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在世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而中國對新冠病毒採取的措施使百姓感染率一直在降低，直到現在疫情被把控住。我們在對這次抗疫成功而歡呼的時候，很多人並不瞭解在古代的時候，一種叫“黑死病”的病毒是多麼的可怕。在看過歷史記載黑死病後，可以說兩次世界大戰死亡的人數與黑死病比較都黯然失色，那是一種末日般的畫面。
死亡率極高的黑死病
黑死病是第二次由動物疾病引發的流行病的第一波爆發，由於受感染者的腹股溝和腋窩發生黑色淋巴結炎，通常稱為淋巴腺鼠疫。這種病原體是一種桿菌，或稱為鼠疫耶爾森菌，通常由寄生在齧齒動物身上的跳蚤攜帶。當然，也可以通過人與跳蚤傳播，在某些情況下，它們甚至能通過感染者的呼吸傳播。
對於鼠疫，現在看法是，如果在疾病的發展過程中發生肺炎，人就會呼出病菌，而疾病就會通過空氣直接在人與人之間的傳播。在這種情況下，黑死病就不能說成是淋巴腺鼠疫了，它現在是一種更為危險的肺炎鼠疫。
其實對於鼠疫的毀滅性質，許多學者和歷史學家包括醫學家都能難真正的來表達出來，甚至有人認為鼠疫並不比第一次世界大戰來的可怕。但他們不知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四年內英國的死亡率佔總人數的1.55%；每年平均死亡率為0.4%。而當黑死病開始蔓延到全國時，七個月的時間裡，就有45%的英國人死亡；年死亡率為77%。因此，1348-1349年因感染鼠疫而死的人數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200倍。
如果那黑死病跟“二戰”的轟炸對比，如果要複製瘟疫造成的死亡，我們除了在日本扔的兩顆原子彈外，還要繼續再扔450顆原子彈。也就是說在七個月的時間裡，每天在不同的城市扔兩顆原子彈，才能與黑死病造成的死亡人數持平。這是一個相當恐怖的比喻，但事實就是這樣，而黑死病或是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災難之一。
傳播速度快
第一次鼠疫病毒大肆橫行發生在541年。那次黑死病整整持續了6個世紀，後來隨著時間的推移才慢慢減弱，最終到8世紀60年代才消失。到1347年為止，這600年間歐洲的瘟疫消失了，但也正因如此，人們的防備心理降低。
這次黑死病其實最早是出現在中國，它由沿著絲綢之路旅行的商人攜帶，在1347年秋天抵達克裡米亞。在這裡，感染者登上前往君士坦丁堡的熱那亞船隻，到1347年底已經成為最危險的肺炎鼠疫形勢抵達威尼斯、比薩和熱那亞等貿易城市。受到感染的城市立刻屍體堆積如山，死亡率超過40%。
瘟疫的消息比感染本身傳播的更快，收到預警的城鎮關上城門，不讓任何外來人進入，但為了食物和其他的供給時不得不打開城門，而那些小如跳蚤的東西就會趁機進入城內。面對瘟疫，在醫學落後的古代無人可以倖免，疾病不會區分窮人還是富人、婦女和兒童，也不管你的信仰是什麼。
一位親歷者在記載中寫道：“佛羅倫薩是歐洲受災最為嚴重的城市之一，有六成的人都死於疾病。人們除了把屍體運出去掩埋，其實的事情就無能為力了，許多人死前都來不及懺悔或接受最後的起到。他們死於孤獨，死於飢餓，死因疾病。”
疫情幾乎覆蓋整個歐洲
1348年1月，瘟疫抵達法國港口馬賽。然後越過法國進入西班牙，雖然它長途跋涉，但其致命性並沒有任何減弱。在佩皮尼昂的125個公證員中就有80個死於我，18個醫療理髮匠有16個死去，9個內科醫生死了8個，城鎮繁榮的信貸業務完全停止。
在法國的阿維尼翁，自從克萊門特五世1309年移駕到這裡後，教皇們也一直定居這裡，受瘟疫感染，有三分之一的紅衣主教去世；在朗格多克和普羅旺斯，有一半的人死亡，而瘟疫仍在蔓延，它們向四面八方傳播。勃墾地區的日夫裡是個從1334年起極有教區記錄的村莊，它見證了該村掩埋人數由年均23人，增加到四個月內就有626人下葬，這說明當時的死亡率高達50%左右。
英格蘭的每個教區都有超過40%的牧師死去，埃克塞特沒了一半以上的神職人員。而伍斯特郡農村地區，農民平均死亡率在42%，這個數據掩蓋了幾乎不同的地區，從哈特爾伯裡到阿斯頓莊園，從英格蘭最大的兩個城市倫敦和諾威奇，死亡率都達到了40%。
1349年7月初，一艘來自倫敦的商船在挪威的卑爾根港口附近漂浮著，當地負責人登船查看時，發現上面的船員已經都死去。他們驚恐萬分下船回到岸上，但這已經太遲了，因為有一個人已經被感染了。於是黑死病就這樣來到了挪威。
有多少人死於黑死病？
羅馬教廷的官員當時統計出的數據是約2400萬基督徒，佔了基督教世界總人口的三分之一。最近的研究表明死亡人數遠不止這些：法國大部分地區的死亡率高達60%；英格蘭、加泰羅尼亞和納瓦拉地區甚至高於60%；而意大利的死亡率在50%-60%之間。
很顯然，如此規模的死亡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創傷，因為那些處理基本日常事務的牧師、僕人、廚師、放牧者、工人以及孩子的母親等已經消失了。
