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丹妮
編輯|王珊
摘要：林瑞琴還沒從過去一週緊張的回國旅途中緩過來。她癱坐在隔離酒店軟綿綿的床上，連上不限網速的wifi，跟微博、朋友圈以及十幾個華人微信群裡的熟人和陌生人報平安，“終於到了”。
她從沒想過，回家會變成這麼難的一件事。
28歲的林瑞琴在尼日利亞卡諾州的一家紡織品私企工作了七年，經常往返於中非兩地。今年農曆新年過後，國內疫情爆發之際，她應公司要求去尼日利亞出差，計劃兩個月內完成工作就回國。但到三月，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作為非洲人口最多的國家，尼日利亞確診病例數攀升，各州陸續封鎖，3月23日開始，國際機場關閉，解禁時間一次次地延後，直到十月中旬。
為了買機票，她加了十幾個微信群。剛通航時，航班少，機票價格漲到四五萬一張。由於航班上查出確診患者，或尼日利亞暴亂導致機場關閉，本就數量不多的航班屢遭取消。
除此之外，針對海外華人回國的政策也隨疫情收緊。10月29日開始，中國駐外各個領館紛紛發表公告，搭乘航班赴華的中、外籍乘客，須憑登機前48小時內在所在國採樣的新冠病毒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和血清特異性IgM抗體檢測陰性證明登機，如果在第三國中轉，也需要進行二次核酸和血清採樣，並向中轉國中國使領館申請HS碼或者健康證明書。
林瑞琴還是想回家。她加了好幾個“票代”（機票代購中介）的微信，每天跟“票代”說早安、晚安，夜裡焦慮到失眠，凌晨兩點睜開眼睛的第一反應就是給“票代”發微信，“怎麼樣，有消息了嗎？”
最終，在滯留了近10個月之後，她搶到了一張機票。加上住宿和交通共花費近四萬人民幣，做了四次核酸檢測和血清檢測，冒著生命危險連夜輾轉尼日利亞兩個州、在中轉國埃及等待四天，才終於回到中國。
在滯留尼日利亞的華人群體裡，像林瑞琴這樣成功回國的是少數。據她所知，有人曾感染新冠病毒，擔心無法獲得雙陰性檢測結果不敢回國；有人公司倒閉，賺的錢還不夠買一張回國的機票；有人不會英語只能把全部希望寄託在公司身上，但公司不願意承擔昂貴的機票和潛在的風險。
她不知道，除此之外，在遙遠寬廣的非洲大陸，在更多看不見的地方，還有多少同胞正在忐忑地觀望，期盼能早點回家。
廠房外的夕陽 受訪者供圖
穿越“死亡公路”
又是一個失眠夜。林瑞琴早上四點才睡，打了兩個小時的盹，又醒了。她迷迷糊糊地拿起手機，突然被一連串消息和7個未接語音電話驚醒——是“票代”發來的。
“給你改到11月7日這班，就一張票，等你確認。”“你來得及嗎？”“著急，速回。”
林瑞琴立刻從床上彈起來，打電話讓“票代”趕緊把票定下來。激動的勁兒過去後，她才反應過來，只剩兩天時間，她要找到合格的檢測機構，拿到兩份核酸檢測和血清檢測報告，上傳大使館審批獲得HS碼，再飛到首都阿布賈乘機……時間有限，砸進去的幾萬塊很有可能就這樣打了水漂。
但她不願意放棄這個難得的機會，在無數個寄希望於“票代”的華人中，她是為數不多的幸運兒。33歲的 Ramon 在尼日利亞拉各斯州的一家做芝麻出口的貿易公司工作，在非洲待了三年。正常情況下，他應該是今年六月休假，繁重的工作、孤獨的生活以及疫情帶來的壓抑情緒讓他喘不過氣來，他盼著早點回國，跟朋友們喝喝酒聊一聊。國際航班的解禁從四月一步步推遲到十月，他聯繫了好幾個“票代”，乾脆把自己的護照信息直接發過去，“只要有票，不管什麼時候，不管多少錢，都買。”但很長時間過去，他都沒收到回應。
