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輝華
聶輝華，1978年生於江西，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曾在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系從事一年博士後研究（師從201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Oliver Hart教授）。現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和博士生導師，曾任人大科研處副處長、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常務副院長。主要研究政企關係、企業理論和制度經濟學，在《中國社會科學》《經濟研究》、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等國內外頂級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幾十篇。2008年獲得“全國百篇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獎，2011年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2013年入選中組部首批“青年拔尖人才計劃”（國家“萬人計劃”），2014年入選第七批“北京市優秀青年人才”，2017年入選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青年項目。撰寫的內參多次獲得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重要批示。多次接受中央電視臺、人民日報、新華社、鳳凰衛視以及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臺（NPR）、紐約時報、英國金融時報、日本經濟新聞社等中外重要媒體的採訪。
林佳妮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碩博連讀生。
本文載於《學術月刊》2020年第6期，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林佳妮：聶老師，很多人對您的傳奇經歷非常好奇，那麼您當年是怎麼選擇了經濟學研究之路呢？
聶輝華：我1978年出生於江西省撫州市崇仁縣的一個貧困農村，在我之前全村沒人考上大學。家裡人口多，因此經常入不敷出。我小時候最深刻的記憶是食物匱乏。最痛苦的是在初中階段，經常一個星期只能吃一罐乾巴巴的豆子或者一罐很鹹的蘿蔔乾，青菜都是稀缺品。幸運的是，父母一直支持我讀書。我小學成績名列前茅，初中有點貪玩，成績中上，第一次中考時沒有考取高中，那年全班只有三個人考上高中。初三複讀，幡然醒悟，成績再次名列前茅。在20世紀90年代，初中畢業考取中專或師範學校（“中師”）的話，畢業後國家分配工作，因此成績最好的農村學生為了“鐵飯碗”會報考中專，而上大學是遙不可及的事情。令人傷心的是，就在我第二次參加中考的1994年，國家規定復讀生不能考中專，於是我的中專夢破碎了。更令人傷心的是，雖然我中考分數名列全鄉第一，但是被分配到縣二中。縣一中是省重點中學，而縣二中是普通中學，一個高三文科班只有一兩個人考上大學（當時全國高考錄取人數是80萬左右）。幸運的是，當時一中剛退休的老校長周德清被聘為二中校長，二中又有希望了。高二時我選擇了文科班，成績可謂一騎絕塵，甚至有一個學期五門功課全部第一。我1997年參加高考時，江西省實行考後估分報志願，周校長問我選什麼學校。我說選了中國人民大學，這是最好的文科大學。校長建議我選人大法律專業，我說現在法制還不完善；校長又建議我選人大新聞專業，我說很多新聞太空洞。最後校長問我選了什麼專業，我說“工業經濟”。