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出生於1840年5月7日，今日正好是他誕辰180週年的紀念日。熟悉老柴的樂迷應該清楚，對於這位音樂天才的充滿戲劇性的、纏繞著羞怯、憂鬱、激動以及遲遲而來的噴薄創造力的傳奇人生，1877年是柴可夫斯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沒有之一。這一年中所發生的所有消極和積極的事件——無論是事業還是生活——都在極大程度上決定了彼得·伊里奇的整個一生，甚至由此改寫了俄羅斯音樂的歷史面貌。可以說，如此眾多的戲劇性事件集中於同一年份、同一人身上，這在古往今來的天才藝術家中也是極為少見的。如今，我們可以用幾個關鍵詞串聯起老柴的這一命運之年，來探究他的幸與不幸，並從中一窺他的極富傳奇色彩的音樂人生。
柴可夫斯基肖像
噩夢般的婚姻
1877年春，一個名叫安東尼娜·米留克娃的年輕女子與37歲的柴可夫斯基偶然相識，然後便不停地給他寫信。這位女子表示自己已經瘋狂地愛上了他，並且希望與他結婚。一直單身的柴可夫斯基並沒有認識到這個女子的精神出了問題，也不知道她正幻想著所有男子都愛上了她。不幸且不解的是，他竟然同意了這一婚事。事後他這樣解釋：他之所以做出這個不可思議的舉動，是因為他不這麼做，她就會自殺。
事實上，就在婚禮的前三天，在一封寫給女贊助人梅克夫人的私人信函中，柴可夫斯基以一種近乎懺悔的口吻，向我們透露了其中更多的隱秘：
今天看起來，似乎有一種神秘的力量把我帶到了這個姑娘的身邊。……37歲的我雖然天生具有一種討厭婚姻的傾向，突然勉強同一個我不愛的女人結合是很困難的……但我的心是善良的。我結婚，但沒有愛情。只因為環境要求我這樣做，只因為我沒有其他的出路……
的確，這樁極為不幸的婚姻背後還隱藏著柴氏一個秘不可言的自私動機，那便是他試圖用結婚來轉移人們懷疑的視線——他難以啟齒的同性戀傾向。多年來它一直是柴可夫斯基的秘密，而今它再也不是什麼秘密，而是一個得到廣泛理解和承認的事實。對於羞怯而敏感的柴氏來說，關於他同性戀傾向的流言蜚語一直讓他生活在巨大的恐懼中。同時，他的弟弟、兼他的傳記作家莫迪斯特也是一位同性戀者，兩兄弟在他們的通信中曾用隱語提到懸在他們頭上的這把恐怖的“達摩克里斯之劍”，後來這一意象出現其《F小調第四交響曲》第一樂章的引子段落。
柴可夫斯基與米留克娃
令人痛苦的是，從這個婚姻的第一天甚至是第一個小時開始，彼得·伊里奇就開始為他的輕率和不理智付出慘重的代價，他陷入了極度的不幸之中。7月18日，在新婚之夜的火車旅行時，他就認識到米留克娃與自己根本不是情投意合的一對。他想到自己恐怕要精神錯亂了——“火車開動時，我幾乎要尖叫起來”。
此後三個月中發生的故事，簡直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才能描繪的精神酷刑的焦熱地獄。安東尼娜對他丈夫的作品“連一個音符都不知道”，甚至哪裡可以買到樂譜也不知道，她從不聽音樂會，而且話題離不開瑣碎的事情，她喜歡說的是過去曾有多少男性鍾情於她，那些男人又是如何的高貴……這一切讓柴可夫斯基苦不堪言。為了躲避自己的妻子，柴可夫斯基在夜間必須跑到莫斯科街頭漫遊好幾個小時。有一天晚上，他來到莫斯科河畔的一個偏僻的角落，他跨入河水，冰冷的河水漫過了他的胸膛。彼得·伊里奇希望自己患肺炎死去，這樣就可以免去自殺帶來的羞辱，但他並沒有如願以償。只有朋友卡日津知道這件堂吉訶德式的行為，對他的妻子，他謊稱自己夜間釣魚時掉進了水裡。