1340年，像1316年—1319年饑荒年月那樣高的死亡率已經超出想象了，幾乎沒人會認為還會有比那時候更糟糕的情況。但在1347年起，歐洲人不得不為死亡做好準備，因為這一年的黑死病只是流行疾疫的第一波。
1361-1362年、1369年和1374-1375年死灰復燃，並在接下來的三個世紀裡平均每隔8-2年復發一次。儘管以後的爆發不如第一次嚴重，但還是造成了數百萬人口的死亡。例如：1361-1362年的瘟疫爆發，一年之內就讓英格蘭失去了10%的人口。
1478-1480年的大爆發在一次奪取了10%-15%的人口，即使黑死病過去了300年，瘟疫的爆發同樣能奪取一箇中等規模城鎮15%的居民生命。大城市情況則更為嚴重，1563年倫敦就超過20%的人口死去，1576年的威尼斯、1649年的塞維利亞、1656年的那不勒斯、1720-1721年的馬賽，死亡比例甚至更高。14世紀成為了一個人人都恐懼的年代，人們在第二天醒來後總會祈禱感謝自己又幸運的活過了一天。
為了上位者的利益，無視疫情
但從某個角度講，當時瘟疫的致命性並非是最重要的特徵，重要的是人們意識到，社會並未崩潰。人口死亡過半並不意味著大家拋棄了財產所有權規則，或放棄了播種和收穫的循環，一些地方法律和秩序的崩潰只是暫時的。
在佛羅倫薩，掘墓人洗劫空宅，勒索那些不敢離開家園的受害者，欺凌婦女，但這些不法行為只持續了幾個星期。儘管許多高級教士和權貴死於瘟疫，但很快就有人接任，歐洲的統治者表現得也很勇敢。在英格蘭，愛德華三世公開宣佈，他將前往法國，可是當時那裡瘟疫肆虐。他後來確實去了，雖然只是很短的時間，他還在1349年4月在溫莎舉辦了一場參與者眾多的騎士比武大會，並在期間成了嘉德騎士團，即使英格蘭自身也深受瘟疫迫害。
愛德華三世這麼做的原因很簡單：他要傳達一個信息，他相信上帝對他的庇佑。此外，他還堅定地向臣民們展示，他相信自己受到了上帝的認可，這是一種勇敢的姿態，但他並沒有告訴百姓自己的一個女兒已經死於瘟疫。
黑死病最讓人恐懼的就是長遠影響，這種影響可以綜合世俗層面和精神層面。中世紀社會的人非常刻板，人們聽任上帝分配給他們不同的社會地位，如莊園主就是天生的武士，鞋匠就是鞋匠，耕種莊園的奴隸就是一個奴隸，他們認為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角色都是上帝已經決定好的。
現在人口急劇下降給了這個僵化的結構產生了動搖，最重要的是勞動力嚴重缺失，失去家庭的工人們不再接受被奴役的生活方式，因為他們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再失去的了，他們可以到最近的城鎮打工。對於家裡還有孩子捱餓的農民來說，如果鄰近地主能提供更好的工價，他們就不會在滿足於為他們的主人耕種幾片土地。如果主人想要留下他繼續服務，就必須支付更高的工價或獎勵他們更多的土地。
黑死病成了改變社會結構的一個契機
或許在那個時代，沒有什麼東西能像黑死病一樣能把中世紀的早期和晚期分的那麼清楚。儘管飢餓暗示著13世紀的樂觀主義在1347年之前已經蕩然無存，但瘟疫徹底撼動了每個人對其在世間位置的理解。
有些人不得不接受自己的群體中的人死絕的事實，他們也會為上帝為何如此不公，尤其看到周邊村莊死的人比較少的時候。瘟疫的出現對人類社會的毀滅提出了深刻的疑問：為什麼會有瘟疫發生？很多人開始反思卜尼法斯八世繼位以來教皇的墮落。
從他掌教開始，教會高層唯利是圖，教皇們在法國國王的影響下不斷的墮落，他們在基督教世界的眼裡已經成為了世俗國王蒼白的影子。人們開始懷疑羅馬教會是否引領他們在正確的道路上行走，有的人甚至懷疑瘟疫是上帝對人類墮落的懲罰。
瘟疫的出現改變了當時人們對死亡的看法。有人認為死亡是人類生命中極少的必然環節之一，但事實上它極易變化，死亡本身並不存在，它沒有實物，因此它只在生者心中有意義。這樣的想法因為瘟疫的出現而出現，因此在14世紀整個歐洲都與死亡結下了緣。
那時候的文學中充滿了魔鬼、煉獄和死後的生活色調，在宗教繪畫的雕像中，人們越來越多地使用骷髏頭這個意象。在英格蘭，羅拉德派教徒提倡更有激情和靜生活的生活，該世紀末的羅拉德派騎士和高級教士的遺囑越來越強調立遺囑者肉身的可憎和罪衍。
然而對那些躲過瘟疫侵蝕的倖存者來說，黑死病則是打開了一個充滿機遇的大門。那些農民，他們發現自己可以出售更多的勞動力來賺錢比以前更多的報酬。英格蘭和法國都出臺過規定限制自由的市場壟斷工價，但效果不明顯，農民意識到自己的勞動力對主人來說非常重要，他們可以堅持要求得到更對有尊嚴的對待。
如果受不到足夠的尊重，他們就會反抗，這種想法在以前他們是不敢有的，但一場瘟疫使他們獲得了自我價值感。這引發了許多的起義，比如巴黎的扎克雷起義、佛羅倫薩的梳毛工起義和英格蘭的農民起義。
一篇文章只能粗淺的說明黑死病帶來的危害和對社會帶來的變化，但其致死率與兩次世界大戰合起來的傷亡人數不遑多讓。在那個時代中，每兩個人中就有一人突然痛苦的死去，面對莫名的死去，所有人都會感到恐懼。不管是城市還是鄉鎮，到處都是一堆堆的屍體，猶如人間煉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