我當時的想法是，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工業是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前景肯定不會差。在正式填報志願之前，我還選擇了提前錄取的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經過學校操場時，我碰到了校招生辦主任。他說這個學校規模比較小，於是我刪除了，這樣就只剩下一個志願了，我好像還選擇了“不服從調劑”。
1997年8月，我以全縣文科第一名的成績被中國人民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工業經濟專業錄取，這打破了過去十四年全縣文理科狀元被一中壟斷的格局。但我一直堅信：聰明+勤奮+運氣=成功。如果我考取了中專，如果沒有周校長，如果招生辦主任沒有提醒我，如果撫州市其他排名前十的“高手”也刪除了提前錄取，我肯定不會被人大錄取，那麼人生將是另一個版本。老子說得好，“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沒有誰的人生總是一帆風順的，因此，我們要在悲觀中尋找轉機，在絕望中尋找希望。
大學四年，我最自豪的事情是，除了大一那年拿了家裡的錢，從此我都依靠自己的努力去賺取學費，並且每年還給家裡寄幾千塊錢。我做過編輯，賣過教材，當過家教。烈日炎炎，風雨雷電，苦不堪言。最後悔的事情是，沒有好好學習數學和英語，部分原因是課餘時間都在打工掙錢。我後來考研和考博，分別因為數學和英語分數不高而破格錄取，出國也受影響。最受益的事情是，聽了樊綱、周國平、從維熙等很多名人的講座，開拓了視野，解放了思想。在上大學之前，我是應試教育的標準模板，相信教科書上說的每一個字。
我最後之所以走上了經濟學研究道路，是因為環境、興趣和信心三個因素。一是窮則思變，希望通過經濟學研究改變中國的貧困面貌。《經濟學家茶座》上的文章《“北京贛籍經濟學人”群體掃描》，指出很多知名經濟學者都是江西人，例如人大的吳曉求，北大的姚洋和周黎安，我想這可能跟江西比較貧窮有關。二是大學期間聽了很多經濟學的講座，看了一些經濟學的啟蒙書籍，比如茅於軾《生活中的經濟學》，對經濟學有了濃厚的興趣。三是我大二就在核心期刊《經濟學家》上發表了一篇論文《需求不足，責任不在百姓》，增強了研究經濟學的信心。
林佳妮：您早年是研究企業理論，後來研究礦難、腐敗、殭屍企業和城市問題。請您談談您的研究進路、研究風格是如何形成的？基於您在國內外頂級期刊發表的多篇論文，您有哪些研究體會和心得？
聶輝華：我讀本科時（1997-2001年），從西方引入的博弈論、企業理論和新制度經濟學在國內風靡一時，那也是研究國企改革和制度變遷的黃金時期。我因此對企業理論和制度經濟學產生了濃厚興趣。我的本科畢業論文試圖在經典的產業組織理論框架SCP範式下引入產權，構建一個SOCP框架。2001年，經任課教師引薦，我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李海艦研究員門下。社科院的研究生課程不多，於是我們2001級碩士生組織了一個“青年讀書會”，我是會長。我們每週討論論文或著作，還輾轉好幾趟車去北大聽課。一群人在一起奮鬥，會使得“優秀成為一種習慣”。2002年春季，李老師帶我去廣東南海調研陶瓷產業。那是我第一次坐飛機，也是第一次調研。接待我們的鄉鎮黨委書記說：“如果中國的企業都100%納稅，那麼一半的企業要死掉！”我當時被這句話震驚了，這成為我後來堅持實地調研的動因之一。由於破格錄取需要繳納昂貴的學費，於是我提前一年從社科院畢業了，並於2003年考入人大經濟學院楊瑞龍教授門下攻讀博士學位。我的碩士論文探討了一個純理論問題，把企業理解為“一種人力資本使用權交易的黏性組織”。企業之所以有黏性，是因為所有者掌握了具有稀缺性和專用性的資源，未必是物質資本。這個觀點與我在管理諮詢公司工作的經歷有關，可見實踐出“真知”。碩士論文的核心內容2003年刊登於國內最權威的經濟學期刊《經濟研究》，這成為我堅定地走上學術研究道路的重要動力之一。