最後，他逃到聖彼得堡，躲到弟弟阿納托爾的家中，在那裡他的精神完全崩潰了。阿納托爾把安東尼娜送回敖德薩她母親的家中，然後把自己衰弱不堪的哥哥帶到瑞士的一個療養所。當阿納托爾通報她丈夫患病並出走的消息時，她對此卻毫不在意，並告訴目瞪口呆的阿納托爾說有很多男人在追求他。從此之後，他和他的妻子再也沒有見面，但始終沒有離婚。後來，幼稚、缺乏教養且患有精神障礙的米留克娃在革命期間死於瘋人院。
對於彼得·伊里奇的不幸婚姻，我們應當指出，他從未試圖把責任全部推到妻子的身上，即使當她後來一再寫信敲詐他時，他雖然一度精神很激動，卻也沒有這樣做。這個瘋狂決定的婚姻鬧劇成了他一生的精神轉折。我們幾乎無法想象，如果在這場難以收拾的不幸危機中沒有娜傑日達·梅克，這個善良的天使向他伸出援助之手的話，柴可夫斯基會變成什麼樣子，或許他的結局並不會比他的妻子更好。
心愛的朋友
1876年底，這位名叫娜傑日達·梅克的善良天使從天而降，以一位陌生的女性崇拜者的委約信件的形式：
請允許我對您迅速滿足我的請求表示衷心的感謝。我不必特意告訴您我是如何喜歡您的音樂作品，因為您已經習慣了其他的讚揚，對我這樣一個在音樂領域中的無名小卒的讚譽，在您看來可能是極為可笑的。所以我只能對您說——並請求您相信我說的每一個字——聽您的音樂，連生活都會變得輕鬆和舒適。
柴可夫斯基第二天就寫了回信：“……對一個經歷過失敗和坎坷的音樂家來說，知道還有一些人像您那樣真誠地愛我的藝術，這對我是個安慰。”這僅僅是他們長達14年的書信友誼的開端。他們空前絕後的書信往來，包括1204封大多是長篇、甚至是特長篇的信件，其內容囊括了從純粹私人的直到哲學層面的問題，音樂當然始終處於核心地位，因為這個友誼產生於音樂，並在音樂中生存。整整六十年後（1937年），兩人的書信精選集《心愛的朋友》（Beloved Friend）在紐約出版，轟動一時。
《我的音樂生活：柴科夫斯基與梅克夫人通信集》
作為俄國鐵路建築史上一位著名工程師的遺孀，娜傑日達·梅克在丈夫死後繼承了一筆巨大財富，其中包括莫斯科的一處宅邸、一個巨大的農莊，還有兩條鐵路。她在莫斯科宮殿般的家中過著半隱居的生活，陪伴她的只有兩個愛好：孩子（至少有12個子女）和音樂。1877年3月，梅克夫人在一封信中記錄了前一年首次聽到柴可夫斯基音樂時那種難以言喻的銷魂感受：“我最初聽到您的音樂是《暴風雨》，它給我的感受簡直無法對您言喻，幾天來我一直處在迷濛之中難以自拔。”
我們無需過分拔高或貶低這份特殊的友誼，在他們通過書信往來相結識的那一刻，兩人就已經在各方面感到了相互的需求。對剛剛守寡的梅克夫人來說，一個新的激動人心的生活開始了；而對於彼得·伊里奇來說，這份友誼意味著他從絕望的深淵中得以解脫，他通過梅克夫人的經濟資助換來了個人自由，尤其是音樂創作方面的空前自由。
梅克夫人進入柴可夫斯基的生活世界，就像是上蒼安排的一次特別行動。沒有她的經濟支持，柴氏面對那樁愚蠢透頂的婚姻絕不會如此輕易逃脫；沒有她的道義支持，那一魯莽行動的精神後果也要嚴重的多。因此，當梅克夫人1877年10月17日寄來的信自然是他求之不得的：