跟他們相比，55歲的湯建新顯得更老實一些。他在阿南布拉州一家臺灣公司做裝修工人，到非洲務工五年，只會簡單的英語。由於疫情，他的回國假期沒了，公司沒有給出任何解釋，他也不敢問，只能繼續工作。到十月，女兒的婚期臨近，他才鼓起勇氣問老闆，能不能幫忙買票回國？老闆以票價太貴、疫情還很嚴重拒絕，他也就不好意思再說什麼，只能繼續等。看到林瑞琴等人在網上發文章傾訴回國難，他也很激動，但抱怨兩句又蔫兒了，“算了，還是等吧，不給公司添麻煩。”
林瑞琴非常珍視幾經波折爭取來的回國機會，一掛掉“票代”的電話，就趕緊安排行程。卡諾州飛往首都阿布賈的航班一天一班，當天的售罄，林瑞琴買了第二天的。她在網上找到了兩家符合標準的檢測機構。本來已通過電話成功預約，但直到下午四點，機構才告訴她，血清檢測的服務到下週才能啟動。情急之下，林瑞琴做了個大膽的決定，連夜開車去阿布賈做檢測。
得知這個消息，尼日利亞同事震驚地問她，“Are you crazy？”在本地人眼中，夜晚的卡杜納—阿布賈公路，是一條類似“死亡公路”的存在。卡諾州位於尼日利亞北部，地處撒哈拉沙漠西南邊緣，由南至北的公路從佈滿灌木叢的荒原中蜿蜒穿過。林瑞琴聽說，極端組織發起恐怖襲擊的時候，常常有恐怖分子從灌木叢裡衝出來劫車殺人，連有上十年長途貨運經驗的本地人都不敢在夜裡走這條路。
但林瑞琴當時沒想那麼多，匆忙收拾好行李，叫上司機，開始了瘋狂的旅程。她看了眼手機，十幾個在非洲久待的朋友發來消息，有的問她有沒有帶警察或大兵一起，有的讓她發定位報平安，在阿布賈的合夥人一晚上沒睡，攥著手機，隔一段時間發一條消息給她，到哪兒了？
尼日利亞的汽車很破，基本上是從中國或日本淘汰過來的二手、三手、甚至四五手舊車，常常會出問題。當天晚上，林瑞琴的車爆胎了兩次。第一次，車胎在一個村口裂開一條縫，司機去村裡找人幫忙，林瑞琴一個人留在黑漆漆的公路邊上。一陣涼風吹過來，遠處的燈光隱隱綽綽，她心裡發慌。一個多小時後，司機回來，重新上路，結果夜裡12點多，車胎又爆了，司機用力地打方向盤，汽車差一點滑進路邊的灌木叢。這一次，車停在了一片黑暗中，長途貨運經驗豐富的司機都不敢在這種地方打開車門，“要是碰到壞人，我們會被殺死的。”他踩下油門，汽車靠破損的車胎，顫顫巍巍地顛了一段距離，最後看到一處有警察的加油站，才安心地停下。
十個小時後，林瑞琴終於抵達首都阿布賈，她打開快沒電的手機，給朋友們報了個平安，疲憊地躺下了。兩個小時後，她又強忍著睡意爬起來，在幾個檢測機構之間奔波。凌晨，她輾轉拿到中國大使館工作人員的私人聯繫方式催問進度，最終在第二天出發去機場之前申請到了HS碼登上飛機。
從11月5日定下機票，到11月12日落地杭州，原本十幾個小時的歸程，她花了整整一週。
登機前的林瑞琴 受訪者供圖
比死亡更可怕的是未知
林瑞琴和 Ramon 都習慣在支付寶的頁面裡查看尼日利亞當天的新增確診病例數：11月6日，180例；11月9日，300例；11月13日，212例……數字居高不下，但在尼日利亞，沒有人把這些當一回事。
“街上早就沒有人戴口罩了，當地人都覺得病毒已經被消滅了，他們不相信數據，認為政府想以此來騙 WTO 的錢。”Ramon不能理解當地人的邏輯，但他也不相信政府公佈的確診數據，因為“真實的確診病例數和死亡人數一定比公佈的多得多。”
尼日利亞經濟落後，醫療資源和檢測能力十分有限。據世衛組織稱，在大部分非洲國家，每百萬人配備的重症監護床位僅有約5個，而這一數字在歐洲是4000個。對大部分人來說，連病毒檢測的機會都沒有，更無法被納入統計數據。
