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有時很奇妙，看似充滿了各種巧合，但在種種偶然的背後，卻又存在著必然。
武昌起義一聲槍響，開啟了浩浩蕩蕩的辛亥革命，革命黨們華麗地登上了中國歷史的舞臺。追溯這場革命源頭的時候，我們不難發現，最初的革命者們，其實都具有這麼一個相同的身份背景。
他們基本都是中國留日生。
晚清末年，中國掀起了出國留學的高潮，相比較遙遠的歐美，與中國一衣帶水，卻在甲午戰爭中後來居上的日本，成為了當時留學生們的首選。
尤其是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後，留日潮更加洶湧澎湃。中華之衰亡已經迫在眉睫，尋找一條真正能強國富民而不受列強欺負的道路，成為了當時國人的時代主題。
相比較留學歐美，中國人留學日本晚了數十年，但在人數上，且超過了留學歐美各國人數的總和，中國人日本留學可以說是在哪個時代是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留學出洋活動。
那為什麼中國學子們都選擇日本留學呢？
用梁啟超的話來說，是因為“中、東（東瀛）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
戊戌變法效仿的就是日本，雖然慘遭失敗，但當時的國人們認識到的是清政府的無可救藥，既然單純效仿不行，那就要去學習，學習世界上最先進“洋才”，如日中天的日本比鄰而居，何必捨近求遠？
同時，在當時支持中國革新的國家中，日本也是最為突出的。
同盟會是孫中山在日本期間結識了宮崎寅藏、犬養毅等人，並聯合了中國留日聖德精神領袖黃興才宣告成立的。
日本政府雖然也配合清政府圍剿“革命黨”，搞過“取締令”，但以犬養毅等為代表的護憲派，對孫中山在日的同盟會，還是採取了縱容的態度。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留日中國學生成為了“辛亥革命”的火種。
那麼，這些留學生在日本學到了啥？
從“斷指將軍”黃興到鑑湖女俠秋瑾，這些革命先輩無一不受到了日本的影響，特別是武士道精神。
他們骨子裡流淌著的“鐵血”，汲取的就是日本的尚武精神，立志以武力推翻專制的封建清王朝。
也是他們把當時剛剛萌芽的革命理念，從“秀才造反”的水平提高了一個層次。換一個角度而言，清政府之所以垮臺，中國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確是這些留日的中國學生們“學以致用”的原因。
他們把日本明治維新的種子散播到中國，而作為革命團體骨幹，其行事作風有深受日本的影響。在這種影響之下，中國的革命團體才得以形成。
孫中山很早就在檀香山創立了興中會，但興中會實質上沒有什麼具體手段，還停留在“秀才造反”的輿論宣傳層次，直到他來到日本，和日本留學生們一起創建了全國性的資產階級革命黨同盟會，中國革命這才形成了真正的“氣候”。
說起“秀才造反”，那就不得不提中國秀才們的特點。
戊戌變法是效仿日本卻不及時代，因為變法主流人群，理論囫圇吞棗，卻又偏偏喜歡打嘴炮而不講實幹，戊戌新黨們毫無政治經驗，生搬硬套日本變法制度的產物，最後狗急跳牆又天真地靠“三寸不爛之舌”說動袁世凱等發動政變。
這樣的知識分子，雖然具有國家意識，也多滿腹經綸，但他們卻只有頭腦，卻沒有手腳，比較日本精英，他們在戊戌變法中失敗很大的因素就是動手的能力。
明治維新的成功、戊戌變法的失敗，這一正一反的兩個結果，給當時 中國留日生的啟示，概括起來便是“君子動口亦動手”。
革命不能只停留在政治宣傳上，更應該把主要精力放在發動起義，武裝奪權上。
從1905年同盟會成立開始，革命黨們發起了一次次的武裝起義，他們在失敗中不斷前進，最終在1911年10月10日，於偶然中爆發的武昌起義，徹底點燃了辛亥革命的烈火，焚燬了清王朝這座腐朽不堪的大廈。
倘若沒有留日生們給中國革命注入“鐵血”，那麼中國革命的前路依然會停留在摸索的階段，正是留日生們敢於犧牲奉獻的精神，發起一次次置生死於度外的武裝起義，才有了武昌大勝，辛亥之功。
當然留日生們除了走上武裝起義的道路，還有相當一部分走上了教育興國的道路。
在辛亥革命的前十年，中國公派和自費留日生合計4萬人左右，他們中的許多人回國後，或興辦學校，或擔任各類學校的教師，向學生們傳播文化知識、科學技術的同時，還宣傳民主革命思想。
他們融革命宣傳於授課之中，寓革命精神於課程之內，使學生耳濡目染，潛移默化，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比如安徽旅湘公學，就是留日生創辦的，其教師比如陳獨秀、柏文蔚、陶成章、蘇曼殊要麼是留日生，要麼就是同盟會、光復會的會員。該校後來加入同盟會的就有80多人，而校址所在地蕪湖則成了當時安徽革命的策源地。
可以這樣說，中國留日生在建立同盟會、發動辛亥革命的過程中，發揮 了骨幹作用，作出了重大貢獻。
孫中山後來在回顧革命時，曾深刻體會地說：“本黨從前在日本組織同盟會，所得的會員不過一萬多學生，他們回國之後，到各省去宣傳，所以辛亥武昌起義，登高一呼，全國響應，不到半年，就收到全國統一的大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