進入博士階段，我開始系統地學習契約理論和新制度經濟學。讀博士期間，我在《經濟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經濟》和《經濟學季刊》等期刊上發表（含接受）了七篇論文，這在今天仍然是一個難以超越的發表紀錄。其中引用次數最多的是我關於交易費用經濟學和不完全契約理論的兩篇綜述文章，而影響最大的是我和李金波2006年發表於《經濟學季刊》上的文章《政企合謀與經濟發展》。我們在一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業的三層代理框架中，從地方政府和企業合謀的角度解釋了為什麼會同時出現高增長和多事故。這個“政企合謀”分析框架可以廣泛地解釋礦難、土地違法、環境汙染、偷稅漏稅和殭屍企業等現象。
博士畢業留校工作之後，我才開始自學計量經濟學。從零開始，不懂就問，邊做邊學。迄今為止，我們團隊利用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發表了十幾篇經驗文章。我們撰寫的《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的使用現狀和潛在問題》（《世界經濟》2012年第5期），成為使用工業企業數據庫的必讀文獻，在中國期刊網上引用次數超過1000次。我們關於礦難的經驗研究成果，先後發表於國際知名期刊《比較經濟學雜誌》（JCE）和國際頂級期刊《經濟研究評論》（REStat）。2016年，我們團隊發佈了第一份完整的中國殭屍企業報告，它成為研究殭屍企業的必讀文獻。我們早在中共十八大之前就關注腐敗問題，後來這個問題也成為熱點，以至於國內外很多期刊都將這方面的文章發給我評審。近年來，我開始關注權力對資源配置的影響。2018年，我們發表於《管理世界》的文章《城市級別、全要素生產率和資源錯配》，提出了一個鮮明觀點：人跟資源走，而資源跟權力走。因此，要解決城市發展不平衡和城市病，首先要疏解權力，讓城市之間公平競爭，而不是倉促放開人口流動。2019年，我們在《比較經濟學雜誌》（JCE）上發表的論文分析了權力對學術研究的影響，這篇文章被美國NBER網站放在首頁推薦。
總結起來，我的研究進路可以概括為：一個思路、兩種方法、三個原則。一個思路是指，採取前沿的契約理論方法，研究中國的政治經濟學問題。我堅信，中國的問題歸根結底都是政治經濟學問題。所謂政治經濟學問題，就是與國家、政策、權力和制度有關的問題。兩種方法是指，一方面堅持做理論研究，另一方面堅持做經驗研究，並且努力將兩者結合起來。三個原則就是林毅夫教授提出的“本土化、規範化和國際化”。
關於做一流研究的心得，我最推崇張五常提出的五個條件：（1）沒有立場，分析問題時主要考慮社會福利最大化，避免“屁股決定腦袋”；（2）沒有偏見，以開放的心態接納各種可能正確的觀點；（3）邏輯嚴密，分析問題環環相扣，沒有漏洞；（4）觀察敏銳，善於從新的角度發現問題；（5）品位獨特，敢釣學術上的“大魚”，不是為了發表而寫作。除此之外，我沒有廢話可說。
林佳妮：大家總說中國是經濟學研究的寶庫，但從來沒人教坐擁寶庫如何識寶挖寶。您作為“土鱉”學者的傑出代表，能不能以您提出的“政企合謀”分析框架為例，談談如何從日常生活經驗上升到研究問題，並且在國際一流期刊發表？
聶輝華：一些優秀的海外華人經濟學家在中國問題研究方面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例如錢穎一、許成鋼和宋錚教授。他們的成功經驗更值得關注。當然，作為一個在中國取得博士學位的“土鱉”，我的經驗也許對國內學者更有可複製性。學術研究就好比雕琢玉器。要雕琢出一件上好的玉器，至少需要四個環節。（1）你需要找到珍貴的礦石（原石）；（2）根據礦石的形狀和紋路使用切割機分割；（3）用工具雕琢出玉器（例如佛像或玉鐲）；（4）找權威專家或機構進行評級；（5）上市賣出好價錢。