得提書夷字。
所以在此之後，在清朝的各項官方文書中，“夷”字完全被在歐洲人眼裡更加中性的“洋”字所取代。當然，這個例子是在特殊歷史時期特殊情況下發生的事例，和“漢城”改“首爾”嚴格地說性質並不一樣，但總體上這件事也可以被視為應相關國家要求更改譯名的歷史事例之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