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獨善其身的全球化時代,集合影響力能給我們帶來什麼?

無法獨善其身的全球化時代,集合影響力能給我們帶來什麼?

時間來到4月,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不斷升級。大洋彼岸的美國已成為新的“震中”,截至北京時間20日,全球確診病例已超過240萬。為防止疫情進一步擴散,各國都漸次採取“封城”“封國”措施,由此引發的糧食問題、社會問題、經濟問題將在未來幾個月甚至更久持續放大,這已成為一個龐大、複雜的社會學、經濟學問題。單靠一國、一政府或一組織之力,都不可能戰勝它。

最新一期《斯坦福社會創新評論》收錄的《自我認知與集合影響力》(作者:井上英之 譯者:李妍焱)一文中,作者就在整理社會創新理論來龍去脈的基礎上,探討集合影響力這一新途徑的實踐方法如何使企業、非營利組織以及公共部門等一起設定共同目標,攜手解決複雜社會問題。特此摘錄,以饗讀者,引諸君反思。

團結就是力量:集合影響力帶來的社會創新可讓多方獲益

無法獨善其身的全球化時代,集合影響力能給我們帶來什麼?

《大問題》雜誌封面

《大問題》雜誌起源於英國,是一個以支援無家可歸者為目標的“商業活動”。雜誌售價的一半以上都會成為銷售員的收入。銷售《大問題》是這些無家可歸者走向自立的第一步。

“大問題”商業模式的另一個特點是建立起了無家可歸者與社會之間的連接。這些和職場、家人切斷了聯繫的無家可歸者,通過這份工作開始重新找回尊嚴和與社會的關聯。《大問題》雜誌的街頭銷售員中還有人被每天路過的企業老闆相中,找到工作的成功例子。然而,社會遠非如此單純。這位前銷售員在新公司裡還是沒能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幹了沒多久就辭去了工作。因為他覺得還是回到街頭,一個人更輕鬆自在。

如此看來,即使“大問題”的商業模式取得了成功,如果接納無家可歸者的社會沒有發生改變,那麼他們還是會重返街頭。產生無家可歸者問題的根本原因之一是職場和社會對於多樣性沒有足夠的包容力。此外,要從根本上解決無家可歸者問題還需要多方專家的配合,為他們提供心理和學習電腦技術等技能方面的支持。也就是說,不僅要有非營利組織,還需要企業、政府部門、專家等多方參與合作,才能邁向大目標的實現。

解決困難的社會問題是每個人都有的需求,其中自然蘊含著市場價值。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運用商業手法,解決社會問題”的潮流在全球興起,在日本也從21世紀初期受到矚目,推動這一潮流的個人或企業被稱為“社會創業家”或者“社會企業”,近年來則主要被稱為“社會創新”。社會創新一般指“面對複雜的社會問題,將前所未有的思路和想法結合起來從而引發變革,催生新的社會形態”,有時也用於表述與社會創新相關的動向、項目和手法。

社會創新對於企業也具有重要的意義。企業參與社會創新,絕非僅限於企業履行其企業社會責任(CSR)的範疇,可以說已經成為企業戰略不可缺少的一環。對於在成熟市場中面臨發展瓶頸的企業來說,發掘社會需求、摸索自身如何參與解決社會需求的過程,有助於企業重新理解市場、突破瓶頸。

今天,通過與包括企業在內的多方行動者合作來實現社會創新,突破單打獨鬥侷限的新途徑正在形成。這就是被稱為“集合影響力”的新潮流。

商業手法+全社會資源共享+瘋狂to do=社會變革?