中國歷史悠久，地區差異很大，又處於快速的經濟發展和制度變遷之中，因此，中國大地為經濟學研究提供了很多天然的好素材，例如官員晉升、地區競爭、勞動力流動問題。這些素材就相當於礦石，但只有行家才能在礦石切割之前判斷其價值（因此玉石行業有“賭石”業務），否則就浪費了珍貴素材或者大材小用了。因此林毅夫教授說，中國學者有時是坐在金礦上挖煤。發掘出有價值的素材之後，就需要利用各種分析工具（例如博弈論和微觀計量經濟學）寫出文章初稿。然後，在各種研討會上報告論文，聽取同行專家意見，並反覆修改。最後，將修改稿投給學術期刊並進一步修改和發表。對中國本土學者來說，第一步（找到有價值的現象或數據）不太難，第三步（掌握前沿的分析工具）比較容易，最難的是第二步（挖掘出素材的價值）和第四步（獲得高水平專家認可）。
以我提出的政企合謀框架為例。2005年，我看了一部王寶強主演的電影《盲井》，它講述了罪犯在礦井裡將一些農民工陷害，然後與礦主進行合謀的故事。礦難是一個非常小眾的話題，但是我從中悟出了“帶血的GDP”這個政治經濟學故事。於是，我和李金波借鑑契約理論的合謀模型撰寫了論文《政企合謀與經濟發展》，從一個獨特的角度解釋了中國經濟高增長和多事故並存的現象。文章發表之後，雖然很多人認可政企合謀框架，但無人引用，因為很難用數據檢驗合謀行為。於是，我指導自己的本科生蔣敏傑，收集了1995-2005年中國省級礦難數據，以“主管安全生產的副省長是否本地人”作為合謀的主要代理變量，發現政企合謀會導致更多礦難。這篇中文文章後來啟發了一些同行將政企合謀框架拓展到土地違法、環境汙染和偷稅漏稅等領域。在這篇文章發表之前，我到了哈佛大學做博士後，認識了從斯德哥爾摩大學到哈佛交流的博士生賈瑞雪。我向她介紹了這篇文章的主要內容，她認為素材很好，但是缺乏一個好的分析框架，也沒有解決內生性問題。於是，我們從幾個方面撰寫了一篇英文論文。首先，從集權—分權的角度來解釋合謀，併為此構建一個數學模型。這就相當於為礦石找到了恰當的切割路線，因為集權—分權問題是組織的核心問題。這是文章發生質變的關鍵。其次，利用三重差分方法（DDD）解決內生性問題，相當於找到了更合適的切割工具。再次，增加了媒體和煤礦企業的數據，相當於挖掘了更多的礦石。最後，合作者利用參加學術會議和國際交流的機會，聽取了很多專家的建議。這篇文章歷經坎坷，先後被《美國經濟評論》（AER）、《美國政治科學評論》（APSR）等六個頂級經濟學和政治學期刊拒絕，最後才被《經濟研究評論》（REStat）接受。從初稿到最終刊印，耗時6年8個月，但這樣的等待是值得的。
最後，我總結一下，中國學者要在國際一流期刊發表中國問題的研究成果，首先要掌握有價值的數據，然後找高手合作，提升文章的理論價值並獲得國際同行認可。
林佳妮：伴隨計量經濟學的普及，國內大部分經濟學者都在做經驗研究，極少數學者做理論研究。您早年是專門從事理論研究的，後來又做了經驗研究。那麼，您是如何看待理論研究和經驗研究的關係呢？
聶輝華：通常認為，理論研究是提供理論框架的，而經驗研究的主要任務是檢驗已有理論，以及挑戰已有理論從而推動理論發展。因此，諾貝爾經濟學獎一般只頒發給理論經濟學家，當然也包括計量理論學者。從比例上看，歐美只有5%左右的學者從事理論研究，但他們處於學術金字塔的頂端，為全世界學者提供理論框架和檢驗對象。國內絕大部分經濟學者主要做經驗研究，只有極少數學者做理論研究。相對而言，後者比較“孤立”。與歐美相比，我覺得中國的經驗研究學者和理論研究學者都需要繼續努力。一方面，大部分經驗研究都停留在利用中國數據檢驗西方理論的初級階段。刻薄地說，有些經驗研究只能稱為“迴歸分析”，就是找一個大樣本數據，跑一百次迴歸，然後找出十個顯著的結果，最後編一個“性感的”故事。周黎安教授戲稱這些人是“三星拜物教”，就是看到顯著結果就很興奮。這樣的文章根本不考慮研究的制度背景、迴歸結果背後的邏輯以及對理論本身的價值。由於很多數據並不公開，同行專家對現實問題也缺乏瞭解，因此很多看上去嚴謹的文章可能是錯誤的或者是“精緻的平庸”。另一方面，國內的理論研究學者原創性不足，尤其是概念化的能力欠缺。主要原因是，學者們缺乏對制度背景的深刻理解、對邏輯關係的高度提煉，以及提供的理論模型難以被經驗研究支持。這跟一些理論研究者數學水平不夠高和不懂計量經濟學有關。
