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間有一次她回到覽表，發現自己的鄰居輟學、打工、早婚及承擔繁重的生育任務，當地女孩的命運如出一轍。“過著一些很沒勁的，但總體來說又是很正常的生活，她們也沒有別的可能和方向。”
“無奈”，吳利珠用這個詞形容覽表村裡某些同鄉女性的命運，她們被失學、生育、婚姻、貧窮代際傳遞等種種問題包裹得格外嚴實。她土生土長在覽表。這一個人口近四萬的沿海村莊，位於廣東揭陽市惠來縣。夜裡行走於村巷，不乏噼裡啪啦的麻將聲，夾雜著男人們的幾聲吆喝。街面上，禁毒標語隨處可見。
潮汕人稱男丁叫“努仔”（孩子的意思），稱女兒“走仔”（嫁給別人家的），因這樁觀念，村裡的女孩普遍失學、輟學、打工，待成年之後，往往囿於潮汕“多子多福”的生育觀念，為夫家生育“標配”的兩男兩女。減少輟學，是她離開四年北漂所從事的社工工作，回村裡創辦圖書室的初衷。
兒童性教育、媽媽夜校、貧困助學，一項項工作逐步開展了七年，圖書室為這個古老村莊了帶來了一些微妙的改變。
▲覽表圖書室。
輟學、打工、早婚、多育
“過著一些很沒勁的，但總體來說又是很正常的生活，她們也沒有別的可能和方向。”和村裡的女孩們講述起打工經歷時，吳利珠形容自己，總是“一百塊錢走天下”的人。
▲吳利珠。
小學三年級，吳利珠輟學後在村裡幫人記六合彩補貼家用。2003年，吳利珠滿15歲，按潮汕風俗“出了花園”（及笄之禮），揣著父親在臨行時給的一百塊錢，和20來個同鄉女孩同行下了深圳工廠的車間。那是同鄉老闆開的一家塑料廠。
政府禁止僱傭未成年務工，時不時就有人查訪，每逢來人，她就和其他未成年的姐妹出去“放風”。深圳是個繁華之地，然而世界之窗、錦繡中華，都只能在門口看看。工資不過四百塊，發下來第一件事就是寄回家，每次至少三百，母親總在電話裡抱怨錢太少。零花超支的時候，她還得借錢補給家裡，借了又還，還了再借。
▲吳利珠結束一天的忙碌，走出村巷。
在塑料廠幹了一年，每天埋頭在繁瑣重複的流水線上，晚上加班，連吃飯的時間都得搶分奪秒，工人們組織抗議，把她推到前頭。事後領班讓她寫檢討，留住了這份工。又不到半個月，她還是辭了職，跟同鄉姐妹借了一百塊錢，隻身前往廣州。從南頭到廣州，公交車乘務員問：“你去哪？”吳利珠不假思索地答：“去人多的地方。”
▲圖書室活動空間。
夜裡沒地方落腳，她在廠裡聽人說網吧可以包夜看電視，但要晚上11點才開始。她就在街頭晃悠，給廠裡的同鄉打個公用電話，還謊稱到同學的地盤了，剛請過她吃飯。電話一掛眼淚就嘩嘩流了一臉，鑽回那間網吧。第一次摸電腦，網管幫她申請了第一個QQ。
天亮後，試工順利，她成為了“冰城餃子館”服務員，每個月600元薪水，包吃包住。幹了一個月，客人點菜單，她還時常記不起菜名怎麼寫。老闆娘氣得拍她的後腦勺。店裡生意爆滿，她通知客人上菜，不敲包廂門就徑直往裡喊一嗓子，老闆娘說：“你不適合幹服務員。”吳利珠回了深圳，幹上了精品店銷售。
▲吳利珠和村裡的女孩交談。
老闆是香港人，教她怎麼提升業績，都是看人下菜的招數。一雙耳環或者一個夾子，拿貨就一塊多塊錢，她可以賣到三四十塊錢，“都是全部用嘴巴講的”。一天賣上1000塊錢，就有50塊的獎金。 半年就升了店長，每個月底薪漲到了1500元，手頭寬裕了些，她就把獎金換成一堆堆硬幣，分給店鋪附近討飯的十個老乞丐們。她的溝通能力初現端倪：靠店鋪有一個“小姐窩”（性服務場所），向她們催賬的經歷，竟然讓十六七歲的她成為她們的傾訴對象。