集合影響力是與“各個機構為解決問題單打獨鬥”這種既有的手法完全不同的新途徑。它被定義為:“由來自不同領域的關鍵人物所組成的群體,為了解決某一特定的社會問題,設定共同活動綱領的參與方式。”

多方攜手合作,共同應對某個問題,這並非什麼新的想法。諸如政府和民間力量共同合作開發藥物、疫苗,以應對發展中國家傳染病這類為某一共同目的、跨領域集結的例子已經有不少。但是,集合影響力在 5 個層面上與以往的合作方式完全不同。

第一,為應對一個社會問題,所有有可能參與的利益相關方都參與進來。

第二,所有參與方對如何測量和評估成果達成共識。

第三,各參與方的行動相輔相成。

第四,各參與方始終保持溝通。

第五,有專業機構和旗下的專職工作人員來協調管理整個過程。

通過這五個層面,所有參與方都能放下各自的目標,發揮自己的強項,朝著共同的目標努力。

無法獨善其身的全球化時代,集合影響力能給我們帶來什麼?

圖片作者:Pakdel

某個社會問題的所有利益相關者,朝著共同的目標發揮各自獨特的優勢,取長補短齊頭並進,這就是集合影響力。這一方法論在全球引發了很大反響,世界各地紛紛開始交流集合影響力的實踐案例,分享從中獲得的經驗教訓。

集合影響力處在社會創新理論兩大脈絡的彙集之處。一條理論脈絡是運用商業手法來提高社會影響力;另一條理論脈絡認為,只有建立起“個人-組織-社會”的連接,改變每個人的價值觀和意識,才能實現真正的社會變革。這兩種理論原本少有交集,但近年來, 它們開始彙集為以“集合影響力”為代表的新思潮。當今世界,很多慢性的社會問題已經病入膏肓,我們急需深入的系統性變革,而社會變革也能給企業和市場帶來連鎖反應。

錢不是萬能:商業精英挑戰社會問題的最大弊端

從20世紀80年代起,以解決社會問題為目標,引入商業手段及管理、思維方式的動向開始受到關注。20世紀90年代後期,隨著IT(信息技術)創業熱潮的到來,社會創業熱潮也接踵而至。在互聯網經濟、諮詢公司、投行獲得成功的商業精英們開始覺得,只要發揮他們的商業技能,加上活用IT技術,就應該能改變世界。這群精英帶著一股“無所不能”的衝動,開始匯合到社會創新領域。知名商學院裡的社會創業課程不斷增加,在MBA(工商管理碩士)畢業生的職業設計中也開始出現了“社會創業”,或者“為擁有社會影響力的營利性、非營利組織工作”的選項。

與此同時,社會領域的投資和財務管理也導入了商業思維。例如,慈善基金會一改單年度資助非營利組織的做法,和創投資金一樣採用陪伴式、長期資金支持的體系。 一時間,慈善創投在美國如同雨後春筍,其中的代表性機構是本部位於舊金山的 REDF。該機構提出的能將社會影響力換算為經濟價值的方法,即“社會投資回報”(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簡稱 SROI),成為全球熱門話題。在這個潮流的影響下,基金會和國際機構、政府機構等也開始採用商業性的手法和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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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F官網及展示的相關項目

在這個潮流中,如何規模化是一個揮之不去的大問題。如何才能不止步於解決局部性的個別問題,獲得更大範圍的影響力呢?1994年,當時的美國總統克林頓就社會活動領域的規模化之難說了如下一番話:“我們今天面臨的幾乎所有(教育)問題,都有某個人在某個地方拿出瞭解決方案。但是看起來,我們不擅長在其他地方成功複製這些解決方法。

共享更多的實踐經驗、解決刻不容緩的社會問題,需要擴大的不是某一家機構的規模,而是影響力本身,由此出現了一系列基於這一思考的論文,包括對規模化的對象和方法進行梳理、變革理論等。大家已經開始意識到,要達到社會創新的規模化,原有的思維和方法已經力不從心。於是,出現了另一條理論脈絡。