我自己剛出道時，試圖鑽研純理論，後來發現國內沒有這樣的環境，於是很快轉向應用研究與經驗研究並行。相對而言，理論研究進入門檻更高、發表更慢。因此，我主張博士生不管是否做理論研究，都要先掌握一些基礎理論。最好是先做理論研究，再做經驗研究，而不能反過來。在熟悉中國製度背景之後，理論研究可以先從應用理論開始，即藉助西方經濟學的頂層框架（比如博弈論和契約理論），通過改變約束條件和研究場景，證明新的命題（而不是發明定理）。錢穎一教授等人關於中國地區競爭的系列論文是應用研究的典範，而科爾奈教授及其追隨者關於軟預算約束的研究，就是從應用理論上升到純理論的典範。考慮到理論研究更加依賴於大師的指導，而且出成果較慢，因此我們應該對理論研究加大支持，同時鼓勵理論研究和經驗研究學者開展合作。
林佳妮：您曾在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系從事博士後研究，師從201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Oliver Hart 教授。這一海外學習經歷給了您怎樣的收穫？您如何看待國際交流對學術研究的意義？
聶輝華 ：經濟學本身是西方舶來品，經濟學研究水平又與經濟發展水平高度正相關。因此，歐美髮達國家在現代經濟學研究方面處於領先地位。因此，要做出一流的經濟學研究，出國攻讀經濟學博士無疑是最優路徑。但每個人都是在約束條件下做出選擇，有很多學生無法出國，此時通過“聯合培養”方式去歐美一流大學進修就是一種次優選擇。我對自己的博士生說，要做好研究，就一定要出國。實在不行，還可以想辦法與海外一流學者合作研究。我有一個同事，派自己的博士生到海外一流大學交流，然後雙方導師帶著博士生合作寫了一篇論文，發表於世界頂級期刊。我甚至認為，國際交流或國際發表是國內經濟學者最主要的短板。
受國家留學基金委資助，我2009-2010學年在美國哈佛大學經濟系從事一年博士後研究，指導教授是哈特（Oliver Hart）等。其實在讀博士期間，我曾多次通過email向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和哈特學界權威請教問題，受益匪淺。哈特教授經過考察之後，同意接收我。在此之前，我從未出國，英語也不好，於是我向一個海外教授請教：我應該做哪些準備？對方說，你不必準備，因為對方根本沒時間管你。他的意思是，很多訪問學者或博士後在海外沒有壓力、進取心不足，於是海外教授就當“扶貧”了。沒想到，我和哈特教授首次見面，他就告訴我，我要在他主持的seminar（小型研討會）上報告一次論文。我當時嚇壞了，直到第二年做完報告前就再也沒有睡過一個安穩覺，但是碰到這樣認真的教授，我真是太幸運了！為了彌補研究視野和方法上的不足，我幾乎所有時間都在聽課、參加研討會、閱讀和寫作論文，只是在回國前夕自費參加了一次匆忙的跨州旅行。在哈佛的一年，我收穫很多，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第一，開闊了視野。哈佛所在的劍橋市是世界學術中心，還有MIT和NBER等頂級研究機構。這一年我聽了很多高水平的講座，瞭解到不少前沿的研究領域，比如，十年前我就在哈佛的講座上注意到關於運氣和不確定性的研究，現在這已經成為一個熱門領域。跟蹤世界前沿更容易做出一流研究，而這是在國內難以企及的。第二，培養了品位。學術研究最難傳授的是品位，只能自己去體悟。國內頂級期刊論文和國外一流期刊論文的最主要差別，不是題材，更不是技術，而是研究者的品位。我很慶幸，到哈佛之後多次和一流學者交流，現在能判斷出什麼是有價值的研究。第三，提高了寫作。過去我總認為，經濟模型要比較複雜才好。但是哈特和我討論學術問題時，一再要求簡單、清楚、嚴謹，連講故事都不能隨便講。他認為，好的學術研究就是做兩件事：ask good questions（提出好問題），answer them clearly（清楚地回答問題）。我現在寫中文論文，都會特別注意通俗易懂，並且前後邏輯連貫，絕不亂用連詞。第四，認識了高手。哈佛高手如雲，除了一些教授，我還結識了一些優秀的華人學者，其中一些人後來成了我的合作者。我從他們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第五，提升了英語。出國前，我一句完整的英語都聽不懂，畢竟好多年沒學英語了。回國後，我就給本院的外國留學生用英語講授專業課“產業組織理論及其在中國的應用”。
