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磊
過去一二百年間，國內外的中國問題研究者們提出過許多全局性的“中國問題”。但國外的漢學家們時常無法避免文化和信仰差異造成的以西格中、郢書燕說現象。西方學者在研究中國時，容易受自身文化體驗和智識經驗牽引，提出諸如中國“缺少什麼”以及“何以中國未發生類似現象”這樣的問題。這類問題背後往往體現著現代與傳統、西方與東方的二元對立思維，即以代表現代工業型社會的歐美經驗來考量以傳統農業為特徵的東方社會。典型且影響巨大的如“韋伯之問”。韋伯在《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等著作中反覆提出，為何中國、印度這樣的東方社會，沒能在政治、經濟、科學乃至藝術領域走上獨立於西方之外的理性化道路？在國際範圍內看中國研究的許多重要命題，都能感受到韋伯思路的影響。例如伊懋可提出，中國何以在達到“中古經濟革命”之後，未能實現歐洲式的科學變化與組織變化？“孔飛力之問”則提出，中國為什麼沒有發展出近代國家？另一個更廣為人知的例子是“李約瑟之問”，即“現代科學為何沒有出現於中國”或曰“何以現代科學出現於西方而非中國”？不過，與韋伯一樣，“李約瑟之問”最早產生於他對自身社會的關切，即“為什麼與古代和中世紀相對的現代科學只能在西方發展起來”。
如果將“李約瑟之問”作為中國知識史的研究對象予以觀察，我們就能更好地理解這些問題產生的語境，並以更寬容的知識立場來看待它們。
首先，“李約瑟之問”並不因其提出者是英國人而構成一種異文化的偏見。李約瑟本人也曾大聲疾呼：“是現代的普遍科學！不是西方科學！”他關於中國科學發展滯後的思考成形於20世紀40年代初首度來華前後。其實，在他之前，包括梁啟超、任鴻雋、馮友蘭等就紛紛對中國科學何以不發達進行過討論，希望為國家通往富強之路廓清障礙。中國學的重大命題應該具有由地方性知識通往全球性知識的內涵。
其次，“李約瑟之問”常常被人忽視的另一半內容是，為什麼在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15世紀之間，“在把人類的自然知識應用於人的實際需要方面，中國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在《世界科學的演變——歐洲與中國的作用》一文中，李約瑟還提出，從先進與後進之間的交流過程中可以析出“超越”與“融合”兩類現象：在16世紀以前，主要是東方超越西方並滋養西方科學，其後則是西方超越東方，科學的知識逐漸與東方社會形式結合，促成新的融合。李約瑟的思路啟示我們，將中國學命題置於比較文明、全球史的框架來研究，則可以匡正單向研究視角下以西格中的思維侷限。
以世界的視角觀察中國，和以中國的視角觀察世界，不僅對研究思路甚至對提出問題的角度都有影響。加州學派的代表學者王國斌在《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及歐洲經驗的侷限》一書中提倡“互為主體”的比較研究方法，即“一方面用歐洲的經驗評價在中國發生的事情，另一方面則用中國的經驗來評價歐洲”。這些來自西方學界的聲音代表著近年來海外中國學領域新的研究趨勢，即藉由中國思考世界，但又絕不是以特殊性取代普遍性。
最後，“李約瑟之問”及其他中國學命題，隱含著世界對中國的期待。身處海外的華人知識分子往往對這種期待感受深切。在中國的發展尚不足以滿足這些期待時，他們便會產生源於責任感的焦慮。典型的例子來自印度華裔中國學家譚中提出的“海外研究中國問題何以不看中國書”。更早提出這一問題的是美國華人考古學家張光直：“為什麼在20世紀的學術研究上，中國對人文社會科學作一般性貢獻的潛力完全不能發揮？”“譚中之問”與“張光直之問”的可貴之處，不僅在於問題本身的深刻與尖銳，更在於問題背後將民族主義情感和人類文明發展統一起來的價值取向。上述問題及其反映出的價值內涵也值得國內學界對海外中國學予以再研究時反覆思量。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中國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