更何況，在這片土地上，病毒和死亡是再常見不過的事了。今年新冠疫情期間，被發現了 70 年、尚未有疫苗攻克的拉沙熱病毒同步在當地爆發，病死率達到 19.3 %，遠高於尼日利亞新冠肺炎的病死率。
本地人已經習以為常，華人卻愈發恐懼。身體稍有異常，就會牽動他們全部的神經，因為一切都是未知的——不知道會不會被感染、不知道得了什麼病、不知道能不能得到治療、不知道會不會客死異鄉。
最直觀的表現是囤貨。3月底，林瑞琴從當地朋友那裡得到消息，卡諾州要“封城”，她的第一反應是囤口罩。超市裡沒有，林瑞琴就去黑市買，原本十七八元人民幣一盒（50個）被炒到 100 元，而且只能按箱賣。林瑞琴一咬牙拿出2000元，結果被告知這批貨已經被訂購一空，得等下一批，要加錢。她加了2000元，到交貨期時，賣家再次要她加錢。來回折騰三次，林瑞琴出了 6000 多元，仍然沒買到口罩。
除了搶口罩，她還囤了兩箱洗手液，數不清的麵包和豆子罐頭。擔心感染無法得到醫治，她花一萬多元人民幣買了一百盒蓮花清瘟膠囊，分了一部分給公司同事之後還剩很多，塞了滿滿一冰箱，到現在還沒吃完。
Ramon也加入到了囤貨大軍中。拉各斯州“封城”前，他開車出去，跟著市場里人一起，把菜一筐一筐地往車上搬。他還留了中國超市的聯繫方式，封城之後，他通過電話訂菜，再讓超市員工送到樓下。他和同事住在四樓，疫情期間，他們給家裡的司機保姆放假，不讓任何人上樓進門。菜送到了，Ramon在水桶上繫上繩子，從陽臺把菜吊上來，瘋狂地噴灑消毒水之後，再曬兩個小時，才敢用手去碰。
儘管處處小心，Ramon還是病了。
五月初，當地疫情最嚴重的時候，他和另一個同事相繼出現咳嗽和發熱的症狀。兩個人胡亂吞下一堆粉末或膠囊狀的藥物，仍沒有好轉。那幾天，他們渾身無力，夜裡幾乎隔一個小時就會拉一次肚子，趴在馬桶邊，嘔吐到沒有力氣站起來。
Ramon不知道這是什麼病，一躺到床上就胡思亂想——會不會是新冠？沒得治了怎麼辦？如果死了公司能賠多少錢？恢復清醒後，他又自我安慰——這是瘧疾，不是新冠。後來，司機開車帶他們去30公里外的醫院用試劑條做檢測，Ramon的結果顯示是一條槓，沒有感染新冠肺炎，同事的結果顯示有兩條槓，另一條不明顯，醫生沒給出確切的診斷，現在也不知道是否感染過。
這種未知的恐懼也曾籠罩著林瑞琴和她的三個室友。卡諾州“封城”後沒幾天，林瑞琴突然覺得頭暈，渾身無力，體溫達到 38.5 度。第二天，另一個室友也開始發燒，整晚整晚地咳嗽。接下來幾天，剩下兩個室友開始發燒。一整個月的時間裡，四個女生接連出現症狀，咳嗽聲、嘆息聲，混雜著焦慮與恐懼，在封閉的房間裡瀰漫開來。
白天，街上有警察值守，不讓出門。林瑞琴讓司機晚上開摩托車偷偷帶高燒至 39 度的室友去醫院打針。他們去了好幾家醫院，每個醫生的說法都不一樣，他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感染了新冠，還是得了瘧疾，或是其他什麼疾病。林瑞琴記得，國內的新聞裡說，得了新冠的人沒有力氣，連200米的路都走不了。因此，她隔一段時間就問室友，“怎麼樣？能不能走200米？”
那段時間，林瑞琴不記得自己究竟吃了多少藥、打了多少針，幾天之後，她的症狀消退了，另外兩個室友也逐步恢復，他們都不知道究竟是哪種藥起了作用。但那個燒到39度的室友一直沒有好轉，反覆發燒，咳嗽不停，一個月瘦了 15 斤。夜裡喘不過氣來，室友找林瑞琴借了個墊子，躺在走廊裡。林瑞琴後來得知，室友怕自己死在非洲，沒機會再跟家人見面，甚至偷偷寫好了遺書。
一個月後，這場說不清緣由的疾病稀裡糊塗地過去了，四個女生都恢復了健康，重新開始上班。城市解封，當地人相信病毒已經被消滅，官方的確診數據還在增長，但街上沒人戴口罩。林瑞琴有時候也感覺恍惚，“真的像一切都沒發生過一樣”。