……您知道，我是多麼愛您，多麼希望您能過的最好。我認為，能夠給您這種感受的並不是親屬關係和身體上的結合，而是感情和心靈的紐帶。您知道，我是多麼感激您給了我這麼多幸福的時光，我多麼需要您——就像您現在這樣——所以，我所做的一切並不是為了您，而是為了我自己。
不久，梅克夫人就決定，向他的朋友提供高達6000盧布的年度資助，來取代支付作曲委託的報酬和根據需要給予的臨時幫助。柴可夫斯基是在瑞士小鎮蒙特勒北部的克拉倫斯獲悉這一好消息的，他為了擺脫悲劇婚姻的困擾逃到了這裡。10月25日，他在給梅克夫人的回信中以一種激動的口吻表達了由衷的感激之情：“……在遇到您之前，我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像您這樣具有愛心和深情的人。不僅是您所做的事情，重要的是您如何做這件事情，都已接近奇蹟。……我要感謝您，是您使我對工作的愛以雙倍的能量回到了我身上。我將永遠永遠都不會忘記，是您幫助了我，繼續我的藝術生活……”
更重要的是，從1877年5月開始構思卻因婚姻悲劇而一度中斷創作的《第四交響曲》，隨著柴可夫斯基雙倍能量附體的華麗轉身而再次進入創作軌道，在這封感情真摯的信的結尾處，彼得·伊里奇不忘兌現半年前的承諾：“我又逐漸開始工作，最晚到十二月就將完成我們的交響曲。”
“我們的交響曲”
在1877年8月12日寫給梅克夫人的一封信中，柴可夫斯基首次使用“我們的交響曲”來指稱這首將改變其音樂生涯乃至俄羅斯音樂面貌的《F小調第四交響曲》，這部題獻給梅克夫人的重要作品也成為二者動人友情的偉大見證。同時，作為柴可夫斯基最著名的三部交響曲中的第一部，這部藝術傑作成為他個人音樂生涯的一個重大轉折，它並不是柴氏創作的那種近乎完美無缺的樂曲，卻是他那些產生了最強烈、最持久影響的作品之一，並由此開啟了他短暫而輝煌的中晚期創作生涯。
在飽受婚姻困擾的8月，柴可夫斯基至少構思了這首影響深遠的交響曲的框架：“第一樂章需要我在配器上花費不少精力。它很複雜，也很長……至於其他三個樂章則十分簡單，配器將是很有興味的。諧謔曲會有一種新的配器效果，這是我所期望的。”事實上，著名的第一樂章確實花了柴可夫斯基最多的心思和精力，在接近完成全曲的12月14日，他在給弟弟阿納托爾的信中寫道：“今天完成了第四交響曲最困難的樂章——第一樂章……我寫第四交響曲時充分意識到這部作品是出色的，是我迄今的一切作品中形式最完美的。”
柴可夫斯基第四、五、六號交響曲（穆拉文斯基指揮）
對於全世界的古典樂迷而言，第四交響曲的開頭幾個音節實在太著名了。木管樂器吹奏的引子激動人心而又云波詭譎，似乎預示著一個偉大的時刻、偉大的事件的到來。在1878年2月一封寫給梅克夫人的信中，柴可夫斯基明確指出：“引子是整部交響曲的核心，是絕對主要的思想：這是註定的命運，這是一股命運的力量，它阻礙人們奔向幸福，達到目的，它嫉妒地監視著，不讓幸福和安寧完美無缺，它就像達摩克里斯的劍一樣高懸頭頂，經常令人內心不安。”整個第一樂章充滿著各種各樣的情調，變化多端猶如生活本身一樣豐富、莫測，“既有確鑿的現實，也有轉瞬即逝的夢想”。