銷售幹了一年，吳利珠又“找不到自己了”。不到17歲的她又輾轉了珠海、東莞、天津，不是服裝店，就是下澡堂子給人搓澡；樣樣工幹不過幾個月，甚至幾天就辭工。
▲吳利珠為夜校媽媽舉辦同學會。
2009年，她在一次公益活動中認識了一位女工公益機構創始人，齊麗霞。齊麗霞正在北京“工友之家”工作。那時吳利珠還在天津澡堂子裡幫人搓澡，放假去北京看望齊麗霞。大家夥兒睡大通鋪、大鍋飯，探望工友，討論工傷維權問題，讓她對公益產生了興趣。她就問齊麗霞，“我可以來這裡做志願者嗎？”齊麗霞回答：“可以，管吃管住，但沒有工資。”她決定從天津的澡堂子辭工，成為工友之家的一名志願者，這一呆就是四年多。身邊的大部分同事，都是社會學專業畢業的大學生，吳利珠在他們的影響下，開始閱讀性教育書籍給孩子們上課，深入社區圖書館、女工合作社，學習法律維權知識，組織公益活動，最後成為打工子弟學校校長助理。北漂四年的社工經驗讓她開始對農工議題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期間有一次她回到覽表，發現自己的鄰居輟學、打工、早婚及承擔繁重的生育任務，當地女孩的命運如出一轍。“過著一些很沒勁的，但總體來說又是很正常的生活，她們也沒有別的可能和方向。”
▲吳利珠一家三口攜圖書室工作人員在海邊團建。
2014年，讓吳利珠萌生回覽表村創辦圖書室的想法的，是同鄉的女孩們就都來家裡找她訴苦。“那段時間我特別困擾，我很害怕，她們失戀來找我，要打工要來找我，還有各種家庭矛盾來找我。”家裡窄，她沒有地方可躲。她希望有個地方能讓孩子們聚在一起讀書，減少輟學率。吳利珠把這個想法告訴了一位致力於支持當地女性自主創業的老鄉，並獲得了她的支持，覽表學校政教處主任吳木金也為她搬來了學校多餘的桌子、板凳。村民吳飛鴻主動承擔了第一年2600元的房租。綠芽基金會為這間圖書室捐贈了第一批書籍，連同幾家公益機構一起撥款支持圖書室的運營和發展。如今，圖書室已從一家擴大到三家。
觀念之困
“為什麼以前你都是被不公平對待過來的，還要這樣對待你自己的女兒？”
▲村裡到處可見供人祭祀的神廟。覽表人信很多神，凡是富貴、生養及平安祝禱之事，都訴諸於媽祖、天地公、佛
為減少輟學率，圖書室和助學機構根與翼合作，針對覽表村的貧困兒童給予助學基金扶持，小學、初中為500元/學期，高中1000元/學期。
起初，吳利珠和村裡的媽媽們說：“助學基金傾向女孩。”
有媽媽不解，“為什麼不能助學我兒子？”吳利珠解釋：“你們不覺得女兒都受到不公平對待嗎？你兒子即便我們不助學，你也不可能會讓你兒子輟學，但是你女兒就可能（輟學）了，你們也沒有想過，你是不是以前也是這樣被不公平對待？“
媽媽們點頭。
“為什麼以前你都是被不公平對待過來的，還要（這樣）對待你自己的女兒？”吳利珠再問。
“父母對待我們那一套，我們就搬到下一代，我們也不瞭解為什麼會這樣。”從那時起，吳利珠發現這些媽媽們才開始去反思這種行為，“對，以前怎麼沒有想到？”
▲覽表村，建有很多宗祠。每逢過節，村裡的女人們都要擔負起繁瑣的祝禱之事。圖為覽表某宗祠牆上的宗族忌辰