怎樣補漏?加強自我、他人、外部世界的關聯,尋求思維改變

社會創新理論的另一個主要潮流認為,世界是個體有意無意的行為和習慣的累積, 反映著每一個人的價值觀和思維模式。因此,我們只有瞭解現狀的趨向是如何生成的,理解其構造,才能更深層次地引起社會變革。我們對人和組織、區域和社會如何才能真正得到改變進行反覆的探索和實踐,而在這一過程中產生的社會變化也被稱為社會創新。

社會是一個所有事物都相互連接在一起的、具有整體性的複雜體系。如果不掌握“自己亦身在其中”的系統性思維,就不可能實現組織和社會的改變。當人們意識到自身的固定觀念或者偏見並擺脫其束縛,去觀察和感受事物原有的樣子時,希望與他人共同創造的未來願景就會自然而然地顯現出來。

這些方法論的共通之處在於自我(Inner)、他人(Other)、外部世界(Outer)這三者之間的關聯性。舉例來說,如果能夠理解、接受自我的孤獨感,則不僅能夠更清晰地理解他人同樣的感受,同時可以對世間各種相似的孤獨感看得更清楚。

無法獨善其身的全球化時代,集合影響力能給我們帶來什麼?

圖片作者:Mikki Rosa

主張運用商業手法解決社會問題的第一條理論脈絡,其前提依然是“問題存在於我們身外,需要我們去解決”的既有思維方式;而第二條理論脈絡則認為,社會和個人的關係呈現為複雜系統的分形結構,社會問題同樣存在於我們自身。但是第二條理論脈絡的不足在於,其效果的呈現需要比較長的時間,甚至有時會因為過於重視對話和內省, 而無法付諸具體的行動。相反,第一條理論脈絡有時會過度追求速效而忽視了問題的根本性解決,因此其關鍵在於如何能夠接近深層次的系統性變化。再者,如前所述,為了實現規模化,第一條理論脈絡的實踐者們有必要在其他領域去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和思維模式,因此需要去理解利益相關方參與的背景和關聯性。在這種情況下,“集合影響力”的途徑必不可少。不同立場的行動方在推進相互理解的同時,開始追求創造單打獨鬥無法實現的可能性。

在社會創新的各種場景中,這兩條理論脈絡開始相遇交織。

激發社會組織成員的個性和創造力,真正實現集合影響力

我所認識的很多投身於社會創新領域的人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在乎“自我”的感受,並同時擁有超越自我的動機。奧托·夏莫的U型理論稱之為“源泉”,他們的動力來自深處,所以才能持續下去。在持續的過程中,他們中的每個人都能深層次地、有機地連接在一起,從而促發整體性的變革,在自我的獨立性得到維護的同時,推進社會整體的變化。

聖吉等人將這種狀態稱為“社會性場景的呈現”(Generative Social Field)。筆者認為,這才是人類自古以來一直都有的,通過身體感知獲得的“集合影響力”。關於個體與集體關聯性的這種理解深受包括日本在內的東方思想的影響,聖吉和夏莫等社會創新領域的代表性人物,很多都與東方文化有著密切的關係。

無法獨善其身的全球化時代,集合影響力能給我們帶來什麼?

二戰之後,很多日本企業在追求經濟增長的過程中,抹殺僱員的個性和多樣性,像對待標準化商品一樣對待他們,通過這一途徑來實現規模化。這種方式的確有一定的效果, 但巨大的社會變革需要的是個體,是“自我”。為此,企業需要能讓“個體”成長,接納多種多樣的“自我”,時而與持反對立場的人合作。為實現這一點,企業需要通過促進對自我的理解和接納來構建能夠發揮自我的企業文化。我們確信,通過加深對他人的理解,進而深入對世界的理解,一定能夠開創新的市場,引導創新的實現。

無法獨善其身的全球化時代,集合影響力能給我們帶來什麼?

《斯坦福創新社會學評論08》 中信出版集團 2020年3月

(本文由出版社授權發佈,編 / 俎燚楠,審 / 任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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