林佳妮：有人說“讀博毀一生，科研窮三代”，您作為一個窮人出身的青年經濟學家，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聶輝華 ：你提了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但也是很多青年學生或青年學者非常關心的敏感問題，因此，我想利用《學術月刊》提供的這個寶貴機會來談談這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經濟學，可以說“求解約束條件下的最優化問題”。我們每個人做決策都要考慮自己的約束條件。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傑克遜（Matthew Jackson）2019年出版了一本暢銷書《Human Network》（《人類網絡》），它的副標題是“你的社會地位如何決定了你的權力、信念和行為”。顯然，相對於富人，窮人在資金、信息、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等各方面都面臨更嚴重的約束條件，因此說實話幹什麼都不容易。因此，正確的問題是，如果窮人不做研究，做別的事情會更容易嗎？我的回答是，恐怕不會。比如，拿前幾年流行的創業來說，窮人最缺的就是資本，因此相對於讀博士和做研究，窮人在創業方面更加沒有成功的機會。對於一個窮人來說，如果不考慮興趣和比較優勢，要選擇一個相對容易的行業，就要看一下整個社會的代際職業流動性。具體做法是，我們隨機地從人群中抽出10個人，看他們的職業是什麼，然後再看他們子女的職業是什麼，最後看一下兩者的相關性。如果相關性很高，就是代際流動性很低，通俗地說就是“拼爹”的概率比較高，那麼這樣的行業就恐怕不太適合窮人。按理說，這樣的研究非常重要，但遺憾的是我還沒有看到這方面的研究結果。如果憑直覺，我會覺得有幾個職業的代際流動性是非常低的，一個是公務員，一個是商人，一個是藝術家。但學術研究這個職業的代際流動性還是相對較高的。
相對於其他行業，經濟學界有三個特點。第一，進入門檻與財富或出身無關。雖然進大學或科研機構做研究一般都需要博士畢業，但目前博士畢業與財富的關係不是很大。如果一個窮人成績好，從大學本科到博士階段，都有獎學金，至少不必因為貧困輟學。第二，遊戲規則比較透明。判斷一個人的才能主要是看他在國內外一流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數量，當然課題、獎勵也很重要。第三，“租金”比較少。我從來沒聽說一個人靠做經濟學研究發大財的。這三個條件加在一起，就決定了這個行業比較公平，對窮人來說依然有機會。在優秀的青年經濟學者中，我很少聽說他們的父母是經濟學者。一個典型案例是，我的博士師兄周業安、博士師弟桂林和尹振東，都是農村出身。因此，如果一個窮人對經濟學感興趣，有學術研究方面的比較優勢，我覺得做經濟學研究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從畢業後的收入來看，相對於我的碩士同學，我的收入是偏低的，但仍然屬於全社會的中高收入群體。
林佳妮：您參與創辦了人大國發院這一國家高端智庫，並且您撰寫的內參曾多次獲得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批示。請問您如何看待政策研究與學術研究的關係?如何平衡行政工作與學術研究的關係？