吳利珠講起村裡一個失學女孩的故事：她和鄰居好朋友說好將來要一起讀書，但等到好朋友都畢業了，她還沒去讀書。“你們想想多心酸。當年你的父母要是多給你讀點書，你現在教育孩子是不是更厲害。男孩子讀得書比女兒多，但是他們出去掙錢了，孩子都是女人帶。婆婆們以前就被不公平對待，所以她現在就（不公平）對待你，你以後還要去對待你的媳婦，一代一代複製下去，女性一直過不好，對吧？”
▲平安、富貴及生育之事若求禱成真，覽表的村民便於夜間，在神龕前為神靈放映露天粵劇，作為“謝神之禮”。
前年村裡街面上還掛起了橫幅：“你不給孩子讀書就是違法。”吳利珠很開心，“現在基本上會讀完九年義務教育，高中就看個人造化了。但如果考上，一般家長都會讓讀。女孩子也一樣，這個變化真的很好。這兩年，村裡的高中生、大學生也越來越多了。很多女孩填志願的時候，還來圖書室諮詢。 ”目前，助學項目已開展五年，共資助200多位貧困青少年，2/3為女孩。
▲神龕前的桌布繡著“人丁興旺”。
吳利珠談到生育，多子多福一直是當地女性們無法跳出的思維定式。“這種觀念已經流傳好多年了，即便再窮就一定要生，就算撫養再怎麼辛苦。哪怕是90後一代，即便不想生那麼多，個人意志也是完全抵抗不了整個宗族的壓力。”
她給村裡的女性普及避孕知識，免費為她們發放避孕套。村裡的婦女看到避孕套，連連拒絕： “你趕緊拿回去，我才不需要這種東西的。”
▲村民也會在家中為神靈供奉香火和“活燈”。圖為村中一座荒廢的老屋，遺留的香灰和傾倒一側的“活燈”。
夜校媽媽
村裡有了男性反對的聲音，“上面是男的，下面是女的，不要亂搞。”那一期夜校沒辦完，被村裡人驅趕，只能關停，她又把課堂騰到下一個場地。
▲吳惠雙。
2017年，圖書室開辦媽媽夜校，33歲的吳惠雙給自己報了名。
她3歲就被親生父母以三百塊價格送養，養父母膝下只有一子，收養了兩個女兒。養母平日苛刻，沒送她和妹妹上學。她從小夢想校園，名字都不會寫，女兒書本上的字也都認不得。
進夜校那會兒，丈夫剛被關進戒毒所，戒了又吸，吸了又戒，三次戒毒屢教不改，她親自報了警。公婆要贍養，家裡還有五個孩子，最大的也才剛成年，小的不到七歲。惠雙獨自打理一家豬場。丈夫被抓進去的時候，諾大的豬場只有三頭母豬做種（繁殖）。豬場附近是一片墳冢，夜裡便瘮得慌。她不喜歡養豬，討厭糞便的味道。
▲吳利珠和女兒家中合影。兒子排行老二，還在外面讀書。
每天早上五點，她就騎著摩托進村拉豬菜，沒有本錢，買不起飼料，就去撿別人家田裡扔掉的蔬菜。只要一走出豬場，她的頭盔就不敢摘下來，生怕別人認出她的臉說閒話。豬菜拉回來，要在大鍋裡煮熟，否則豬養不了膘。餵食總要被豬濺一身汙漬，整日灰頭土臉。
即使生活這樣窘迫，她也沒放棄夜校。每天晚上一個小時的課時，她很少落下。老師每天教五個字，只要手頭停下活計，她就拿起筆來寫，一遍記不住，就多記幾次。“很傷腦筋，昨晚上老師教的，第二天上午就全忘了，反反覆覆的背。”
她被吳利珠稱為媽媽夜校最有毅力、也是改變最大的一位學生。村裡很多媽媽因從小沒有受過教育，都有無法識字的困擾，孩子的功課也無力輔導，出去連男女廁所都分不清。這也是導致輟學率高的原因之一。見她們都有迫切學習的念頭，吳利珠就有了在圖書室開辦媽媽夜校的想法。從十來個到五六十個，媽媽們陸續來報名，三十歲到六十歲的都有。幾番周折下才找好教室，請來了村小的男老師給大家上課。媽媽們坐在講臺下，老師在黑板上每天五個字、五個字地教。村裡有了男性反對的聲音，“上面是男的，下面是女的，不要亂搞。”那一期夜校沒辦完，被村裡人驅趕，只能關停，她又把課堂騰到下一個場地。老師教起來也不容易，有的媽媽們或學了又忘，或被家務事絆住，或者學了幾個字就很難再堅持。有人說：“拿筆比扛鋤頭還難。”
