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聽餘秋雨《文化的精神信仰（三）》
文/餘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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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不喜歡評論文人的，因為我對文人關注不多，因此我並不知道中國現下有哪些優秀的文人。文人的概念很難定義，按時下“文人”自我的觀點，“作家”就是一位文人了。現在，很多地級市甚至縣、區都有作家協會，所謂的“作家”，就是縣級、市級、省級、國家級作協會員。作協，作為一個半官方的民間組織，其管理也不如人意。例如湖北省作家協會，副作協主席內鬥、原省作協主席方方的“方方日記”事件，讓我們知道作協並非一片淨土。也有自認為是真正文人的主動退出作協的舉動，令人懷疑其懷有某種目的。另一方面，中國是一個盛產詩歌的國度，無論是古體詩或現代詩，稍有文化的茂才都可以胡謅幾句，這些自我標榜的“詩人”就自謂文人了。
但其實也是好事。幾十年前，我們把這些類似今日敢於標榜為“詩人”“作家”“文人”的還稱為“文藝青年”。那是什麼年代？那是八十年代初期。八十年代，可以稱為中國的文藝復興初期，緣於改革開放。經濟上的改革開放，同時也帶來了文化上的改革開放，同時逐漸普及了大學教育。雖然，中國官方普及的是九年義務教育，也就是小學到初中，但中國民眾自我逐漸普及了子女的大學教育，這真是一個國家的悲哀，同時也使教育成為一種沉重的家庭負擔。按古人的說法，九年教育已經可以稱為茂才，那麼，經過十六年教育的大學生還不敢自稱為“文人”麼？況且那些會寫詩的的“詩人”和會寫散文、小說的“作家”？
剛加入省作協那會兒，我還不敢自稱作家，十餘年後，我竟也敢於自稱“文人”了。但我始終不知道如何定義“文人”，或許文人可以視為“有文化的人”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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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精神信仰”，當然不能解讀為文化人的精神信仰。文化是包含所有人的，即使你是一位目不識丁的農民，你也被囊括在中國文化之內，你也被中國文化影響著。中國文化是一個大的概念，或許並沒有一個人能解釋得清楚，在沒有文字前，就已經產生文化了。河南賈湖遺址出土的八千年前的骨笛，你能說它不是一種文化？
文字只是文化的載體，建築也是，音樂、繪畫、舞蹈都是。文化是心靈的某種反映，信仰產生文化。文化就是我們的精神追求，某種普世的或需要普世的觀念，可簡稱為“道德”。但是在文化有了載體之後，文化與道德彷彿又脫離了，如同我們的身體與靈魂。哲學因此被分為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
如此分析，“文化的精神信仰”本身就是一個概念累贅的命題，或可簡稱為“（中國人的）精神信仰”，或可簡稱為“文化的信仰”。所謂“精神”，其實也是一個虛妄之詞，它來源於靈魂，支撐著軀體，或等同於一個人的文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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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網絡這種片斷化的閱讀，使載體文化顯得有些支離破碎。例如，我是沒有讀過餘秋雨的《文化的精神信仰》之一及之二的，僅聽讀到其三，而且，這已是餘秋雨2012年的演講稿了。
原因是我們雖然關心文化，但並不是每個人都能系統地研究文化，哪怕是對於別人系統的研究也不能夠系統地學習。然而通過網絡，我們會認識許多形形色色的“文人”，且大多是偽文人，是向網絡平臺要流量的“財子”。甄別這些“文人”，並不是一般年輕人所能夠做到的，即使是讀過十六年書且自認為“文人”的人。
餘秋雨，我並沒有讀過他的任何作品集，只是在網絡上聽過他的幾次演講，與網絡上或書籍上讀過無數文人的作品對比，確信他是一位大文人或一流學者。另一位是臺灣的蔣勳，餘秋雨也在《文化的精神信仰（三）》中提到過他的名字。如果一定要給文人分等級的話，或許易中天、王力群只能算二流文人吧。然而，充斥網絡的卻多是三流、四流“文人”，我竟不知哪一流算是末流了——難道是那些標籤上自稱為詩人或作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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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餘秋雨的《文化的精神信仰（三）》中，主題還是講佛教，認為佛教是一種文化的精神信仰，彌補了中國的儒學、道學及諸子百家學說之不足。餘秋雨認為，佛教及雕刻的傳入，讓中國文化融合了世界文化，融合了印度乃至希臘、羅馬、波斯等各種世界先進文化。餘秋雨特別提到了一個人，就是北魏孝文帝拓拔宏，認為他挽救了中國文化，不致於被野蠻滅絕。並且，餘秋雨認為，文化的融合造就了大唐盛世。
餘秋雨特別強調的就是精神信仰，認為精神信仰不同於愛國精神，舉例說宋朝具有精神信仰的只有蘇軾一人，原因是他愛好佛學。其次，明清具有精神信仰或可稱得上大家的只有王陽明、曹雪芹二人。明清之所以缺乏精神信仰，按餘秋雨的說法，就是文化專制。
因為我沒有系統地研究中國文化，因此我無法堅信或反對餘秋雨的觀點，特別是佛教文化對於中國文化的重要性，以及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學說的歷史侷限性。餘秋雨認為，中國傳統文化過於柔性，但佛教文化豈不更加柔性？
我只對餘秋雨在演講結束時強調的最後兩點感興趣，就是中國文化的精神信仰的兩個障礙：一是中國人的成功觀，一是把謀略當作文化。這兩點我早有同感。關於對“成功”的錯誤認知，歷代都被人反駁過了，仍然無法阻止現代人“一切向錢看”，這是由於人的劣根性決定的，是肉體與靈魂的一種矛盾。關於謀略，《厚黑學》已揭露過了，但是李宗吾更多的是揭露人性的醜陋，如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我在很早以前，已經批判過《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形象了，認為《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是中國最可恨的人，其次是孫武及《孫子兵法》。我贊成陽謀，不贊成陰謀。陰謀是不可以持久的，蜀國最終為魏國所滅。春秋時魯齊之戰，魯雖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陰謀就如同賭博，最終勝利的仍是莊家，或錢多的一方。
記得在許多文章中，都看到外國人評論中國人沒有宗教信仰，但又認為“中國人的宗教信仰”是儒學，是“儒教”。對此，德國漢學家漢斯的解釋是中國人的信仰不是宗教，而是文化，以詩歌為主。
或許，餘秋雨所謂的精神信仰，即包含了宗教信仰，而“文化的精神信仰”，其義是文化信仰包括宗教信仰。如此，又怎麼可以認為是北魏孝文帝挽救了中華文化？記得曾在教科書上學過法國作家的《最後一課》，普法戰爭的失敗，也從來沒有滅掉法國文化。餘秋雨也說，世界上只存在過三次世界性的文化中心，一是唐朝的長安，二是十九世紀的巴黎，三是現在的紐約——但並不被歐洲人承認。
種群之不滅，其文化即可不滅，猶太人如是，雖然已沒有人會說希伯來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