聶輝華 ：2013年5月，我有幸參與創辦人大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並在之後的六年裡主管核心業務。在那六年中，我撰寫的內參得到了十幾次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批示。從智庫的角度講，這是很不錯的成績。人大國發院在中央評估中名列高校智庫第一名。擔任智庫的領導工作，給我帶來了幾方面的收益：一是對體制更瞭解，尤其是政策制定過程；二是現實問題意識更強，知道什麼是全局性問題和一般性問題；三是有更多機會調研政府和企業。這些因素都有利於學術研究。事實上，如果找到合適的路徑，那麼政策研究和學術研究是可以相互促進的。以我研究的腐敗問題為例。通過分析大樣本的腐敗數據，我們撰寫了高水平的學術論文；將學術論文的核心觀點通過內參形式上報，我獲得了中央領導的批示；我們還發布了基於大樣本腐敗官員的政策報告，引起了較大的社會反響；此外，我還多次在報紙上撰寫時評或者接受採訪。我們團隊對殭屍企業的研究，也採用了這種“一條龍”產品拓展思路，效果很好。當然，凡事既有收益，必有成本。多數情況下，給定時間約束，行政工作和學術研究就像是蹺蹺板的兩頭，一頭壓下去，另一頭翹起來。這種時間上的衝突是很難平衡的。跟2013年之前相比，過去的六年裡，我發表的學術論文有所減少。學者的天職是做好研究。我還年輕，還能繼續鑽研，因此，我在2019年6月份辭去了所有行政職務（人大國發院常務副院長和科研處副處長），專心學術研究，希望不負眾望。
林佳妮：您非常強調“直面真實世界”，經常參與地方政府和企業的調研，您在這方面有什麼心得？作為一個並非一味躲在書齋裡的學者，您又是如何克服現實帶來的無力感的？
聶輝華 ：我認為，在中國做學術研究，不管是理論研究還是經驗研究，都必須參加適當的調研。這是因為：第一，我們熟知的經濟學理論大部分是源於西方政治經濟體制的產物，很多具體命題不一定適合中國，因此不能實行“拿來主義”，而必須瞭解現實才能對接理論；第二，中國是一個“低文本”社會，很多政策、數據不公開，必須去政府部門或企業調研才能獲得一些政策細節或數據；第三，中國的學術界和知識服務業缺乏明確的分工，沒有人去專門整理一些學術研究必須的政策或數據，這時只能靠調研去獲取一手資料，以免被數據誤導。當然，其實大部分學院派學者都沒有條件去經常調研。我的建議是，首先要了解自己研究問題所對應的部委，知道相關的制度背景和政策，這能為學術研究提供一個比較堅實的現實基礎。其次，要儘可能聯繫一些本領域的企業，知道政策的落地情況和微觀機理。再次，可以適當參與一些有相關部委或者企業參與的政策研討會，或者參與一些政府課題，藉機認識一些官員和企業主。最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朋友圈，朋友圈中總有一些官員或企業主，這也是瞭解現實的有利途徑。說實話，我現在只要寫到涉及政府的文章，一定會讓政府的朋友幫忙把把關，防止犯一些低級錯誤。有些學者有機會到政府部門掛職鍛鍊，我覺得這也是一個不錯的辦法。但是我們作為學者要防止一種傾向：研究什麼喜歡什麼，熟悉什麼偏向什麼。當然，一般來說，經常調研的學者，在觀點上不容易走極端，因為他知道現實很複雜，理論很蒼白。但我們千萬不能陷入到事實中去。張五常說過，現象不能解釋現象，只有理論才能解釋現象。另外，很多人迷戀大數據，認為數據不會撒謊。但是，第一，數據本身可能是有問題的，比如代表性不足、指標錯誤；第二，數據本身不會說話，它像經典統計學一樣，只能顯示相關關係，而不能判斷因果關係，後者需要藉助經濟學理論才能做到。
最後，我想說，雖然理論相對於現實有時很蒼白，甚至很無力，但是我們還是要有一種信念。這種信念就是，知識不僅有助於我們認識世界，而且有助於我們改變世界。但改變世界是需要時間的，我們不僅需要信念，甚至需要一種信仰。我在甘肅省張掖市參觀過著名的馬蹄寺，它是在懸崖峭壁上深鑿出來的石窟群。其中最有名的是“三十三天”，一共有五層，最狹隘的地方僅容一人側身爬過。我估計這樣的石窟群要花幾十年時間建造，除了宗教般的信仰，還有哪種力量能做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