▲帶著孩子在媽祖廟前跳廣場舞的媽媽們。
夜校、家、豬場，三點一線，吳惠雙把支離破碎的生活重新打點得井井有條。第一次賣豬，十頭賺了兩萬多，她開心壞了。兩年下來，賺了十三萬，都用於一家子人平日開銷，也沒存下來，豬倒是多到60多頭。丈夫戒毒期間，每個月她都會按時寄500塊生活費。戒毒期沒滿兩年，公婆又花錢把他接了出來，回來後便頻繁對她家暴、性侵，豬場的活也不管不問。
“搞豬場那麼累，他還要強迫你，身上都沒有力氣反抗，只能順從他，每天都這樣，折磨你兩小時。才讓你有覺睡。他讓你感覺我自己在做雞一樣。”吳惠雙漸漸忍不下去了，那天是元宵節，丈夫施暴後，她悄悄吃了兩包老鼠藥，臥床等死。“你別後悔。”她對身旁的丈夫說。第二天，肚子腫的老大，被堂弟媳拉去醫院洗胃。“想死都死不了，不知道怎麼辦，”她說，“覺得我整個人都沒有價值了，太沒用了。”
她去找吳利珠訴苦。吳利珠幫她找了律師起訴，過了半年多才離了婚。她和法官說：“豬場給他，我只要五個孩子。”丈夫至今也沒有給過撫養費，孩子也不來看。告別了19年的婚姻，她頹靡了很多天，笑都笑不出來。
直到2019年11月，吳利珠叫幾個夜校媽媽一起去廣州參加了反家暴活動，惠雙也在其中。她聽到一位女性講述自己走出家暴陰影的經歷，對方已經60歲，表現開朗，她覺得自己也才30出頭，生活不能倒在這裡，決定重新振作，在村裡的漢堡店找了一份服務員工作，菜單上她只認得“漢”字。客人點單時，她手足無措，客人和同事都不耐煩。她就盯著客人的嘴形記字，繼續堅持上夜校。
兩年下來，她可以發微信了，自信也多了起來。同事們學歷都比她高，但漢堡店老闆還是升她做了店長，她又找了一份保險的工作。每個月收入過萬，日子稍微寬裕，經常給女兒們買衣服，“我小時候沒穿過一件新衣服，沒念過書，就想盡力滿足她們”。
吳惠雙覺得自己的前半生都很多放不下的心結。
第一件，歸咎於出身。10歲才見到親人，親生父母有8個孩子，四兒四女。當年家境困難，父母把她和姐姐一起領到養父母跟前，養父母選了她，只因為她的眼睛比姐姐大。父母知道她在養父家的待遇，也沒把她領回去。逢年過節，親生父母也沒給她送過任何東西，這也讓她受到更多冷遇，養母每天又打又罵，缺衣短食。她12歲就給人做”死人工”，在喪禮上敲鑼打鼓，見到親人生離死別的，眼淚就要掉在鑼鼓上。可17歲那年，家裡來人說親生父母家兩個哥哥車禍去世了。她前去弔唁，卻一滴眼淚都流不下來。
第二件，歸咎於婚姻。也是17歲那年，丈夫和她相識，丈夫知道她的身世，握了一下她的肩膀，她感覺到一股從未有過的溫熱，沒多久她就懷孕了。嫁到丈夫家，大著肚子還要幫夫家照顧幾個幼年的弟妹，他家有十個孩子，“每天一睜開眼，就看見一大桶的衣服要洗，一大家子的飯要煮，頭都大了。”結婚的時候，養母嫌她夫家窮困，又生養得多，彩禮也不夠數，就極力反對這樁婚事，把五個月身孕的她踢倒在地，這個孩子也就早產夭折了，她也險些喪命。婚後，她就發現丈夫吸毒成癮，她感覺一天比一天絕望，“我那時候17歲啊，什麼都不懂，就被婚姻困住了。”