尼日利亞的街道 受訪者供圖
永遠是意外先來
和很多在尼日利亞的華人一樣，林瑞琴感覺真正緊張的就那麼一個多月，但由疫情引發的一系列問題，通貨膨脹、政府腐敗、饑荒、失業、暴亂……接二連三地暴露出來。
來尼日利亞七年，林瑞琴從沒感覺到情況如此糟糕。2014年5月，大學剛畢業的林瑞琴第一次踏上非洲的土地，當時，她對未來充滿了期待，要闖蕩一番，要發展事業，要證明自己。
對一個初入社會的女孩來說，非洲的工作和生活初看像一個美好的夢——她獲得了比國內高一倍的年薪、住進當地最頂級的富人區別墅、司機保姆一應俱全，生活中沒有一丁點需要操心的地方，她只需要專心工作。
50歲的湯建新也是懷揣著對非洲的美好想象出來的。2015年，國內面臨經濟下行壓力，他在杭州的一家裝修公司工作，年薪八萬。聽老鄉說，出國打工掙錢多，他也想去闖一闖。沒有渠道，他給中介公司交了三萬塊錢，對接到一家臺灣的裝修公司。不太會英語，他就下載了個App，一句一句地跟讀。
他跟著一群陌生人，飛到了地球的另一邊。第一次，湯建新和老闆簽了17個月的合同，年薪十五萬，包吃包住，還有額外獎金。他滿懷期待，打算闖蕩一片“廣闊的新天地”，待了一段時間之後，卻感覺這裡連中國的農村都不如，“我們那邊的公路都直接修到村裡哩！”一次出門遭遇搶劫，這讓湯建新對非洲更沒了興趣，他幾乎不離開工廠區，每天宿舍、工地兩點一線，一心想著攢錢回國。
林瑞琴對非洲的熱情也在一點一點被消耗，她有時感慨，“早知道是這樣，就沒必要出來闖蕩了。”七年間，她眼看著尼日利亞的恐怖分子暴亂越來越多，政府越來越腐敗，普通人越來越窮。到今年，甚至“政府都沒錢了”。
疫情後，林瑞琴明顯感覺的到政府工作人員上門收稅的次數都變多了。在尼日利亞，華人企業經常得應付政府以各種名目亂收費的問題，卡諾州解封后，政府工作人員就開始頻繁地來辦公室徵稅。“很多時候就是把稅的名字變了個單詞”，林瑞琴很生氣，但對方不作解釋，只說這是“something new”，要求她支持政府，否則就要把店鋪鎖起來。原本不景氣的生意，因此雪上加霜，林瑞琴也不知道該怎麼熬下去。
路邊的水果攤 受訪者供圖
經濟下行讓在非華人的“淘金夢”破滅，更直接的人身安全威脅，讓他們產生了離開的念頭。
對Ramon來說，非洲的生活曾經是“刺激”的。2017年，在國內創業失敗的他通過網絡找到一份在坦桑尼亞的安保工作。他當過兩年兵，職位描述裡“槍支保養、安全維護”等字眼讓他感到興奮，出國之後，他常常跟小偷和劫匪打交道，有一次還帶著警察車隊一路狂飆追趕小偷，“很爽”。
但今年，原本的“刺激”成了威脅生活的“危險”。據《每日郵報》報道，自尼日利亞採取封鎖措施以來，國內爆發了大規模的通貨膨脹，造成公民普遍工資低，失業人口增加，最終引起了全國性的饑荒。10月初，各地的民眾走上街頭抗議，將目標瞄準了政府的糧倉。據統計，尼日利亞全國36個州，有近三分之一都報告稱糧倉遭到突襲。
與此同時，街頭還接連不斷地爆發抗議和暴亂。Ramon目前在尼日利亞的公司負責物流，能及時瞭解到各州的道路安全情況，最近，他頻繁在朋友圈提醒華人朋友：“APAPA 附近的油罐爆炸，道路封閉”、“路上到處是賣散裝汽油的，分分鐘就做成汽油彈了，注意安全”、“EndSARS遊行在拉各斯州爆發了，同胞們不要出門”……
本地新聞裡，幾乎每天都會見到槍殺、鎮壓或死亡這些詞。對於漂在異鄉的華人來說，腳下似乎埋著數不清的“炸彈”，誰也不知道，哪一天，哪一顆，會突然爆炸。
Ramon盼著早點買到票，離開這裡。“在國內，我們總說一句話——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個先來”，他苦笑著說，“但是在非洲，永遠是意外先來，沒有明天。”