從音樂上講，慢板樂章是頗令人失望的。儘管它的第一主題具有優美的抒情性，但是第二主題——就像他的不少作品的毛病——卻是軟弱和囉嗦的。諧謔曲式的第三樂章是配器中的典範，它從第一個音響開始就為聽眾帶來了歡樂。這個樂章是由三種對立的管絃樂色彩構成的：絃樂（始終是撥奏）、木管樂和銅管樂。每一組樂器都獨立地演奏到結尾，最終它們才融合在一起，這種風格上的獨創性是柴可夫斯基配器上的標誌。如旋風一般的終曲樂章有著雷霆萬鈞之勢，在這場戰鬥的狂怒高潮中，插入了銅管樂器奏出的嘹亮的序奏，這是一個具有偉大戲劇效果的驚人時刻。
無論從何種意義上來說，《F小調第四交響曲》就是柴可夫斯基的“命運交響曲”。這不只是因為它的引子中所呈現的激動人心的“命運主題”，更是由於這部交響曲誕生的整個過程及其背景，它是柴可夫斯基從地獄之門重返天堂的見證。事實上，彼得·伊里奇在寫作這部交響曲時，心中確實一直迴盪著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命運），在1878年3月一封寫給他的學生謝爾蓋·塔涅耶夫的信中，他直言不諱：“其實，我的交響曲是仿效貝多芬第五交響曲的，我仿效的不是他的音樂思維，而是他的基本思想。貝多芬第五交響曲有標題嗎？您是如何想的？不僅有標題，而且它意圖表現的內容也是無可置疑的。我的交響曲也是以類似內容為基礎的。”
從形式上講，柴可夫斯基的音樂有一個根本的缺點，即他的交響曲主題沒有顯示出真正的有機成長。反之，它們幾乎是依次出現的，就像先創造出一系列的旋律思維，然後把它們裝進一排盒子裡，卻沒有把它們銜接起來。但正是他的天才，讓這一根本性的缺陷獲得了某種不可思議的補償，那就是：他對戲劇形式的非凡的感覺能力，他對動作的起伏、對懸念、對高潮具有的天生的戲劇家般的情感，他可以產生和控制自己的力量，然後把它釋放出來，並以排山倒海的啟示把前面的一切東西都一掃而光。在這方面，他是貝多芬的真正繼承人。當然，他在配器領域的精深造詣（配器大師柏遼茲的直接繼承人）、在旋律領域無人能及且永不枯竭的創造力，在芭蕾音樂領域空前絕後的卓越奠基，在融合俄羅斯風格和西歐風格的偉大開拓，在俄羅斯音樂中第一個傑出地表現了憂鬱、悲傷和深切絕望的情調……以上種種綜合成就了柴可夫斯基音樂的永恆經典屬性。
除此之外，在這個極為動盪和不安的命運之年，彼得·伊里奇還不可思議地寫出了他一生最偉大的歌劇《葉普蓋尼·奧涅金》，這部歌劇在編劇上的貧弱被柴氏天才的濃郁音樂內涵所平衡，劇中的音樂順應劇情和人物關係以及種種心情、心緒的微妙變化，或工筆刻畫，或側面烘托，處處彰顯柴氏細膩的音樂描摹功力。當然，作為芭蕾音樂大師的柴可夫斯基，也為劇中的兩場舞會寫了幾首迷人的舞曲，就更不在話下了。如今，這部作品早已享有俄羅斯歌劇的經典地位，正如當年一位評論家的準確預言：“儘管在情節上缺少生活，但柴可夫斯基的這部作品很可能因為其民族的主題和卓越的音樂而成為我們歌劇演出劇目中最受人喜愛的節目。”
是的，彰顯命運主題的1877年成就了柴可夫斯基一生的幸與不幸，地獄與天堂的輪轉，痛苦與甜蜜的交織，輝煌與陰影的纏繞，希望與絕望的並存……所有這一切都讓1877年成為柴可夫斯基一生的縮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