▲KTV時，她給自己點了一首《淚滿天》，她說每次唱起都想落淚。
第三件，是長女瑤兒的輟學。丈夫第二次從戒毒所出來，她擔心丈夫復吸，就拉著丈夫一起去了江門開小賣部，賣菸酒飲料為生，又生了個小女兒。瑤兒帶著弟弟妹妹，留守在公婆身邊，瑤兒剛讀初中。有一次，她看見校園霸凌的新聞，打電話給長女，問她有沒有被人欺負。瑤兒沒有說話，她再次逼問，瑤兒就哭了。她坐了8個小時的車回覽表，才知道，瑤兒在學校經常被男生取笑，被欺凌。瑤兒說：“不想讀書了。”惠雙說：“你不想讀就不讀了。跟我去江門。”她想讓瑤兒轉學到江門，但江門的學校要求出示結紮證，證件不全不能就讀，只能讓瑤兒留在店裡打理生意。那時，小賣部生意紅火，接著開了第二家連鎖。丈夫又沉溺於賭老虎機。每天從店裡拿收銀換硬幣，“老虎機能吃人，硬幣嘩啦啦地一天可以吃上幾千塊，店也都賠進去了”，他們又回了覽表。她想讓瑤兒回學校唸書，但原校說學籍已丟失。瑤兒只能去廠裡打工了。
三年前，她上了夜校，把瑤兒也帶到了圖書室，讓吳利珠帶著瑤兒學習。不久，瑤兒也成為了圖書室的工作人員。“我希望圖書室成為她的避風港，她才剛成年，路還很長。女孩子還是要讀點書才能有自信。”
少女心事
來圖書室工作三年，“總覺得人生沒有什麼留戀，但這份工作讓心裡從此有了一根柱子，立在那裡，像黑暗世界裡面的那一抹光”。
▲吳瑤兒。
說起輟學，瑤兒心裡並沒有責備過母親。她才19歲，回想起來，“那個時候真的過得很糊塗，就好像不是我的人生，我只是在看著另外一個孩子，對未來也總有一種不能精確它的態度，小心翼翼的。很多事都不敢做。”
有一次圖書室培訓，老師問：“你們覺得你們心態是多大年齡？“她把自己的答案放在了“35歲”，和媽媽一樣大。
因為從小留守，母親疏於照顧，她覺得對母親感情很淡。作為長女，她承擔了母親在命運裡的委屈和怨責，但“很少用女兒的眼光去看她，都是第三方的角色去理解她的苦難和離婚的舉動。”她對旁人總是羞於提起家庭，也有點恐婚。
身為長女，總是有很多抱歉感。小時候就不敢找奶奶要零花錢，哪怕是買本子、買筆。她心想，“爸媽也沒寄多少錢回來，我還老要錢。”有時候又不服氣，“弟弟能有的，自己不能有”。進廠之後，有心儀的男孩子，不敢直言表白。她對熱烈的情感會感到怯弱，從來沒讓自己發生過。
剛來圖書室時，瑤兒只負責日常的圖書借閱工作。看著吳利珠給孩子們上性教育課，那也是她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身體結構，性是如何發生的，月經為什麼會來。她有了興趣，把課程包下載到手機裡開始自學。
▲瑤兒在圖書室接受培訓，和同事組織夜校同學會。
12歲來第一次例假，她完全不知道怎麼回事，以為自己上火或者生病了， “以為會來一輩子，還很痛，又絕望又反感，困擾了我很久。”
後來，吳利珠讓瑤兒負責起性教育課程。第一次對孩子們指出繪本上的器官時，她很羞澀說出那些詞彙。隨著孩子們從抗拒到接受，甚至還得到了家長的支持。聽到孩子們每次叫“瑤瑤姐”，“就感覺心裡又亮了一點”。
▲瑤兒和同事小玲在村裡騎摩托車下班回家。
上了性教育課之後，她開始有意識地教育妹妹們。 “她們知道月經代表她們的一個成長，而不是不好的事情。”二妹來例假時，她拍了拍二妹的肩膀，說：“恭喜你，你已經是個大姑娘了。”二妹說學校有同學談戀愛，她又跟妹妹們普及性騷擾和性侵的常識。