Ramon工作現場 受訪者供圖
孤獨是漫長的
這一年漂泊在外的經歷，讓林瑞琴產生了一些改變。原來，跟爸爸打電話聊起工作的不順時，爸爸勸她辭職，她總是很堅定地拒絕，說自己要“繼續打拼，發展事業”。這次回國後，她躺在隔離酒店的床上給家裡打了個電話。爸爸還是勸她回家，她沒說什麼，忍不住哭了。
按照原本的計劃，她打算跟相戀三年多的男朋友討論結婚的事。但長時間的異國，讓兩個人的感情變得冷淡。回國航班多次取消，林瑞琴一次次地哄著說，“再等等我，再等等我。”但他們之間的聊天越來越簡短，到九月，幾乎只剩一句“早安”和“晚安”。後來搶購機票、輾轉做核酸、一路奔波的艱辛，林瑞琴都懶得跟男朋友說了。
最近，她決定分手。林瑞琴說，在這個男朋友身上看不到穩定和未來，經歷了今年的動盪之後，這對她來說變得愈加重要。
Ramon之前也對安穩的生活或親情友情沒什麼留戀。隻身闖蕩非洲，他自嘲說，像是“把整個人賣到了這裡”。公司統一安排食宿，工作區和生活區在一起，也就意味著沒有自己的生活。Ramon不在乎。他將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只要有活兒，隨時都得幹”。忙的時候，Ramon 會工作到凌晨，從客廳移步到臥室，倒頭就睡；閒的時候，他就自己一個人在樓下做運動。
華人社群在非洲相對獨立。Ramon所在公司的拉各斯分部只有他和同住的那個同事。逢年過節也是兩個人一起過，多炒幾個菜，加兩瓶啤酒，聊了幾句都沒話說了，又低頭各自玩手機。
相比之下，林瑞琴性格外向，又經常跟本地人做生意，所以除了同事之外，還有一些尼日利亞朋友。但今年的疫情，在兩個社群之間建起了一堵高牆。疫情爆發初期，林瑞琴走在市場裡，常常碰到本地人衝她喊，“Coronavirus！Coronavirus！”有些小孩不懂是什麼意思，但也學著大人，跟在她後面喊。她只能減少跟本地人打交道的次數，到後來甚至完全不出門。
這樣的隔絕，對湯建新以及年長一些的工人來說，是非洲生活的常態。
每個合同期，他們被飛機載到一萬多公里外的陌生大陸，再由大巴車送進偏遠的工程區，合同期結束，再循著相同的路徑返回。儘管在尼日利亞待了五年，湯建新幾乎沒怎麼離開工廠區。對他來說，在非洲還是南美洲，差別都不大，無非是換個地方施工罷了。
湯新建工作的地方 受訪者供圖
唯一的樂趣是跟家人打電話。尼日利亞和中國有七個小時的時差，湯建新習慣在每天早上七點多起床時，跟老婆或女兒視頻聊聊天，那時候是國內的午休時間。晚上六點多下班，國內的家人睡了，他就自己在宿舍裡看看電視，玩玩手機，十幾個月的漂泊生活被切割成無數個重複的日子，一晃眼就過去了。
但今年，疫情把時間拉長了。
公司以疫情不穩定為理由，讓Ramon把假期延到下一次，但他計劃，等元旦一過，就寫郵件向公司申請回國，“這次說什麼我都要回去”。他甚至考慮，回國之後就重新找份工作，或者自己創業，再也不去尼日利亞了。
天氣涼了，新一波疫情似乎有爆發的風險。林瑞琴躺在酒店的床上，她不確定接下來還會發生什麼，也不知道混亂和隔絕什麼時候才能結束。但她知道，自己還得一個人面對接下來的事情。
她掛掉爸爸的電話，繼續處理工作。14天的隔離一結束，她得遵照老闆的要求，立刻接種新冠病毒疫苗，隨時準備再回到尼日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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