她看到了很多孩子和家長的觀念轉變，“發現了很多生命力。就是從我所接觸過的孩子身上來的，這是我很缺的一個東西。”打工的時候，她充滿對未來的迷惘，來圖書室工作三年，“總覺得人生沒有什麼留戀，但這份工作讓心裡從此有了一根柱子，立在那裡，像黑暗世界裡面的那一抹光”。
▲瑤兒獨自在村巷中散心。
她在圖書室的月薪是2800元。每個月交2000元給母親，只剩800元給自己零花，母親辛苦，弟弟和三個妹妹都還要讀書，不能再讓他們輟學了。“平日裡同學聚會都不怎麼去，去了就又是多一筆花銷”，化妝品、衣服也不捨得買。
母親發現瑤兒在圖書館工作之後，性情也慢慢變了，觀念不合就會和她頂嘴。她開始憂慮，想讓她出去工作，“你都學了這麼多東西，要用出去，不能一直留在這裡，只和小孩子打交道。去了外面你才有更多改變，學到更多，才會變漂亮更有氣質。”瑤兒認為，母親看不到圖書室工作的前途，自己所學即使出去了也未必能用得上。她更希望自己能調崗到另外一個偏遠小鎮，“最好什麼人也不認識，可能被束縛的多了，就一直都很想嘗試沒有被束縛的感覺。”
▲惠雙和女兒在海邊散步。
有次，圖書室同事問母親：“你對瑤兒的期待是什麼？”母親回答說：“將來一定要找個好男人結婚，不要像她一樣。”瑤兒很不贊同，“我幸福的前提，是建立在另一個人的基礎上，就一定要有這麼一個人的存在，一定要結婚才圓滿？”
鄉村全職媽媽
“你上班還有休息日，我帶三娃，一年365天沒一天休息”，她理直氣壯：“我一個人帶大三個，有權利說家裡的任何一個人”。
▲小花。
在吳利珠看來，鄉村全職媽媽，是圖書室婦女工作中最難輻射的女性群體。由於繁重的生育任務，丈夫通常要出去打工掙錢，孩子的撫育責任都落在了這些媽媽身上，日常生活都封閉於家庭內部。在覽表，她們也是最邊緣的女性群體。
小花（化名），和吳利珠家只有一牆之隔，鄰居之間，偶爾推門送瓜送棗，關係淳樸。但平日裡，圖書室開放給村裡所有孩子和媽媽們的活動，小花都沒有參與，因為家中三個孩子，吃喝拉撒都忙不過來，最大的才九歲，最小的四歲，整日裡鬧騰，也不敢帶去驚擾了圖書室的安靜和秩序。
小花從甘肅老家遠嫁覽表，也是村裡最為典型的外省媳婦之一。村裡的男人娶了外省的，人們會說：“娶外省的，都有本事。”對於外省媳婦，他們卻說：“外省仔很窮。”圖書室工作人員藍茂秀對此頗有體會，嫁過來前幾年，逢人都不稱呼其名，只叫“福建的”，“在這些大男子主義面前，只能把自己縮小，久了就越縮越小，一點自信都沒有。來了圖書館工作，好像才有了名字。”
小花13歲那年，父親早逝，家中還有哥哥和弟弟。她決定遠嫁時，母親極力反對，丈夫從小被送養他鄉，兩年前才尋回親人，去年才帶她回到覽表生活。夫家家中貧困。現在住的房子都是堂伯家的。結婚時夫家給母親的彩禮才兩萬塊。按甘肅老家習俗，彩禮都得十餘萬。母親經常電話裡抱怨，小花深知母親獨自撫育兒女的辛苦，她總在心裡說“對不起”。
嫁過來後，小花接連生育三個兒女。大的還沒斷奶，小的又嗷嗷待哺，左邊抱大的，右邊抱小的，體重也瘦到了90斤。小花母乳不夠，全靠奶粉餵養，300多元一罐。丈夫在工地上工資近萬元，每個月寄3000元回家，還要每月付1000塊贍養費給公婆。
▲小花家中。她從學校接回兩個兒子後，又去幼兒園接女兒，兒子獨自留在家中做作業。小花每天要輔導三個小孩
老二腸絞痛，又落地醒，夜裡就嗷嗷哭不停，整晚都得枕在小花胳膊上睡。她的胳膊時常麻痺，可小腦袋瓜一碰到枕邊，就得抱回懷裡，重新哄睡。一直抱到第二年，她懷上小女兒，又經常缺氧，每天都得挺著大肚子跑醫院吸氧，直到臨盆分娩。女兒出生之後，兩個兒子開始滿地撒歡。一碰到發燒感冒，馱著三個孩子走幾里路去村裡的小診所看病，像一隻幾乎被壓垮的駱駝。“身子也不如以前硬實了，早上送孩子上學，騎著摩托車，風稍微一吹我會頭痛。天氣一變，關節就痛。”有一次嗓子發炎，身子也疼得起不來床，身邊依然無人幫襯，婆婆還和她發生齟齬，半夜三點把她從床上叫起來吵架，她氣得直哭。
▲小花出門送孩子上學。
丈夫去了深圳建築工地務工，每個月回不了幾天，回來了夫妻總免不了瑣碎的爭吵，小花“感覺多養了一個兒子，男人總覺得生孩子帶孩子是理所當然，除了買吃的，其他都不管不問”。丈夫叫累，小花懟回去：“你上班還有休息日，我帶三娃，一年365天沒一天休息”，她理直氣壯：“我一個人帶大三個，有權利說家裡的任何一個人”，丈夫不再回話。
近來，學校老師跟她反映兩個兒子性格封閉、沉默寡言，她又擔心又自責，“以前在外面老是租房子，又不認識人，整天我一個人帶著，又不敢揹出去，都在家裡憋壞了。現在學習都不好，怎麼教都記不住，學校把問題全丟給家長，字都是我一筆一畫教的，使了全力也跟不上，心裡都放棄了，只能怪自己沒教育好。可是深圳上學貴、門檻又高。”為了讓兒子多和外面的人接觸。小花給他報名補習班，每個月300塊學費，每天晚上補一小時課。兩男一女，在覽表已算是生育“標準線”，小花覺得對丈夫沒有一絲虧欠，再不想生育了。
作為外省媳婦，小花在覽表，也沒有可以訴說的人，所有的苦楚，都由自己消化。每天柴米油鹽，六點起床，凌晨才入睡，總覺得時間不夠，忙得自己都沒有難過的時候。
▲小花在家中做工。
小花不喜歡伸手要錢的感覺，她覺得“安全感要由自己創造”。但又不能去工廠。孩子每天4點就放學，廠裡下班晚，週末也經常得加班。她每天從當地服裝廠拿零活，在家中縫紉衣服，一件兩毛錢，每天縫上400多件，賺個八九十元。“在覽表，很多女人都只在家裡帶孩子，老公給多少錢就花多少。哪怕每天只賺個幾十元，我心裡也踏實點。不努力，小孩子就得吃苦。”
都說覽表人愛兒子，但小花覺得自己對女兒偏愛更多。她回憶做女兒的時候，父親去世得早，母親把孩子們窮養大，從小有一種不安全感。她說，“現在三個孩子我都一個人拉扯大了，做女人做到我這樣，什麼都不怕了。女人經歷了這些，內心自然就強大了，現在我就想跟女兒做朋友，將來她出去做什麼事都會支持，別像我現在，整天待在家裡，沒有人身自由、沒有自我，全是孩子，全是家。我結婚太早了。”
讀書是否成為女孩子走出去的唯一出路，吳利珠也無法給予肯定答案。很多女孩出去打工後，也很難跳出傳統的觀念。哪怕身處深圳這樣的大都市，她們還是生活在鄉土社會的人際圈裡，很難接收到新觀念和新知識，接受社會歷練和成長的途徑依舊狹隘。 “圖書室的工作，只能是潛移默化，影響到的還是村裡思想比較開放的那撮人。整體上真的很難一下子改變”。但對於時常流連於這裡的母親與女兒，回頭看過去，自己今昔對比已然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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